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成立十年了。为纪念十周年，于是有这个讲座。
“十年辛苦不寻常”。写文章如此，办文学团体也如此。因为大家现在在做的，实在是在我们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显得非常突兀，非常“不合时宜”的一件事。大家都辛苦了。（这只是一个事实的简单陈说，不是首长视察工作时的那种套话。不是大人物虚张笑脸作表面慰问的cliché）。大家都辛苦了。去年，我们不是刚谈过一轮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困境”不是？很快，一年又过去了。
一年过去了，但到底也就是一年。一年前的印象犹深。因此，当我收到俱乐部寄来的讲座通知卡，看到题目竟然是“十年来文学创作收获”，不免错愕。脑筋一时还真有一点转不过来。
当然，十周年纪念。喜庆。希望沾染一点正面的色彩，要求说一点积极、乐观的话，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既然论的文学，总还要看一看实际的情况，才能作准。
（一）
要说正面、鼓舞的话，近几年来，新加坡华文文学确实有一点给人相对热闹起来了的印象。
这种感觉，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一个，是书店。本地几家比较具规模的书局，在先后几乎变成某种文具铺与音像店、工具书与实用书籍专卖店之后，似乎相继又往书店应有的“人文”本色做了一些调整。几家大型的双语书店（外来的，在外站稳脚跟然后“海归”的），对华文书的经营似乎也都用了心思。
有心人小本经营的几家小书店，像草根书室、长河书局、新华书店，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是本地文史哲类华文书读者的主要或甚至唯一的书源，现在情况开始有了些变化。只是，这些小本经营的有心人，处境却可能格外艰难了，大家还是适当地支持一下吧。这是外话。
书店的这些变化，本地华文书的销售虽然不一定能够“立竿见影”地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从大的环境来看，总是有利于维持甚至帮助打开我们的华文阅读风气，那也是很大的“功德”。因为这不但牵涉到潜在读者的数量，也关系到今后新生一代的写作人。
一个，是文学团体。几个历史较久的团体，像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稍后的五月诗社、锡山文艺中心，都继续坚持了下来。此外，这些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团体。
今天的主办单位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就是其中一个。据我知道，热带的会员大部分是有一定写作年龄，但在原来社团解散后长时间不结社，或者有些是从来就不曾参加过什么文学团体的写作人。本来是边缘中更加边缘的一群。
另外，新生代写作者也有自己的团体。譬如异质诗社，以网上社团的形式活动，办网上月刊。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也设置了含文学内容的网站随笔南洋网；新移民外，本地作者有些也到那网上去建了博客写文章。前些时，还有个亚细安网，陈华福和朋友合作弄的，也有文学内容；现在，那个亚细安网没了。
这些文学团体和组织，定期举办文学活动，基本都有自己的刊物或网刊。会员里面，有些也自己办刊物，像长河办《文艺天地》，方然、芊华夫妇办《赤道风》，俱乐部海外会员甄供、伍良之、杰伦等人在吉隆坡办《爝火》。网刊不说，这些纸面的出版物大多只能做到半年刊或季刊，甚至只能是年刊。尽管如此，总是多少弥补了报章文学副刊版位的萎缩，扩大了作品的发表空间，对激励文学创作起了一定作用。
再来一个，是文学书的出版。文学作家继续将自己的作品结集自费出版。小型的出版社如草根书室、玲子传媒、创意圈工作室、华艺出版社等，偶尔替作家出版集子。近一两年，资金实力比较大的出版社如青年书局、八方文化企业，也积极介入了出版本地文学书籍。本地文学书的出版数量，因此显著见增。
另外一个，是官方。政府在上世纪末宣布经济建设转向知识经济模式，又在新旧世纪交接之际宣布要建设文艺复兴城市。接着，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提倡创意；接着，表明要搭中国经济的顺风车。
