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东家
能到新加坡工作，是得益于新加坡美都企业的老板。他目前投资想编写一部反映全球华人生活风貌的书，为此，专门到北京招贤纳士。
经过面试，我顺利通过了，并且在他们一行三人回新加坡时，拿到了工作申请表格。接下来就是填写资料，传递信息，网上报批，直到三月底顺利抵达新加坡。
老板钟天耀，是位大气而和蔼的企业家。对待员工，极为和气而耐心，远没有国内一些“暴发户”式的老板那样颐指气使、自以为是。据他自己介绍，十三岁就开始经商，迄今除在人力派遣等领域开展业务外，也希望在出版和文化领域有所作为。
我们的到来，令他非常高兴，几乎是三天两头请吃工作餐，商量工作。他是决心打造一个品牌，让企业有个彻底的转型吧。闲暇之余，爱赛马的他，也会邀请员工去位于克兰芝的新加坡赛马场一睹精彩纷呈的赛马场景。他自己养有专门的比赛用马，我在观看比赛的过程中，也了解了一些有关赛马的知识和比赛的规则。
作为一个家族企业，让自己的亲属进入企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美都也不例外，老板把他的弟弟和妹妹也都放在自己的左右，一个为他的秘书，兼出纳；一个负责对外事物，出版这方面从不过问。
老板的精力其实大部分在传统的业务领域，只是把编辑和行政工作委任两个人操作。一个是马来藉华人ROGER，还有一位是从国内来新为夫人陪读的历史学博士鲁虎。
在我到来之前，书的编撰已经开始，一些在马来西亚等地原本从事文化产业，如播音等工作的一些人员，陆续充当了记者，或者当内部作者，其实也就是编辑的工作。作者队伍中，几乎没有从出版行业转过来的人员，只是在采编上有的有既往的经历和积累。
正因为如此，我拿到的文稿，要重新“回炉”，就是说作者上交的稿件连错别字都没人看得出、改得对。这使我联想在国内以采访高端人物著称的杂志《中华英才》里的胡主编，也是一位戴着眼镜、身材矮小的老总，对待工作极为认真、负责，编辑部的记者们交上去的稿子，退回来后，你都会发现，错别字一丝不苟的改过了，文法不通的地方修正了，逻辑不通的地方弥补了。打个比方，即便是一件和尚的百衲衣，经过他的手，都会在接缝处被熨平；在破损处会弥补的。
对比现在的稿子，好家伙，简直是中转后到了我的手中，明显的错误看不出来，批改后的文稿“风采依然”。这种“大撒把”式的作风是我在任何一个媒体所没有见到的。碍于刚到这里，不便于立马提出自己的见解。
时间一长，我觉得老板的初衷有些与现实事与愿违了。想编撰一流的书稿，干嘛不请一流的人才来把关呢？古人云，文如其人，一个好的，有经验的责编，会把其经验和思想贯穿在一个生动的文稿中，就像仍在为新加坡工作的内阁资政李光耀，已达八十六岁的高龄，身为国会议员的他，仍能亲自改动国会的议案与自己的文稿。这种有思想，有独立见解的人永远会在自己阵地上拼搏的。
事要躬亲，谨防滥竽充数。我在《《新加坡南安先贤传》中看到，开辟林厝港的第一人梁宙先生也是13岁那年随同乡亲友南渡新加坡，开始一个他未知而全新的事业的，艰苦打拼使她成为了星马闻人，是与他事必躬亲有极大地关系。
假使只为一部书稿，动员大量的大部分没有采编经验的人承担的话，且不说人力成本会大大增加，就是内耗也会导致事与愿违的。
我在国家图书馆看过陈嘉庚倾其所有办教育的事迹，那是伟人在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奉献，而一个尚不能预料其成效的一部书稿，投入了巨大的资金，有一批人在为其工作，且把关人尚不专业的情况下，无疑于盲人骑瞎马。
但愿不是杞人忧天！
在讨论工作的过程中，一些本来就是华裔的同僚，由于对中国近代史缺乏了解，在“圣火”传递、达赖喇嘛问题上，我和他们之间有大相径庭的看法，这时的团队，是一盘散沙，亟待一个领头人能公平的讲一句话，但是现场上的“当家人”只是一个速记员，除此之外，看不到有任何可以聚拢人心的管理行为。
第二位东家
我在新加坡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背包旅店从事后勤，我曾经在一天内就掌握了国内需要至少3个月培训后, “持证上岗”的电工、油漆工和装修工的工艺。熟练的进行电闸安装、线路铺设，清理粉刷，装饰维修等工艺。短时间内安装完成了三相接头、粉刷门板、安装空调、清洁窗户、整理卧具等，我还摸索出快速胶合三根电线的方法，如果照此方法进行动力线铺设的话，效率可以提高一倍以上。看到我这么认真、投入的进入角色，有人说：“爱社是在体验生活吧？”我回答：“这就是生活!”
