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1月到印尼去时，最想一看的，便是雅加达的唐人街了。
远远地，便看到了贺年卡、红包、对联等贺年物品汇成了一片红彤彤的海洋；街道上，华文招牌处处可见，书店里华文书籍琳琅满目，售卖华文光碟的摊子满街都是，华语歌曲响彻云霄。
这种现象，在任何有华人的国家里，都是司空见惯而又稀松平常的。
可是，对于印尼的华人来说，这却是在无限煎熬中苦等32年的美好结果。
远在1966年，基于某种难以明言的政治因素，印尼政府关闭了所有的华文学校和书店，禁止华人使用华文名字，禁说华语，禁写华文，不许庆祝华族节日。华文书籍和毒品一样，被列为“入境违禁品”。
为了避免牢狱之灾，许多华人彻夜焚毁家中所有藏书，熊熊的火光化成了胸口永远的痛。
从此，印尼华人陷入了“有口难言、有字难书”的水深火热中。
不幸中的大幸是：许多老一辈的华族不谙印尼语，印尼官方因此保留了一家华文报社，借着每日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日报》作为政府与民间的沟通桥梁。
印华作协会长袁霓女士告诉我：这份薄薄的报纸，对所有印尼华人来说，不啻拱璧。她是以双眸一个字一个字小心翼翼地吞咽、咀嚼、反刍的，一心只怕看漏了一字半语；即连广告和讣告，一则也不放过；有时，读完了，意犹未尽，全报重读一次，借此让字形在脑子里巩固，她知道，语言不接触，是会悄悄逃走的。
快人快语的文友海燕说：“在这三十多年的真空时期里，是金庸和琼瑶帮助我们保持了原有的华文水平的。”
原来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日报（现已改名为《印尼星洲日报》）每天连载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爱情小说，大家如饥如渴地读，甚至连文中的字句都能倒背如流。
在华文华语被宣布死亡的时期里，始终死不去的，是人的心。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多有心人在出国旅游时，便冒着触犯法律的危险，把买来的华文书籍拆散了，这里藏几张，那里收几页，好好的一部书“骨肉离散”，如此瞒天过海地闯过关卡后，才让全书“骨肉团圆”。之后，又本着“有福同享”的心态，偷偷影印、分发给其他朋友。另有些人，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他们旅游回国时，故意利用海外的华文报纸来包裹他们所买的东西，顺利过关后，才把报纸一一抚平，一读再读；之后，再辗转地让人传阅又传阅。
这些听起来宛若天方夜谭的故事，却是千真万确的。
到了1998年，印尼政府实施语文改革政策，亮光出其不意地照进了华人的天地。
到了2000年，霜融冰释，华文全面解禁。
初生婴儿可在报生纸上加入汉语拼音名字，店铺和餐馆允许使用华文招牌，华文报社在全印尼开办了整十家，专售华文书籍的联通书店开设了八家，华文被列为政府学校的必修科，华文补习学校多如过江之鲫。
此外，印华作协正式成立，举办了许多国内与国际的大型文化活动，并在许多城市设立了饶具意义的读书俱乐部。农历新年也被定为普天同庆的公共假期。
守得云开见月明。
一颗心，如果不曾为悲伤挖空，又怎有余隙容得下欢乐？
曾经经历过漫长冬天的印尼华人，对于这份春暖花开的幸福，当然倍加珍惜了。
我想，“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印尼华人是了然于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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