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15日上午，在北京出席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后，新加坡总统纳丹等人在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和新加坡驻华大使的陪同下，参观了北京城市规划馆。
据中国的有关媒体报道, 在一个多小时的参观过程中，纳丹总统参观了轨道交通以及北京未来的整体规划等内容，而令他最感兴趣的当数“北京城市规划模型”。在参观过程中，他不时思考，并与周围人交流。“这个模型太神奇了，能全览北京城。”在整个参观过程中，纳丹总统一路发出惊叹，“真是太精美了！”这是纳丹总统的评价和赞叹。不仅如此，在参观过程中，总统跟着讲解员学说京腔让人们也倍感意外：中方接待人员看到纳丹健步如飞，就称赞他“身体真棒”（以笔者理解，其实标准的老北京发言应当叫“倍儿棒”） 。“"棒"是什么意思？”纳丹总统显然被这个老北京话的用词儿难住了，新加坡驻华大使向他解释说，“棒”代表了精力充沛，很“健康”的意思。老人听罢笑出声来，不停地学说“棒！真棒！”
看到这则报道，我一方面为这位国家元首能体察一个国家的民情感动，同时也引发我参观新加坡城市展览馆的联想。
一
新加坡城市展览馆有个好听的名字“城市画廊”。它恰到好处的揭示了这个城市国家的风貌：像一幅画徐徐展开在人们的眼前，似一个长廊缓缓蜿蜒在大家的脚下。参观新加坡城市规划馆后，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供公众参与的城市规划的数据采集方式，再一个就是对城市限高的严格执行。
新加坡的城市画廊，其实是公众参与的互动式平台；而北京的城市规划馆，倒是“精英”们刻意涂画的城市画廊！
何以见得？在新加坡城市规划馆，有一个数据采集平台，让大家参与。将大家关心的若干组数据以图标的形式呈列出来，让大家评判、打分，如环境的关注度、交通的便捷度、生活的舒适度等有一系列的指标用线轴画出来，让大家在下面的按钮上选择。随着人们的“自由裁量”，一个即将诞生的“组屋”（即国家出资兴建的供大多数“工薪”一族们居住的房屋）就在老百姓自己的选择中完成了。这样做，是不是比中国有的建筑师“闭门造车”式“规划”来得更科学和有民众基础？
至少让我选择的话，就是不要少了公共区域的厕所！
我记得为迎接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的召开，北京的国家建设部的专家们设计了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启用时，人们会发现作为展厅的楼层里，居然只有几个小便池。当一个大型展览使用时，如厕的人们可以排到楼下！
而启用不久耗资更庞大的“国家大剧院”，在一层检票处，通常是人们的聚集区，也只发现一个小小的厕所，仅两个小便池！
屡屡出现这样的设计，我一直在琢磨：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难道他们都不使用厕所？
没想象众人如厕的便捷与否吗？
二
我曾经看过一期台湾地区电视台采访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刘太格局长的录像，据他介绍，新加坡的发展规划原则是“坚持远见，整体规划”。就是说，一旦有了长期目标，就可以把中期、短期目标确定下来，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杜绝无序，循序渐进的达成一个个目标。
在新加坡的约70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150平方公里是永久保留区域，如武基知马自然保护区，其他都是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
自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并在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当时市区的大致规划后，一个先规划、后建设的传统就形成了。
新加坡现有17个新市镇，每个新市镇2.5平方公里，大致住有5万户人家，大约20万人，这些都是统一规划的结果。
刘太格领导的市区重建局每年都要搞针对公众需求搞抽样调查，5年搞一次大型抽样调查。然后要把调查结果上报国家发展部，由其有针对性的制定国家的整体发展规划，交由市区重建局实施。在我看来，这样的规划，既是来自于国民的真实需求，又是部门之间互相督导的结果。
难怪温家宝访问新加坡的组屋区时，不是刘太格，而是马宝山陪同，在我看来，这不单纯是上下级关系问题，而且也是总体政策的把握（新加坡话叫“拿捏”）更到位的问题。毕竟国家发展部是制定建设政策的决策机构。
反观中国的建设，就是简单的一条马路，由于没有总体规划，各部门自行其是，屡屡“开膛破肚”，被人们戏称只有把道路安上“拉链”才经得起反复的、经常的、耐心的“规划”—建设—开挖—重建—再开挖—再建设的“折腾”，循环往复，经久不息。
