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眺百年前的新加坡—读李钟珏《新嘉坡风土记》

发布时间: 2006-11-23 22:56    作者: 心远居士    来源: 随笔南洋网    查看数: 1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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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暑假,女儿负笈南渡,赴新加坡读书。自此,凡是有关新加坡的报章杂志,乃至因特网上的一条相关短讯,都成了我的必读。平素对近百年中国历史饶有兴趣,书箧中正好藏有李钟珏的《新嘉坡风土记》,这个本子是民国二十五年商务版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编《海录及其他三种》,李著就是“其他三种”里的一种。于是,抽空翻检出来,再披览一遍。读着百年前这位上海先贤撰写的新嘉坡游览见闻,引领百年前新嘉坡的风土人情,感慨之余,倍感亲切。《风土记》篇幅不长,内容实在,但凡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均有涉及,娓娓道来,不蔓不枝。阅读这样的文字,犹如徐徐展读一卷工写兼备的风情画长卷,移步换景,趣味盎然。不过,眼界的开阔、观念的转变、心灵的震撼往往是很难诉诸笔端的,我们读《风土记》的文字,看到的仅仅是漂浮在海平面上的冰山一角而已。又是一年月最圆,中国人自古有“卧游”之说。遂草此文,权当神游,聊慰思念之情。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摘牌者

  《新嘉坡风土记》的作者李钟珏先生,一生风云诡谲,充满传奇色彩。他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尤精外科,一生醉心西学,倡导变法图强,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名医,清末民初上海的著名士绅。

  据《上海医药志》等记载,李钟珏(1854-1927年),祖籍江苏苏州,曾祖时迁居宝山高桥镇(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名安曾,字平书,30岁后改名钟珏,晚号且顽。14岁进花行、豆麦行当学徒,同治十二年(1873年)考入当时沪上最高学府——龙门书院(今上海中学的前身)。该书院创办于1865 年,是由上海道创立的一所学术研究与传授机构,学生名额仅三十六名。李后以优贡入仕。

  他三十岁后,由于祖母病故,甚感自疚,始习中医。他自述学医原委:“自是不理举业,专求经世之学。因念先世习医,余以少孤未承家学,此次祖妣之病,茫无所措,深用疚心,爱发先人所贻《内》、《难》、《长沙》诸书,潜心考索,冀有所获。”

  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先生游历新嘉坡,成为其一生的“分水岭”。

  1893-1899年间,先后置广东、陆丰、新宁、遂溪等县知县。任内因支持民众反对法国在广州湾内建筑兵营,被清政府革职。1900年入张之洞幕。翌年,任陆军武备学堂提调。回沪后,从事商业活动。1903年后历任江南机器制造局提调,并兼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江苏铁路局董事职。

  1905年,李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并发起和领导了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辛亥上海光复以后,李出任上海军政分府民政长,名重一时。

  作为上海著名士绅,晚年的李钟珏先生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稍有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人都知道,当年,上海黄埔公园树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而鲜为人知的是,李先生就是它的摘牌者(注1),此其一。其二,李钟珏先生还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校董之一。1926年,上海持续十年之久的特大风波,即刘海粟为倡导裸体模特儿教学案宣判,为给一些官员面子,以校长刘海粟被判罚50元了事。8月19日,《申报》发表了著名的上海美专董事会宣言。宣言最后的署名是: “负责董事梁启超、袁希涛、李钟珏、沈恩孚、黄炎培、……同启”。

  好一个“寻旧盟、敦夙好”

  李先生与新嘉坡有一段令人回味的缘分。说起这段缘分,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左秉隆。左是广州同文馆(广东历史上最早的外语学校)的首届学生,光绪四年(1878年)随曾纪泽出使英国,任英文翻译官。1880年,出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连任三届。在任期间,以振兴华人文教为己任。在他的推动下,前后创办了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室等义塾。左秉隆在新嘉坡九年,“政绩循声,莫能枚举”,有“海表文宗”的美誉。

  李与左是在京师时的结拜兄弟。光绪丙戌年(1886年),李以优贡身份参加
廷试,与十年前在京师结识的老友重话旧好,可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当时,左秉隆已远赴新嘉坡任职。返沪后,李征得母亲的同意,于光绪丁亥年(1887年)正月底启程赴新。船到香港,因其母病重返沪。两个月后,其母病愈,“母将成子之志,促装成行。”于是,李又重新踏上了游历新加坡的旅途。

