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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今年被谋杀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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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8 10:46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今年被谋杀的记者

一些声音消失了

从1月13日,77岁的墨西哥资深记者卡洛斯·多米恩格斯·罗德里格斯在发表关于政治暴力和腐败的文章后被谋杀开始,到最近一次,是10月23日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发表走私毒品的报道后被射杀。

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报道毒品、逃税与政权腐败,都是危险的。在阿富汗与墨西哥尤其如此。它们分别以今年死亡15人与10人的成绩,成为世界上对记者来说最不友好的国家。去年它们的死亡人数是11人与13人,同样稳坐前两把交椅。按照《卫报》的说法:「自从10年前墨西哥发动对贩毒集团的军事化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就成了记者的墓地。」


墨西哥民众在市政厅前摆放被杀记者照片,抗议记者频繁被杀害

但实际上,死亡并不仅仅发生在战乱或政局动荡的国家,近50%的记者都是在没有武装冲突的祖国被谋杀的。就算是在新闻自由指数相对较高的欧美,死亡也不能幸免。美国马里兰州的《首都公报》,在今年6月遭到枪击,造成5人死亡。在保加利亚,就职于独立媒体的女记者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被毒打和强奸致死,死前一个月,她报道了和政要诈骗相关的新闻。


女记者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被杀害

死亡记者中最年轻的人,是20岁的索马里记者哈斯木·伊曼,他同时也是一位大学生。他一头卷发,笑起来有酒窝,一张照片里,他站在摄像机后面,年轻得惊人。他在经过一个公园附近的检查站时,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

最年长者是80岁的佩雷斯·加西亚先生,他在家中被人用拳头击打而死,房间被纵火,伪装成意外。他是墨西哥一本著名杂志的主编。

死亡人数最多的悲剧发生在今年4月。阿富汗的一次袭击事件,一共夺走了11名记者的生命。他们供职于法新社、BBC与喀布尔电视台,是那群把战争的细节传递给世界的人。

这也是自塔利班倒台以来,阿富汗媒体工作者死伤最惨重的一次。「记者无国界组织」阿富汗-伊朗事务的负责人雷扎·莫尼说:「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有13名记者被杀,这是阿富汗媒体为了继续报道新闻而付出的代价。」


阿富汗民众纪念爆炸袭击遇难记者

比起2017年,世界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变得更好——2017年,全球记者的死亡人数下降到80人,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今年又有了更多的死亡。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杀戮只是最极端的一种结局。对记者的其他干扰也一直存在,包括非致命性的人身攻击、绑架、非法拘留、威胁、骚扰,以及对家人的报复。


危险早已预警

死者的亲友们讲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故事,关于他们即将得到的幸福。

墨西哥的电视台记者罗德里格斯·瓦拉达雷斯,是位才华横溢且努力的年轻人。同事们说,他原定在周四与未婚妻完婚,但在周三晚上——也就是婚礼前夜,他被枪杀了。

54岁的日本记者德川,已经在阿富汗的Tolo News电视台工作了12年。他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工资要支撑母亲和妹妹看病。今年秋天他终于准备结婚,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和未婚妻寻找合适的婚礼礼堂。

一些死者已经成为了父母。法新社的首席摄影记者沙阿·马莱,在阿富汗的爆炸中去世。爆炸前他给无法抵达现场的同事发去安慰的信息:「不用担心,我在这里。」几分钟后爆炸发生,他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他的小女儿才刚刚出生。


法新社的首席摄影记者沙阿·马莱

记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甚至有许多人都曾尝试向政府申请保护。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曾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内容是受到当地毒贩的威胁。墨西哥记者马里奥•戈麦斯也曾向当地政府提起过对自己的威胁诉讼,他曾得到一些保护措施,但后来又被政府撤回。

在印度,知名记者舒贾特·布哈里多年来一直被警察保护,所以枪手行凶时,甚至也杀了随行的警察。舒贾特一直明白危险的存在,他曾告诉朋友:「当我出门进入市场时,我总是回头看看谁在跟踪我的车」、「做一名记者,尤其是做一名成功的记者,意味着敌人多于朋友。」

舒贾特因为负有盛名,被许多印度民众哀悼。葬礼那天,政治领袖、记者与普通民众都站在街边,目送他的灵柩穿过整座城市。在这个地区,他曾用温和坚定的声音影响了很多人。


舒贾特·布哈里遇害后

今年10月12日,另一场盛大的葬礼为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而办。她的灵柩上盖满鲜花,教堂里挤满了从欧洲各国赶来的、眼含泪水的人。教堂门口放着她的照片,一篮白玫瑰,一篮红玫瑰。

这位保加利亚的女记者,在做了一期关于欧盟资金的节目之后遇害,尸体在多瑙河边被发现。她的一位同行说,滥用欧盟资金的调查,在本国非常敏感,这是保加利亚其他媒体不敢报道的话题。

但在更多地方,死亡是悄无声息的。这常常出现在类似阿富汗、索马里、也门这样不在主流话语体系内的国家。阿富汗的电视频道ToloNews,曾多次遭受精准打击,2016年1月的一次袭击中,该台7名记者死亡。多年来这个机构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人。

你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死亡记者名单里找到死者的名字,但是仅此而已。没有备极哀荣的葬礼,也没有长篇累牍的哀悼。


死亡案件就这样被悬置了

在2013年,为纪念在马里遭暗杀的两名法国记者,联合国大会曾通过决议,宣布11月2日为「终结侵害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敦促世界各国采取措施追责。

但5年过去了,就在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向发生过记者杀害案的56个成员国发出信息请求,跟踪2016到2017年这些死亡案件的处理情况。情况仍不容乐观——接近九成的案件仍未解决。没有找到凶手,更谈不上审判。

把时间拉到更长,观察从2008年至今这十年间的数据,仍然没有变化。1000例左右的死亡案件中,只有近100件查明了真相。

今年这88个死亡案件里,可以称得上被认真调查并处理了的,只有这一位记者的故事——

今年二月,27岁的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库恰克与未婚妻玛蒂娜库·希尼罗娃在家中被杀,头部、胸部多处中枪。凶手是被用7万欧元雇佣的职业杀手。

去世前,库恰克在调查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与意大利黑手党的关系。他最后一篇文章指出,意大利黑手党曾与两名斯洛伐克人有过商业往来,而这两名斯洛伐克人,正在总理菲科的办公室工作。

几天后,这对夫妻就死在刚刚布置好的新家。他们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在同事们眼中,库恰克是一位谦虚、专注、认真的记者。一位同行评价他为「斯洛伐克调查性新闻领域最聪明的人才之一」。


游行民众高举库恰克与其未婚妻照片

库恰克的死,使他所在的编辑部做出一个决定——为了向他表示敬意,他们着手调查、编辑和出版库切克的最终调查报告。他们与所有媒体同行分享了他们拿到的资料。

斯洛伐克的媒体们最终做出了这篇报道,影响了整个国家——它查明了,来自意大利的黑手党渗透到斯洛伐克东部的贫困地区,他们与当地政客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利用国家机构,滥用慷慨的欧盟补贴。

库恰克之死,导致斯洛伐克爆发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数万人要求政府改组。斯洛伐克政坛震荡,两周时间内,文化部长、内务部长相继辞职。


斯洛伐克民众发起大规模游行,抗议记者库恰克遇害,以及反对政府贪腐

20天后,担任了10年斯洛伐克总理的罗伯特·菲科,也辞职了。

库恰克的朋友彼得·纳吉在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末尾处写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女儿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一个记者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工作而被枪杀。她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国家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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