再看大到北京最复杂的西直门立交桥，也是在短短的几年里来回“折腾”，刚建起启用不到几年又炸掉重新“规划”和建设，劳民伤财，何堪如此！
再举一个在北京发生的，我每天目睹的，与民生有关的一个缺乏规划的活生生的事例：我自己在北京的家，是位于素有北京文化区之称的海淀区的五棵松地区，也就是上演了在京奥时美国男篮与中国男篮精彩对垒，并赢得布什父子前往观赛的“五棵松体育中心”的所在地，周边有著名的专为邓小平治病的俗称“三零一”的解放军总医院、为中国载人航天发射服务的航天研究院二院、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等单位和附属社区，人口至少在50万上下，而百姓们须臾离不开的大型“自由市场”（即新加坡的“巴刹”）也就一家：玉泉东市场，辐射方圆5公里。也就是说，相当于新加坡的整个一个新市镇的区域只有这一个大型的“巴刹”！
这样，小商小贩们自发的，在百姓需求最集中的地方，也就是我居住的11层高楼上可以完全俯视的一个地区，百姓生活最集中的三条小巷的交汇地，也就是我可以从楼上最直接观看到的地方，也是一个交通要道上，形成了一个“非法”的“巴刹”。
每天早上，天还未亮，起得比鸡还早的老头儿老太太们就开始“赶集”了（也就是趁早上新鲜蔬菜刚上市时就采购一天所需），人们在小商贩的吆喝声中来回的、频繁的“扫荡”：采购最新鲜的蔬菜。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被人群阻塞后动弹不得的机动车的喇叭鸣叫声呜呜咽咽，搅得周边社区的人们往往是闻“集”起舞。
最有趣的是，这里会频频上演“猫捉老鼠”的精彩闹剧！
在中国的过去，也就是直到我回到北京的2008年8月之前，在中国的“自由市场”（巴刹）里交易是要收取“摊位费”的。可能被“工商管理”部门收取的费用还不菲，因而有的人为了规避在场内交易会被收取交易费，宁可冒着另一个风险：在场外交易，被“城市管理”部门再次清剿和查扣有关物品。
于是乎，早到的“老鼠”（小商贩）要趁“猫”（城市管理的人们）还没有到来之前，先“搅乱一锅粥”，借百姓挑选新鲜蔬菜的心理，抛售价格便宜的蔬菜。而“城市管理”的这只“猫”要抓住“猎物”，开辟财源，也早早守候，联合公安（即警察）、工商、税务部门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队”要“齐抓共管”，频频上演一出出“猫捉老鼠”的活话剧。但是，往往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联合执法队”前脚刚走，避开的人们又聚拢来，再次交易。
夏日的一天凌晨，不到五点就被喧闹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只见“联合执法队”围住了一群做生意的小商贩，任凭人们如何哀求，他们就要把他们的商品和交易用品“没收”，
这就意味着，这些小商贩们“血本无归”了。他们当然要躲避、逃跑，乃至反抗！
果真，在围住的几辆摩托车改装的拉货车中，其他几辆车主已经“缴械投降”：交出交易用的商品和承载工具，等候发落。但这其中，就有一个车主“顽抗到底”，不停的在渐渐缩小的包围圈中蛇形穿越，躲避抓捕。
他与围捕他的人们足足周旋了半小时，任凭周边人如何劝告，也不顾随他一起兜售西瓜老婆的哀求，坚持不熄火、不停车、不“缴械”（即接受处罚），并最后终于在两个“执法车”的间隙处逃出了包围圈。顿时，围观的人群中爆发了一片欢呼声！
看到这么一幕，我真得感到悲哀，官民对抗如此，怎么去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去舒缓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的矛盾？难道单纯依靠“围”、“堵”、“罚”，就能解决问题吗？
为什么社会存在的真实需求没人过问呢？到是扼杀民意成了执法者的“尚方宝剑”了！
其实，在无序交易的马路的另一端，就是破旧的贫民窟般的房屋，一期改造时已经建起了邮局、银行、商场等生活设施，恰恰民众最迫切需要的“巴刹”没人过问，这样，几万人的生计问题只好由小商贩们在“猫捉老鼠“的游戏中“替天行道”了！
二期改造遥遥无期，而类似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每天在上演。我曾经借也到早市去买蔬菜的当口遇到过不停巡视的“执法车”，我对他们说，既然自打我迁居此地已八年的时间里，他们都“赶不净、杀不绝”，周边居民又特别欢迎。说明民众的确有这般需求。那么就应当因势利导，想办法解决大家买菜难的问题，你们可否反映一下，在马路对过的平房地段拆迁后建立起大楼，一层建为市场，上面可以住人，一举两得，皆大欢喜。他们回答，让我到街道办事处，也就是新加坡的民众联络所去“反映”。呜呼！街道办事处的人天天也是购买这里的菜，每天这里的状况历历在目，还用我一介草民去“反映”吗？他们每天在当“衣食父母”，难道还用我“越俎代庖”替他们“执政”吗？
三