  李从上海到新嘉坡的航海路线,与今天空中航线迥异:他先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到越南西贡,最后到新嘉坡。若一路顺风,六天可以到目的地;若是逆风,则需七、八天,乃至更多天数。

   令我颇感兴趣的,是李钟珏先生游历、考察新嘉坡的目的。在《风土记》叙言中,李自己说游历新嘉坡的初衷是为了:“寻旧盟、敦夙好,十年之思一旦尽慰。”

  然而,仔细玩味这篇叙言,我们不难读出一些言外之意。

  若是仅仅为了“寻旧盟、敦夙好”,那么,“母将成子之志,促装成行。”一语,没了着落。母亲病刚好,又迫不及待地催促儿子去新嘉坡,“成子”寻友话旧、游山玩水“之志”,李又马上动身,迫不及待如此,似乎不合常理;其二,当时李在京师的几个朋友,仕途较顺,均已晋升,其中左秉隆已任新加坡总领事七年。李在自叙中感喟:“(当年在京师的朋友均)已晋级,独钟珏佗傺如故。每以青云难致,良朋相见无期,用怀惭愤。”李是有鸿鹄之志的读书人,希望有所作为之情跃然纸上。从《风土记》文本看,是书绝非一般吟风弄月的文人游记,此其三。

  因此,我以为,李先生远赴新嘉坡,与其说是游历,毋宁说是自费考察更为妥帖。

  只要约略回顾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同、光时期,欧风东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日渐高涨。朝廷再也坐不住了,开始派员出洋游历、考察。不妨随便拈出几例:

  同治五年(1866年),官员斌椿与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官派出洋考察;
  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选派部员傅云龙、缪祐孙等出洋游历;
  光绪二年(1876年),刘锡鸿出任驻英副公使,到伦敦仅两个月,改变了原来在国内时“内中国而外夷狄”的顽固主张;

  李游历新嘉坡当年,即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帝国从六部和翰林院考选出十二名“长于记载”的官员,出洋游历、考察。可以说,官派出洋游历,渐成时尚。一些具有改良思想的民间有识之士,当然不会坐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返观李的迫切出游,我以为决非纯粹的思念老友、寄情山水可以解释的。难怪现代一些研究者以讹传讹,想当然地以为李去新嘉坡是政府官派的外交官员(注2),或是清王朝使臣了。(注3)

  自从清帝国大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以后,东西交通日益频繁。新嘉坡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作为战略要地而备受瞩目,1818年开埠以后,华人众多,华洋杂处,文化、商贸活动具有明显的中西交汇的特征。《海录》描述当时的“息辣”(即新加坡):“商贾云集、舟船辐辏,楼阁连亘、车马载道。”作为英国殖民地,西方工业化成果和文化理念最先在此扎根,顺理成章。而开埠后的上海,在半个多世纪里,悲壮地谱写了长篇的“三部曲”:猜忌、排斥——观察、思考 ——引进、仿制的漫长过程。李的出游正是处于一、二部曲之间。因此,新嘉坡之于上海,“试验田”作用十分明显,其“示范”效应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讲,相比那些直接去西方游历、考察者,李钟珏先生抽取的“样本”似乎更加直捷可行。这也算是上海人精明、聪明的一个有趣例证吧。

  总之,李去新嘉坡游历、考察,对他立志社会改良,规划人生愿景,绘制实业救国、强国蓝图,具有不可小觑的催化作用。从李先生日后的建树来看,说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亦不为过。事实也是如此,回国后,他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拿来主义”态度,在上海创办实业、主持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活动:如创立医学会,筹办中西女子医学堂,创办南市上海医院,开办华成保险公司、晶新垦牧公司,投资华兴面粉厂等,主持内地自来水厂、闸北水电公司等。

游历、考察新加坡,成为李先生人生的分水岭。李先生与新加坡结缘如此。

  梅子黄时 枇杷熟后

  经过近二百年的建设、发展,今天的新加坡业已成为一个风光旖旎的城市国家。那么,百年前她是何等模样?新加坡地近赤道,属热带海洋性气候,李把新加坡的气候比作江南梅子黄时、枇杷熟后那段时光,极富诗情画意。比李钟珏早十年到过新加坡的王韬,在《漫游随录》曾用十六字概括他对新嘉坡的第一印象:“园囿宽广,楼台轩敞,丛树杂花,风景旖旎。”

  这是王韬先生刚从码头上岸时的感受。那么,李钟珏先生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如何?