在这些等等之后，对待文学艺术和华文的态度，渐渐看见了一些变化。艺术发展理事会继续办新加坡金笔奖文学创作比赛和作家节活动，同时也赞助文艺团体的活动和本地书刊的出版。国家图书馆设立了专门单位，举办新加坡阅读月、文化讲座，协调读书会活动等。全国书籍发展理事会从艺理会得到拨款，以“新加坡文学奖”的名义，恢复了一度停止的“全国书籍奖”评奖。
变化发生之后，老师把本地文学书介绍进学校，要遭校长或主任白眼的现象，即使不是完全绝迹，据说至少那白眼也不再是那么“惨白”颜色。
国际组织对“世界大都会”（metropolitan）的评估，设置了文化、人文的软指标；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那么巨大的市场潜力；以中国大陆为主的中港台新移民的显著增加。我想，这一些，也许都是我们需要“感恩戴德”的对象。
随着上述这几个方面综合发生影响，加上从台湾引进的读书会形式，在本地迅速推广（据说华文读书会目前已达二十几个），热闹的感觉，也就越发浓烈了起来。只不过，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有时不免要从读书会联想到过去所谓的“学习小组”；一联想，就和和在座诸位中的不少人一样，或许也和台湾的陈映真一样，头脑就要发麻。当然，这也是外话。
所有这些，是不是等如新加坡华文文学创作的“收获”暂且不论，至少，总是“正面”和积极的趋势和发展。
（二）
相对热闹起来了，那当然好。但我们华文文学的实际处境，是不是真的从此就步入了坦途，恐怕还须要仔细观察。
你不要看飞机场、地铁站多了几个华文和其他民族语文的告示，观光景点多了几道说明，就认为已经是当前形势一片大好了。华文和其他民族语文，在我们语文环境中被严重边缘化的境况，要发生根本的改变，究其实，我看还须要等待。
本地华文书刊的销量，从上万本到数千，再降到一千上下。甚至有文友告诉我，目前只要能卖上个百来本，一般也就算成了畅销书。书局进口华文文史哲类书刊，特殊热门的不说，一般据说每种也不上十本。这就是我们的实际处境；在华文被边缘化和文学被边缘化这双重排挤下的实际处境。
实在是几乎已经到了退无可退、再无退路的地步。有一首中国抗战歌曲，麦新词、孟波曲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在场应该有人还记得。大致是这样的词：“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我们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我在朋友家里听见，一走神，竟要怀疑说的就是我们华文文学的处境。
已经来到了生和死的临界点。另外那一头，再恶劣下去，也就直接进入了死亡。
循曹乃谦用雁北方言说“有点脏”的“做那个啥”的路子，我曾经和几个文友私底下开玩笑，用闽南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本地文学创作和出书，差不多已经是“自己做自己爽”。
出口成“脏”，肮脏的“脏”。抱歉抱歉。
（三）
可是，偏偏热爱文学的“文学人口”，就是这样的怪物。癫狂狷介，不识时务，不合时宜。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是豁出去了。
其实，即使在环境还比较好的时候，我们也已经认清了文学不可能养活写作者的命运。我们没有“职业作家”的传统，从来不存什么依靠创作过活的奢望。写作者走进报馆、走进其他传媒，或者更早一些，方修和苗秀两位先生以“低”学历走上大学讲坛，虽然都是实在的事例或者有过的特殊例子，但走进去以后领薪水其实不靠写作。我们的传统是，写作者对文学、对创作，向来就没有什么物质报酬的要求。副刊稿费向来不高，杂志写稿更都是做的“义工”（当然不是领“花生米”的那种义工）。
也许被逼进了死角，反而激起了大家的危机感。是不是确实这样，我不知道。总之看到的是，我们的文学作者并没有因为环境恶劣而变得凋零。没有因为这样散伙。
缩小视野，集中到小说范围来看。这种和恶劣环境的反差，好像还要更大一些。近几年来，本地华文小说家的队伍不单只没有萎缩，反而似乎更见充实了。
老作家和有一定写作年龄的作家，有不少人一直坚持下来，有不少人停笔或几经周折后重新归队。其中，当年写《小茅屋》、《阳光与雾》的贺巾，忽然又拿出了新作，叫人有久别重逢、恍如隔世的感慨。原来的诗人、散文家，近年来转向小说创作的，更大有人在。
我去年说过，“华文环境已经到了叫人不堪回首的地步”，但“年轻的华文文学作者仍然一代代出现”，“始终没有‘断层’”。这话一点不夸张。