对一个城市的发展加以限制，是城市化加剧的今天，必须面临的一个课题，否则无休止的人口膨胀和建筑物的过快增长只能导致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等后果，对建筑物限高也是厘清城市轮廓，整合发展空间的举措之一。北京早就制定了限高的相应措施，但一再的突破、超标，以致今天看到的北京，仿佛是纽约，或者是东京的翻版，一点个性和特色都没有，一味变成了国际现代建筑的试验场和“创新”的实验基地。
而新加坡自1986年达到限高280米的华联银行中心启用后，1992年落成的大华银行大厦，1995年揭幕的共和国广场都没有突破280米的高限。包括即将于2009年展示在人们面前的THE SALL@MARINA BAY ，依然是低于280 ，我看规划图上的标高才242米。
有了标准，就要严格执行，否则就是流于形式，那就不叫规划，应当叫“划归”，即划入长官意志、市场行为、无序管理的一类，都可以归入“恩准”的范畴，否则，就不许建设。
相反，满足公众需求、符合规划、达标合格的建筑却迟迟建不起来，或者建起来后，由于不能很好的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备受指责。
前者叫按需建设，事半功倍，后者叫劳民伤财、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
新加坡的组屋在我看来都是“竹楼”。可能这种建筑只有在新加坡建国前，甚至更早时期的海南移民建造的住宅中才见到过，这与新加坡早期的五脚基式房屋大相径庭，与现在的组屋倒极为相似，即一层是“空心菜”式，只有几根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的柱子支撑着大厦的整个结构。但就是这种格局的建筑，由于不与百姓“争夺”公共空间，让人们有了一个近在家边的交流站、一个可以便捷的憩息处、一个可以看得见风景的“地窗”。
如果政府规划部门的设计图纸没有预留这个属于公众的园地，如果开放商们急功近利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地资源要发掘更多的建屋面积，如果公众没有督促建设单位必须留有公共活动的“自留地”的话，想必新加坡的组屋形式也是一样的缺乏特色和版版六十四的范式。
新加坡的组屋建设的规范、实用、方便，得益于政府的住房政策和组屋制度。没有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这项制度的实行，“居者有其屋”就成为一句空话。
四
2007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新加坡时，他参加的唯一的参观项目就是深入组屋了解这项给新加坡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利益的组屋及其建屋发展局总部。在住房成为人们迈向小康社会的标志之一的中国，拥有自己的房子是每个人的愿望和年轻一族的现实需求，但令人承受不起的房价制约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一边是房屋的大量闲置，一边是需求者对过高房价的质疑。这其中有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也有人为因素的困扰，
但新加坡的组屋政策的制定和规划的实施，一开始就让民众参与其中，这才叫以人为本与按需建设吧。这种政策和制度保障下设计的组屋才不会出现生活与需求脱节、民众期盼与“闭门造车”的问题。
我在新加坡只是生活了142天，逐地铁而居，最早居住在靠近红线的武吉巴督，后来又迁居到紧邻紫线的高文，最后又移居到相距绿线不远的勿络。
两次居住组屋，一次居住私宅（其实老式住宅格局与组屋没什么区别），我亲身体验了组屋的便捷与舒适，尤其是周边配套的生活与服务设施都是那么的协调与完备，就是公交车站的雨棚也能从车站的站台一直延伸到组屋区，即便是与车站间隔有一个足球场仍能通过雨棚送你到几百米外的家园 。不仅如此，阳光高照时可以遮阳，阴雨绵绵时可以避雨的凉棚一直延伸到巴刹（熟食档与蔬菜肉类等购物并存的场所）、组屋、地铁站。
生活在新加坡的社区真得很惬意：每个社区都有诊疗所、咖啡店和巴刹。可以说，一排组屋构成了一个完备的小社会。你不必为吃喝拉撒睡而担忧。组屋，就是你赖以生存的家园和乐园。
这家园是民众用自己的双手规划的（他们在城市展览馆的每一次的点击和选择就是决策者的建屋依据），是民众用自己的意志左右的（不久前政府有意在实笼岗公众住宅区建造劳工的宿舍，引发了民众的热议，使得决策者在初衷的动议：即促进社会融合和现实的决断之间：民众反对外劳的介入打破他们宁静的生活之间找到平衡点），也是被国外的执政者们屡屡要借鉴的。
生活在新加坡是幸福的，人们安居乐业，社会文明进步；生活在新加坡是无虑的，居者有其屋会让你有归属感和安全感。
“Tell us about where you live ? ” 这是新加坡城市展览馆的提问。其实，每一位新加坡人都可以自豪的说，“Ｉ live in Singapore , this is Heav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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