  《风土记》这样告诉我们:“坡中道途宽坦,修治之工,终年不辍。桥梁多以精铁为之,较之上海租界各桥,更形坚固。马车路四通八达,无往不利。每于申酉之交,驰车骋游沿海滨以入山内。浓阴深树,细草疏花,不绝于目。时或一溪一桥,两三茅屋。或层楼杰阁,隐约林间。昔人所谓入山阴道应接不暇,殆亦似之。夕阳将下,闻狺狺喔喔声,恍惚峰泖景象,几忘其置身万里外也。”

  在《风土记》中,这是最长的一段景物描写。笔锋摇曳,意胜于辞,一如明人小品,清新隽永。作者明确告诉我们,百年前的新加坡是个动物世界、植物天堂,人类诗意栖居的福地洞天。

  由于前面所述的原因,《风土记》在生态环境、自然风光这方面涉笔不多,但有些也颇有价值。譬如:“坡中时有风,而无飓风;时有雨,而无淫雨。夘初日出,酉末日入,终岁不改。日中则热,夜分则凉,四时皆然。居民单衣一领,若将终身,故甚利穷人。”

  “西人之记晴雨者云:‘近岁最多雨之年,共一百四十日。最少之年,一百十二日。’然晴雨甚调。五日中,三日晴,两日雨。从无久旱不雨,一雨经旬者。”

  作为一个“天朝上国、文化之邦”的士人,他时不时会对所到之处,从人文景观的角度品藻一番。尽管那里没有摩崖石刻、诗壁碑廊,但草木含笑、诗情画意,使他情不自禁以饱蘸深情的笔墨赞道:“叻中无名胜地。然一草一木,无不向日似笑。禽言鸟语,尽含欢声。日晡时濒海远望,帆樯林立中,浮峦数叠,隐隐送青,此景不可多得。”

  有趣的是,他还以中国私家园林的标准,衡量“公家园林”的景致:“西人所谓花园,与中国异。并无楼台廊榭,唯扩地一区,多植树木。其中罗列名花奇卉,供人欣赏。豢养珍禽异兽,广人眼界。”

  但他不得不承认,“公家花园”景致幽旷、令人陶醉:“至如公家花园,虽无足观,亦甚幽旷。”“而花径纵横,亦颇引人入胜。”

  一百年前的新加坡,毕竟城市化规模不大。因此,老虎、鳄鱼之类也时有出没,且会伤人。英国殖民当局竟也像《水浒传》里面的阳谷县令一般,悬赏捕虎:
  “叻中向多虎患。西官悬捕虎之赏,岁有所获。”

   “(鳄鱼)近叻一带甚多。每于夜间游泳,傍舟掉尾,掠人入海吞噬。闻每岁中辄有被其害者。”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开山筑路,人烟稠密,老虎就不太光临了。狺狺喔喔之声,也永远淹没在鼎沸的人声之中。

  叻中华人最多亦最富

  从来就有“海水到处,皆有华侨足迹”的说法。

  新加坡在1819年开埠的时候,据说全岛人口只有一百五十多人,华人约占五分之一。开埠伊始,英国殖民当局因开辟荒岛,乏人垦治。因此,以重赀广为招徕华工,华人接踵而至,其中福建、广东人居多。

  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全部人口十三万九千二百余人。那么,其中究竟有多少华人?与李钟珏同时代的王韬,在同治六年(1867年)应理雅各之邀赴欧洲助其翻译中国经典,船经新加坡时曾逗留数日。他在《漫游随录》中记载:?“新嘉坡古名‘息力’。华人之贸易往来者,不下十余万。多有在明代来此购田园、长子孙者。虽居处已二百余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岁时祭祀,仍用汉腊,……。”

  王韬先生上说至少有两处不确。其一,在他之前四百年,即十四世纪中叶,华人已从中国沿海各省漂洋过海到这个地区谋生。(元?汪大渊《岛夷志略》)其二,华人在新加坡有多少?王说了个约数“不下十余万”。《风土记》告诉我们,王韬所说不确。李查阅了光绪七年(1881年)英国人的《户口册》,华人确切在籍人数应为八万六千六十六人:“福建男女两万四千九百八十一人;广州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三人;潮州两万两千六百四十四人;嘉应州六千一百七十人;琼州八千三百十九人;三周府生长之华人九千五百二十七人;不列籍之华人二百七十二名。统计八万六千六十六人。近五、六年来,虽少有参差,总在八、九万之间。而历来居叻游叻者,动称十余万,皆约略之词。虽西人所报未必尽塙,不列籍者不止此数,然总不过十万人。”

