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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5 19:14  资料 主页 个人空间 短消息 
中华书法的当代之路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主办书法讲座
中华书法的当代之路

王运开
2016年9月25日


笔墨当随时代,书法的现代生存状况的发展必然受到当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所影响。书法的母国中国近百年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旧中国相比,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经历了开天辟地以来最为惊天动魂的冲撞与变迁。

中华书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近百年也随着文化的嬗变而不断的面临存在的考验与困惑。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就是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当代书法的各个流派如何在西方美学的冲击下寻找出他们认为可行的书法的当代之路。

西方思维对中华文明的冲击

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接受了三次大变革波浪的冲击。第一波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社会,第二波是2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而几十年前开始的第三波信息革命汹涌的势头更带来的迅速变化,在让人来不及思考变化的原因之下,个人化成为常态已经如洪流般猛烈冲击传统社会结构。这三个浪潮可以传统、原创、变迁来概括。

农业社会相对而言是封闭的传统,中西社会在基本上互不来往的情况下演变出各自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与艺术观。可以说中西思维的基本差异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工业革命始于西方,是西方科学主义以及自由民主思潮倡导下个人主义带来的成果,导致消费物品的大量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必须在本国之外寻找生产材料的来源以及为产品寻找出路。这是全球化的根源。因此工业社会基本上是个个人主义社会,而人民之合作由于互相需要,透过分工合作,互相补充。当然,为了刺激新的产品需求,推出原创产品是必然手段。
西方工业革命推动的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人类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因为动力来自西方,也有人认为现代化、全球化其实就是西方化。就是说,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工业与信息革命都是泊来品。

因此传统、原创、变革的社会核心思维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就华人而言,现代化与全球化导致西方与中华两大文明直接面对面,西方美学思维因此被引进,对中华文化与艺术产生了冲击。

从美学的观点来说,艺术讲的当然就是美,但是美是个不容易讲的课题。概言之,西方自古以来把认为美是从属于真与善,没有真与善,就无从谈美。这种情况一直到了康德凸出美作为真与善的桥梁后才有所改变。

可是什么是真与善一直是西方学术界无法得出结论的议题。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我们在这里只能以很简约的把这个议题做个梳理。我们先从农业社会期间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说起。

自1987至1998的十余年中,西方学者郝大维(David L. Hall) 与安乐哲(Roger T. Ames)以令人惊羡的协作方式先后创作了有关中西思想比较的“中西思想比较三部曲”,即《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1987年),《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1995年),以及《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1998年)。在“三部曲”中,郝、安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论述,特别彰显中西哲学之异。这些重大差异,以我的理解,最为根本的有三个方面:“理性(或逻辑)秩序”与“审美秩序”之间的差别;“超越性”与“内在性”之间的差别;“诉诸定义和本质”与“诉诸范例与历史”之间的差别。郝、安认为,三组中的前者,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后者则在中国古典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郝、安比较哲学中所凸显的这些中西思维方面的根本差异,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古典中国思想,深化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些争论,以及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皆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1.              理性与审美

西方重理性,是说他们偏重于以逻辑来分析事理;中国中审美指的是华人喜爱以感性的感觉来看待世界事物。理性的西方热衷的是真理与客观知识的追求;感性的中华思维所追求的关注的是天人合一之和谐与生活审美的乐趣。

郝、安以“圆的方形化”来形容理性(或逻辑)秩序、因果性思维的特征,即使圆变得中规中矩,意谓使模糊与混沌的东西,变得确定与明晰,以便度量。中国人则力图把方形如同圆形那样视谓无边无际、未完成的东西。最典型的莫过于汉代思想家所展示的一副井然有序、相互关联的宇宙图式。这种图式将阴阳、五行、季候、方位等相配,而且还可以不断扩展圆圈,将其他东西继续纳入其中,呈辐射状无限敞开。

2.              超越与内在

西方超越思维源于柏拉图。柏拉图把理性与现实分为两个不同的活动领域,导致西方对这两个问题的经典解释中,理性活动最终都成了超越现实经验世界的事物。理性独立并且外在的存在,不依赖任何其他现实经验世界事或物。这种思维把现实事物当成是对真理理念的模仿,艺术既然是对现实事物的模仿,因此成为模仿的模仿。柏拉图的理念(Form)是理性真理,他认为这才是真实。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这个真实世人无法认识,因此恰恰是个抽象的概念。从这个观点来看,柏拉图是西方抽象思维的始祖。抽象才是真实的悖论因此困扰了西方几千年,以致“美从属于真”成为一个令人无所适从的理论。

超越思维的真理与原创来自外力,是外力产生的结果。西方传统思维的形上学讲的就是抽象的外力;这种思维一直到笛卡尔后才才逐渐改变,至尼采而形成大气候,个人主义得以抬头。

中国没有超越思维,因为在中国人的宇宙中,所有事物都是相互依赖的。中国人更关心的是特定环境中特定的人的活动,而不是作为抽象的真与善的根本性。这种思维的另一个含义是“创作性”也是由人确定,而不是来自独立现实世界而存在的某种超现实的代理媒介。天人合一的观点一直在主导中华思维,但是这个“人”并不是西方的后现代所强调的“个人”,而是组成社会单位的“一群人”。

3.               本质与典范

西方理性态度所关注的是事物的“定义”和“本质”内涵导致西方的绝对普遍主义;中国审美思维则强调相对的“语境”,诉诸“典范”和“历史传统”,所以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

                中西思维不同既然是在封闭的农业社会各自形成,西方工业革命与现代化又是西方思维演变下历史的自然发展。在中国,要对本身传统思维做出调整以配合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工业革命)与后现代化(信息革命),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西思维的基本不同,可以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来概括;就艺术角度而言,我们把调整的概念称为西方思维的崇尚创意的原创性冲击中华道法自然的完美性。

阅读全文,请游览:http://thecccentre.blogspot.sg/2016/09/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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