踩着脚手架到顶棚上安装灯管，俯下身体安装地板，仰面粉刷天花板，还有安装报箱、搬运家具、清洁卧具等，当一间间可以启用的，窗明几净、配置完备、安全达标，内部设施一应俱全的客房启用时，我也就在短短的十天内完成了从习惯在纸上洋洋挥洒、天马行空到脚踏实地、为社会创造财富角色的转变。
经过一轮炼狱般的磨练，同时“做工”的一个孟加拉工人、一个印度工人，还有一个新加坡工人，他们都是有既往工作经历的人，被淘汰了。而我这个从没有装修过、粉刷过、铺设过任何物件的“转型人”留下了。天道酬勤，本意如此！
当然，我这个没有任何旅店工作经验、没有任何操作技能、没有任何关系背景的人之所以能在这里持续的做下去，得益于我在应聘时向老板出示过我曾经想在国内自办国际上流行的“青年旅舍”，而且会围绕京奥市场形成规模化经营和系统化管理的方案。但由于国内的“入门费”太高而作罢，但我的设想和方案在应聘这家背包旅店时发挥了投石问路的作用：
老板答应让我试试，就像上述中所说的那样，经过“试工”，有经验的“联合国军”失败了，而我这个“志愿军”却留下了！
当然，在这选择的过程中，这家旅店的老板：唐勇，也是一个有同情心和敬业精神的人，他对我的关照和体谅，也是我能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可以做下去的重要原因。
在工作时，我曾经给唐勇母亲搬过家，一个位于新加坡总统府傍边山脚下的住宅区，作为一位管理几百间客房，遍布新加坡全岛各地的旅店“掌门人”，安排他母亲居住的房间里，居然是与房客合住的老式组屋。我为他的自律与敬业而肃然，但在经营管理上却看到他失意与彷徨的一面。
刚到旅店应聘时，就像上述，唐勇看到我的《关于引进投资创办青年旅舍的初步设想》和《关于组织世纪旅游活动项目暨成立北京世纪旅游公司策划书》后，立马答应我可以在旅店工作并亲自开车送我到工地开始“做工”。
我到公司时，可能是业务与规模扩展最快的时期，但后来听说是资金链的问题又一度陷入低潮，认识的许多人都离开了公司，但由于我的工作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持续的做了下去，为什么？因为一个旅店每天都需要后勤保障这项内容，而这家公司的后勤又是那么的繁琐和程式化，许多人可能试工之时就是被炒之日，为什么？因为它真得需要细心，细致。
我曾经在洗刷工序中，被刚刚打开的强酸不偏不倚击中眼睛，要不是傍边有水龙头可以快速而大量的冲洗，可能一只眼睛已经残疾；自粉刷热水器的脚手架子上“倒栽葱”式的跌落在地，要不是找到一位可以免费就诊的老中医被其高超的理疗，我可能会带着腰肌劳损的病根。
一切像梦里一般：这一次次的体验和感悟，它终究是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笔财富和值得记忆的事情，毕竟自己都挺过来了。有了这些的历练，何愁自己会放弃梦想与追求？
任淑梅，这位可敬的带着孩子做工的中国女性，本分、敬业的干好份内的工作，不议论他人、不传播是非、不投机取巧，共同的工作作风使我们在工作中能互相配合，有事情互相体谅，与大部分从国内来到新加坡有些年头而又自以为是的“陪读妈妈”截然不同。在她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位肯吃苦耐劳的“山东大嫂”的形象。就是她，也在已经拿到PR（永久居留权）后找到合适的定位准备离职了，因为没有人顶替自己的工作，她继续默默无闻地从事“不可替代性”的工作，而我在转到其他岗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决定辞职了。
办完离职手续和交接物品后，向唐总辞职，他礼貌的征询我对他、对公司管理的意见。想到他是南大（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国大（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双料在读生，我能班门弄斧般的提什么对公司的意见，尤其是对他管理方式的意见？但是，在回国的夜航上，我思索了许久，即便已经回到中国，我依然感谢他曾经提供了一个“饭碗”, 虽然没有“斋饭”“供养”，但毕竟对生活又有了全新的感受和体验。当然，要对他提的建议就是，在选择员工上一定要知人善任，同时要明察秋毫。对那些敏于言而纳于行的人一定注意，也许他们就是公司败落的“元凶”！
假使我是他，我会在招聘时，让一干人去挤高峰时的地铁，借以考察其人的公德心。
假使我是他，我会在使用时，让一些人去在人群中露露脸，借以考察其人的公平心。
假使我是他，我会在考察时，让一些人去在老人院帮帮忙，借以考察其人的公益心。
以上只是假使，没有人会接受一介草民的“涂鸦”吧？
补白
“谁说沉睡已久的花蕾不能绽放，寒冬之后的大地不能展现一片青翠, 爱的翅膀不能再度自由的飞？我要抬起头，张开翅膀，拥抱神所拥有的世界，在爱中无惧忧，在爱中无伤悲。”
“美好家园”的后勤主管，福珍。这位新加坡人，对工作也是认真负责，同时也是刚中有柔的女性，在工作中我们有争议，也有友谊，她多次热情的邀我去她所在的教堂去礼拜，虽然碍于上下级关系不好辞谢，但她真诚的祝愿我会记住的，就像我在教堂听到的上述歌词《天堂在我心》中所描绘的那样。
两位老板提供的工作机会让我在新加坡生活了近五个月，142天而无食宿之忧，虽然体验是短暂的，但记忆是长久的。
福珍在我离开新加坡之际，收到我的短信回复：我还以为你（由于我工作上的争执）会不理会我呢？然后是祝福的话，并留下了朋友的联系手机，希望保持联系：我怎么会忘记在生活中、工作中给予我关心和支持的人们？即便是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我也要感谢他们,毕竟是他们融入我的“新加坡之旅”而让我的生活多姿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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