  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对居民设有户口注册和注销制度。凡有隐匿不报的,将处以重罚:“居民生死,每月有册刊报。查西历二月册载:‘居民生育,男女一百五十七;死三百五十。……’观此亦可参知名数矣。”“生死报册俱有限。生育者,三礼拜内不报,查出罚洋五元;死者逾一昼夜,二十四点钟不报,即议重罚。盖恐有别故藏匿。”

  由于在新加坡的华人众多,英国殖民当局还专设“护卫司”,管理华人一切事务。李说这些衙门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李在新加坡五十余日,下榻于驻新领事馆内,与左秉隆两人朝夕相叙。如此判断,想必言出有据。

  当时的新加坡,开埠半个多世纪后“已成巨埠”。华人勤劳似蜜蜂,所到之处,采花酿蜜,致富者众。清末外交官蔡钧《出洋琐记》记载:“当时新加坡潮人陈姓、黄姓,闽人余姓,皆拥资三、四百万,席丰履厚,他处所未有也。”

  《风土记》中这样记述华人的资本积累和富裕:“潮商多业椒蜜。闽商以各项海货及往来各埠之轮船为宗。资本俱巨,他商不能及。”“叻中华人最多亦最富。有拥赀称千万者,有数百万者。若十万、八万之户,但云小康。不足齿于富人也。”

  在南洋的华人勤劳致富,新加坡富人更是多多。光绪十二年(1886年),台湾还专门在新嘉坡开设招商局,办理南洋华侨赴台经营之事。(连横《台湾通史》)可谓“富”名远扬!以致当年插科打诨、戏谑笑话,也往往拿新加坡的富人说事儿。辜鸿铭先生在《张文襄幕府纪闻》里说过一个耐人寻味的笑话:“当年,新加坡有一俗所谓土财主者,家资巨万,年老无子,膝下只一及笄女儿。因思求一快婿入赘,作半子,聊以自慰。又自恨目不识丁,故必欲得一真读书、宋玉其貌之人而后可。适有一闽人,少年美丰姿,因家贫,往新嘉坡觅生计,借寓其乡人某行主之行中。土财主时往某行,见美少年终日危坐看书,窃属意焉。问某行主,知是其里人欲谋事者,遂托某行主执柯。事成,美少年即入赘,作土财主家娇客。入门后无几何,土财主召美少年曰:‘从此若可将我家一切帐目管理,我亦无须再用管帐先生。’美少年赧然良久,始答曰:‘我非看书,我看书中之画耳。’”

  辜鸿铭先生说这个笑话,是讽刺当年中国大量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究宪政”。这类游历、考察,劳民伤财,往往宝山空回,只是看看而已。所以,辜先生叹曰:“噫!今中国王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

  辜先生此则笑话,一石双鸟。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新加坡一部分华人当时的富裕程度、生存状况、生活习俗。

  读《风土记》,我常常以为,“海水到处,皆有华侨足迹”的说法,还可以改为“华人到处,皆有樗蒲”。华人之与赌博,犹如影之随形。中国人嗜赌,可谓历史悠久,于今为烈。谓予不信,可以去翻翻明清人的笔记,在在都有赌博的相关记载。可谓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史载,唐文宗“每至刺史面辞,必殷勤戒敕曰:无嗜赌,无饮酒。”及至明代,竟然还出现了以赌博技术不精为耻的进士!(张亮采《中国风俗史》)记得五年前,笔者在澳门工作期间,曾读到过一组英国著名画家钱纳利的水彩画,其中一幅是澳门华工在工余抓紧时间聚集赌博的场景。画中人物专注、迷茫的神情,令人过目难忘。钱氏曾于十九世纪中叶,在澳门生活过多年,相信决不会虚构。更妙的是,即如笔者起草此文时,高邻的麻雀之声也正声声入耳!