我们的传统华校，是在1984年正式弄没的。按年龄算，目前三十岁上下的青年，都是在非华校教育环境下出来的。即便如此，我们也并不缺乏这一个年龄层的年轻华文作家，如异质诗社同人的陈志锐、黄凯德、黄浩威、陈华彪，如圆切线的卓炜峰，如年纪更小一些的函函等。而且，不少人拿出了漂亮的作品。
此外，新移民（包括一些暂时旅居新加坡的外来华族人口），像中国过来的张惠雯、窦红梅、刘菲菲、宣轩，台湾过来的毕镐娇等，都分别在新加坡写出了作品，一些人赢得了创作比赛，一些人出版了集子，进一步丰富了本地文学与小说创作。
这些不同年龄层、不同出身背景、来自不同地域、接受不同文学启蒙的作者，从不同的生活面、不同的关注点出发，对人与人生进行探索、体味，通过小说叙事，诉诸笔端，各自拿出了自己风貌各异、不同审美的作品。
把这些放在一起来看，就形成了一片从多方面展示新加坡社会与环境变迁和当前境况的人文景观。牢牢留住过去的记忆，娓娓诉说当前的生活。
本地年轻导演陈彬彬（Tan Pin Pin）有一个纪录片近作《备忘录》，英文名称叫做《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y）。她用的胶片，我们的小说家用的华文，把这个城市匆促变化的方方面面，捕捉、保留在文字里头。文字符号，虽然 “看不见”具体样貌，却都是在心灵上面留下来的一道道或深或浅的刻痕。只要有谁愿意在忙碌的生活里抽出一点时间，打开书本，就是一个能让你和一个个活跳跳的心灵作沟通和交流的广阔世界。
（四）
作者群的结构和变化，现实社会和生活的结构和变化，塑造了我们华文小说今天的面貌。
小说家们以文学作为叩问生命、探索社会、体味人生、诉说生命体验的手段。在对文学本质的持续追索过程中，小说手法和过去比较，显著向着多元发展。流派的分野，譬如过去现实主义、现代派本来泾渭分明的区别，如今界线日益显得模糊。
就个人平时阅读印象，说几个实例。
譬如：英培安的长篇《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把人物放置在华文地位旁落，华校生在社会繁荣发展时期身份越发尴尬，传统价值观与现实利益考量之间发生尖锐矛盾的处境下，通过“我”和第三人称“他”的“我自己”之间的纠缠，把人物内心冲突的“内省”，转移为外部状态作正面实写。这个叙事观点的处理，无论是否来自高行健《灵山》的启发，关键在小说通过采用这样的叙事策略，开辟了一个可以从容而且动态地，深入书写人物内心挣扎的灵活空间。2006年，《亚洲周刊》把这个作品评选为当年“十大中文小说”。文学书写从外部转向内心，其实并不就决定作品将脱离现实、显得苍白。培安这个小说，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人对自己进行毫不放松的叩问，从内心审视外部变化对人的影响，在语言未及的地方去作细致的体认，无论中外，其实早有站得起来的佳作。譬如卢骚的《忏悔录》，譬如五四时代郁达夫的《沉沦》。拍案而起的闻一多，曾有题为《口供》的诗，说自己的“坏话”：“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每读都叫人有“醍醐灌顶”的震撼。中国当代诗人戈麦，也在诗里这么说：“我，是我一生中无边的黑暗”。
希尼尔的系列微型，是另一个文学无固定做法的例子。他的微型，惯常以各种非文学文体来颠覆小说书写，譬如他的《变迁》，有个副题叫“二十世纪末南洋刘氏三代讣告实录”。就像副题所示，整个小说就是三则刘氏三代人的报刊讣告。首则行文古朴，次则全用白话、家属出现洋名，第三则是英文讣告（大概是已经转到英文报，不在华文报登讣告了）；安葬处从华人坟场到基督教坟场，最后火化；从列名讣告的家属，则见一是移居国外的渐渐增多，一是列入的家属人数递减；至于英文人名，同一刘姓写成英文可以是Lau、Lew或Liu。讣告外再无一句说明，但其实细节丰富；一个社会的变迁，生活的洋化、华文的没落、传统的丢失等等，早已饱满勾勒出来。
另外，老报人梁明广（即现代派前辈作家完颜籍）在报章副刊撰写方块，有时议论小说叙事，总有新意，但那当然不是小说本身。可是，他有一度利用方块专栏，用第一人称一连串写了一个学电脑的经历；连载好几期下来，读者才幡然醒悟原来那竟是虚构的“小说”。作者在悄无声息之际，以小说颠覆了方块文体。
有人指出，尼采的个人意志，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弗罗伊德的心理学，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站在巨人肩上，继承大师们的思想财富（上述三人外，自然也含老庄等我们自己的传统），对我们通过文学从里到外探索人与人生，增进对人与社会的影响，肯定大有助益。若有因尼采而无限膨胀（如高长虹的“狂飙”），因马克思而将文学书写做成意识形态的图解，因弗罗伊德而变成好莱坞影片中庸俗化心理分析的陈腔滥调，责任并不在源头。
