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之前，去了一趟印度，它基本改变了我的个人“旅游史”。过去的旅游，是和家人、朋友、同事同行，数十年不变，这次是孤征异域，去了路程有千里之遥的印度。
回来后亲友拜年，多了“一问”：“印度好玩吗？”我没有回答，我只是笑笑。因为对方问错了，错问怎么可以贸然“错答”。所以对问我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笑笑题”。
之所以坚持“笑笑”，原因不外：问好玩不好玩要看国家和地区，说去泰国、香港、台湾好玩，大家会点头“至少十下”赞同。但是，去印度……
我对旅游的要求有两种：一种是“眼睛之旅”，一种是“心灵之旅”。印度之游，属于后者。后者对我就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朝圣、朝拜，也是朝礼。像回教徒去麦加，基督徒去耶路撒冷，命短者一生去一次，命长者一生去几次。根本没有“好不好玩”这回事。而且答案可能就是：“不好玩、非常不好玩”。
前面我说是“心灵之旅”，解释一下，比如说，印度产生了释迦牟尼佛、诗哲泰戈尔、甘地、拉维·桑卡和威大业（后两位是羲达琴大师）以及许多乌尔都语（Urdu)及达力语(Dalit)诗人，他们全是“100%印度人”。
还有一批是“50%印度人”，他们中有：唐代的玄奘大师、墨西哥诗人帕斯、有写过小说《流浪者之歌》的德国赫塞，有特丽萨修女，有喜欢在小说中写印度、但从未去过印度的阿根廷盲眼作家博尔赫斯。
去印度是“近距离”感觉、感受一下这些和那些50%和100%伟人们的精神原乡，叫“重感”好吗？那么，一个人去印度“重感”，有什么困难吗（我不说“危险”)？
日本著名“图文书”作家妹尾河童说：“到印度去的人也分两种人：一种是去了一次就绝对不会再去，一种是去了还再三、再四地想去。”
去了不想再去的，有我的一位好友，当年他在谈到印度时说：“回来后，真的不想再做人。原来人可以活得那么苦、那么贱。”
韩国诗人柳时和说：“在印度问路，你会碰到两种人：一种是仙人指路，乱指一通；另一种是在你问路时，他反问你，去那里之后又去哪里？去了那里，还要去哪里？不停地问下去，最后他会定睛看着你，‘老兄，告诉我，你到底是要去哪里？’”时和兄，你去不成的诗人泰戈尔故居，我去了，有图为证。
有位不久前到印度采访的年轻同事说，到印度去，一定要先打预防针，害我赶快“上楼”找报馆医生。医生说：“太迟了，打针要早两个星期。于今之计，给你几种药，其中的止泻药，还分成轻重两种。”（看他神色，好像是此行必然有事。也不能怪他，我有案底可查）。
同事又说，到印度去，最好是自备几罐矿泉水，有几天要带几瓶——一瓶喝，一瓶刷牙。“上一回我到印度去，不小心用他们那里的矿泉水刷牙，结果中枪落马，回来后‘大泻’不止。”（这么厉害，听到我冷汗直流）。矿泉水不轻，至今手部还在“酸痛中”。
“千里走单骑”，虽然是一个人不停地坐飞机换飞机、坐吉普车换吉普车，可是，每到一个地点，必然有人高举写有我名字的牌子在找人。那真要感谢各地印度旅游部官员的关心和安排了。
也发生了一些事件，比如从一个讲英语的地方到另一个讲孟加拉语的地方再到一个讲兴地语的地方，语言越来越陌生了，最后耳边熟悉的声音，竟然是我经常在听的印度弹拨音乐。
很特别、很特别的经验是：冬天大停电，一个人被关在冷冰冰的房间里，过后写了一首诗“记惊”，其中有句：“黑可以这样黒，暗可以这样暗／三小时后，光明才来找回我。”
“心灵之旅”后才了解，印度是个非常“两极化”的国家——富有与贫穷、美丽与丑陋、清洁与肮脏、高尚与低贱、有序与无序，凡是世间“两极化”的东西和现象，都可以名叫“印度”。
这就难怪，它的旅客也分成两个“极端”。谢谢妹尾河童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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