  那时,华人聚集的新嘉坡当然也概莫能外,据《风土记》载:“英人赌禁綦严,然叻中赌风甚盛。有一局名天师公司,专诱人赌,党与极多,无法禁绝。”

  尽管英国殖民当局禁赌,但屡禁不止。然而,赌博毕竟属于非法。有华人“上条陈于议政局”,希望当局参照荷兰的办法,“尽弛禁令,重征其饷,”这样可以每年增加数十万元税收云云。当局“屏置不议,仍求禁绝之法。”

  由于开垦招工,利益诱惑,另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卖猪仔”,随之滋生蔓延。光绪初年,上海有人专门刻了《地域图说》,为卖猪仔事吁于世。(参见《汪穰卿笔记》)。李先生游历新嘉坡返沪后,写过诸如卖猪仔、中国法律如何与国际接轨、西式医院、中药改良、中西医结合、城市建设等等一系列关于社会、民生问题的文章。抗战时郑振铎先生编《晚清文选》,李先生有两篇著名的文章被采入,其中一篇就是关注“卖猪仔”问题的名文-——“禁猪仔议”,文中说:“同治初年,泰西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赀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当时闽之厦门,粤之香港、澳门公然设馆。被拐者驱入舟中系其手足,如载群豕,其苦难言。及至外洋,更遭惨酷,十必死五,而奸民则坐获重利。……”

  当时,新嘉坡一些不法奸商开有黑店,俗称“猪仔馆”。《风土记》载:“华人来南洋做工者,抵坡,先投客馆。客馆者,奸商所设,即‘猪仔馆’也。……”

  “若迫于生计,仓卒出洋,身无长物,一投客馆,则此身非己有矣。固不必被拐而来始落陷阱也。……在叻华官绅,屡欲清其源,而为英官所持,卒不得行。”

   他在回沪后写的“禁猪仔议”中亦说:“(几经交涉)中国虽不设馆,新嘉坡仍有客馆,专收猪仔。前年,中国驻坡领事官设法议禁,英员不允。”

  今天再来回顾那段华人的痛史,令人感慨系之。

  醍醐灌顶 透人心中

  《风土记》篇幅不长,但涉及新加坡早期移民生存状况的内容还不少,诸如语言、信仰、婚姻、教育、节庆、物价、代步工具、文化娱乐、居民饮食、公共设施、教堂、医院、博物馆、鸦片、城市建设、供水系统、游客、民间传说,乃至妓馆、监狱、犯人的生活状况均有论及。当然,不会不提到鼎鼎大名的牛车水:“市廛繁盛,莫若大坡(新加坡河南岸)。洋行、银行、信馆、海关均在大坡海滨。小坡(新加坡河北岸)虽有市集,皆土人所设土货及各项食物,无一巨肆。其迤北一带多园林树木,境最幽静。有地名牛车水者,在大坡中,酒楼、戏园、妓寮毕集,人最稠密。藏垢纳污,莫此为甚。”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已发展成通商大埠,四方汇集,和谐相处。各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者聚居在同一片土地上,都能自得其乐。《风土记》里有新嘉坡一年过三个元旦的有趣描述:“叻地一年内有元旦三。华人元旦,一定者也。西人用西历,无定而有定者也。若巫来由人元旦,则有定而实无定。其将近元旦之前数日,彼教中牧师登高处望日出,见天际一线,日光出地,即欣然曰:‘明日元旦矣。’于是集众教堂中,立誓,以为实见日出。每年元旦在中国六月初。设遇风雨连朝,阴晦无日,有迟至中旬者。今年中历有闰,故五月初二日为其元旦。是日乘车贺年,亦纷纷不绝于道。”

  不难看出,李先生说这个话,是以旧历(农历)为参照。如此,华人每年的春节自然是“一定者也”。西人用格里高利历,按照农历的计算方法,它的元旦当然是 “无定”,但按西历算,自然又是固定的了。至于马来人的元旦如何计算,待考。这段有趣的记述,多少折射出那个时代“天朝上国”士人的普遍心态。

  百年前的新嘉坡,已经是中华、印度、土著、欧洲多元文化的交汇地,人种繁杂,语言颇多。对于新嘉坡的这种特色,李先生作为外乡人感受颇深:“土人所操巫来由语(即马来语),通行南洋各岛。华人久居坡中,及在坡生长者,无不席之,又多习英语。同侪往来,时而巫语,时而英语,时而闽广土语。他省初到人,往往对之如木偶。”

  现在的新加坡,至少有六个群体使用彼此听不懂的方言。这种热闹的场景,如此高的密度,堪与《圣经》中挪亚的子孙在示拿造塔时的情形相媲美。不同的是,由于耶和华变乱了他们的语言,挪亚子孙造通天塔的梦想破灭了。而今天的新嘉坡并未因人种、语言的不同形成阻力。相反,以其自己独特的杂糅的文化折中主义,融会了各民族的智慧,把她建设成了诗意栖居的美丽家园。

  李出生医学世家,自然会对医学十分留意。《风土记》对西人在新嘉坡开设的医院评价甚高:“西人医院之设,所以惠济穷黎非浅。”