文学本来就应该由“说什么”牵引“怎么说”。既定的文学理论，整理出来的文学规律，是既有作品的经验总结。通过梳理，使之面目清晰、条理分明，有利于借鉴、启迪，却不是条条和框框。
（五）
多元的作者结构，也带来了本地华文小说取材的多样化与多面性。现实弊端、民生疾苦，生命的价值、社会的走向、青少年的彷徨一类“传统”题材，继续在新的环境下受到小说家们的关注。其中，谢裕民在利用顾左右而言他的技法、装作玩世不恭的态度写过了他的都市小说后，在《重构南洋图像》的三篇作品中，从古籍着手，回溯先辈流落到新加坡与东南亚的步履，围绕着植根本土、认识自己的努力和需要，开始了他有意思的南洋寻根之旅，拓展了另一个书写空间。同样是他自己的另类的“文以载道”。
民族语文和传统价值观念式微，也触动了小说家们的切肤之痛，特别是（但不仅限于）教师或文化机构背景或出身的作家如黄孟文、张辉、林高、长谣、风沙雁、南子、谢清、梁文福等，无不倾注力量于诉说“黍离之痛”的“文化乡愁”之作。这类书写，几乎可说是成了我们小说中的一个“显学”。
商业社会的尔虞我诈，都市生活的困惑，青少年面对社会的迷惘，也是小说家们笔下的题材，如柳舜的《MD是怎么选出来的》（MD即Managing Director，常务董事或本地惯称的董事经理）；陈美华、方然、艾禺、李选楼等都有这类作品。流军则在写过商场后转向乡野，向近代史挖掘小说题材。
社会逐渐开放、各种禁忌有所宽松，伴随着许多力求打破主流体制垄断历史阐述的另类历史材料的出版，一些作者开始了涉及历史大叙述的小说书写；另外一些作者，则朝不同的方向去打破过去禁忌，尝试通过小说较直接、贴近地梳理人的情欲。
针对大历史书写题材的小说，我曾经在吉隆坡说过个人的意见，现在还是持同样的看法。一场牵涉面极为广泛的社会改革运动，跨期久远，里头浇灌了无数人的生命、血泪、理想和青春，既长期成为禁忌、在主流话语之外长久“失声”，也就意味着长时间没有条件广泛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加上各种内外部、主客观的因素，更导致众说纷纭。创作者要通过文学创作发言，有一个是否具备了条件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摆脱有意无意成为成王败寇的合唱，需要谨慎考虑。包括李锐说的，“故事可以虚构，细节却不能任意胡说”；哈金说的，选择一个合适的叙事角度切入，“做到可信“，对亲身经历的人“负责任”。
新移民与外来人口，客工和外籍女佣，在大都会的陌生土地上面对着各种问题，也成了许多新移民和一些本地作者的小说题材。就我有限的阅读，这类题材的小说，其中那些取材或背景类似九丹《乌鸦》的作品，或以社会问题小说出现，或以猎奇角度书写，有许多鲁迅先生称为“谴责小说”一类晚清小说的特点；用大先生评“谴责小说”的用语，是：“辞气浮躁，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更低下的，则近于小报的“黑幕小说”了。
新移民写作者，其实也并不缺乏关注其他问题的小说。最近我读到毕镐娇的一个短篇；这个台湾来的作家在写过她小说集《天若有情》的“故土”题材后，新小说把背景放到新加坡的红灯区来，书写小人物相濡以沫、关爱幼小的情怀，有点像过去“侨民作家”逐步将焦点移向本地社会的历史重演。至于她的红灯区不在芽笼，而是现已没落的恭锡街，不知道是不是受苗秀、姚紫当年作品所取场景的影响。
（六）
年轻作家陈志锐目前在剑桥念汉学博士。他和我说过，在学校与住所之间往返，想起这同样的路径当年曾走过徐志摩等前人，心里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仓促而片面地浏览过近年来新加坡华文小说创作，从我们小说家群在年龄、背景、文学启蒙、审美旨趣的多元构成联想开去，仿如在我们当前的文学景观中，看到本地华文文学这几十年来留下的风霜，看到作家们当年如何在各种副刊、期刊上开始迈出第一步，看到老编辑如杏影先生等手把着手为青年引路的身影。一时间，竟也同样有了一种莫名的感动。
我中国来的文友达言茂，仿效希尼尔把新加坡叫做“浮城”，有《浮城文人礼赞》诗。诗曰：“一帮子纤夫／拉着文字的绳索／在祖先河里弄波／艰难地走着、行着”，“一辈辈甘当纤夫／一代代传承薪火／吟着唱着／跋着涉着／无悔唯一的选择／终有这／沙漠里的珍珠串串／荒原上的玛瑙颗颗”。“不称奇迹么／也应是传说”。
让我们大家共勉。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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