  “坡中医院,为英人所设。地宽广,病房洁净透风。人设一榻外,又具长桌櫈,以时食息。病者或偃获立、或坐或行,无拘苦状。”

  而当时中国医院,除澳门镜湖医院外,基本都是“房舍逼仄,秽气薰蒸。”没病也会弄出病来的那种。当年,李在驻新领事馆与左晤谈五十余日,除谈论时事、社会问题外,医学也是他们的共同话题。左秉隆认为:“中国药物原料丰富于外洋,功用亦多神验,惟煎药有不适于用者三,一不适于行旅,二不适于医院,三不适于贫民,若炼为药水或磨为药粉,以代饮片,则不适免矣”。

  李深有同感。一俟条件成熟,民国十年(1921年),李慨然以改良国药为己任,与人合创粹华制药厂,李任董事长。他们将各种药物先遵古炮制为饮片,再以化学提炼药水、药粉数百种。“病家服药则不劳煎煮之烦。”生产经营三年,监制古方丸散膏丹计300余种,创制外感伤风咳嗽水、杏仁精等各种家用良药。令人扼腕的是,后终因时势不利而停产。十年以后,亦即李先生作古五年后,民国二十年12月26日,《新闻报》刊文《国药革命之新运动》评曰:“国产药物之科学化,科学医界之新异彩,粹华药厂精神不死,佛慈药厂应化现身。”李先生作为上海中药工业生产之先驱,他的名字永载青史。(注4)

  其实,在李钟珏先生的后半生,在开启民智、中西医结合、引进西式医院管理方式、弘扬民族医学、提倡地方自治等等方面,还做过一系列令人肃然起敬的事情,不妨略举数例:光绪三十年(1904年),李与陈莲舫于公共租界小花园创立医学会,研究医理,是为上海医会之肇始。

  光绪三十一年,著名西医张竹君拜李为义父,李创设女子中西学堂,张教西医,李教中医,以沟通中西医。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李钟珏主办的《上海报》在上海创刊。宣统元年(1909年),李发起创办上海医院,邀张为监院,上午中医,下午西医。

  民国8年(1919年),上海时疫大作。事平,医药行会商议将南市时疫救济社改为医院,创办沪南神州医院,李任院长。

  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习以为常的事物,在百年前却往往是新鲜事物。以淋浴为例,《风土记》这样描述:“冲凉之法,自首至足,以手靧濯,如醍醐灌顶,透人心中,立解烦热。”

  这样的“冲凉之法”,在新嘉坡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开埠不到半个世纪的上海,可是见所未见的新鲜玩意儿,难怪李先生随即补充道:久居此地者,日必一、二次,亦习惯使然,非是不适,初到者往往不敢轻试。然当日中行路后,亦不可不一冲也。”

  平常不过的冲凉,实质上是一个现代城市公共系统工程的缩影。尽管李先生的朋友许多是同文馆出生,尽管李先生生活在当时中国开放城市上海,尽管李先生当时只是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但是他首次看到还是不习惯。可见,那时上海还没有象新加坡有“自来水”供应,否则不至于如此新奇。

  据成书于光绪二年(1876年)葛元煦《沪游杂记》载:“沪中官商曾议仿西洋法,设机器铁管引江水灌注城内四隅,以济民食。后以费巨不果。”

  1879年,英商吗里哦向工部局提出在上海建造自来水厂的建议。同时,在伦敦组成上海自来水公司筹备委员会。次年,公共租界经纳税人会批准,取得了在上海开办给水事业的专营权。1881年,自来水初现于上海。当时一些官绅、市民出于爱国,说水里有毒,相戒不用,进行抵制。

  二十年后,华商终于办起了上海第一家国人自建自来水厂、第一个国人自建发电厂。它们的创办人就是李钟珏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讲,二十年前的新嘉坡之行,就是李先生思想观念的一次“冲凉”。对他的一生而言,不啻是“醍醐灌顶”。(传自上海)

附注:
(注1)引自上海浦东新区数码图书馆“浦东人文历史”条。
(注2)见李安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该文称:“《新加坡风土记》是一部关于东南亚华侨生活的早期记载。李钟珏(1853-1927 年)为清朝政府外交官员,曾任中国驻新加坡领事。”类似以讹传讹颇多。事实上,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胡璇泽、左秉隆、黄遵宪等先后出任总领事。李钟珏先生从未担任过领事职务。
(注3) 参见广东文化网。
(注4) 参见《上海医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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