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删去“十恶不赦”的“定义”，我们来好好讨论讨论。

成阳请说！

？？？？？
说了等于没说
唉……

一组文革照片：回顾一下历史吧

我没有经历过文革,如果有的话,算是间接的经历,从我的父母,我的旧同事,书本杂志,电影电视等等,

我不能接近的残酷残忍和残暴,看到楼上的照片,让我难过得落泪

楼上的同学说

但我钦佩他们。因为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可是冒着坐牢的风险啦。

理想主义者令人钦佩,也令人叹息,理想越高远,也就距离现实越遥远

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新加坡虽然有左翼分子，但不可能跟中国一样搞文革，最多是在文章里头歌颂文革，也难以酿成什么大气候。

当时的文艺创作，并不全是左翼文学作品。如果真是这样，文坛早就被有关当局所摧毁、镇压。就像泰国的情形一样，六十年代泰国政府排华，华校华报全都被封闭，华文写作人纷纷转入“地下”，以致于今日的泰华文坛出现极其严重的“断层'。

新加坡的情形不一样，那时固然有左翼文学作品，也有很多不属于左翼文学的作品。大家基本上是互不干涉，你写你的，我写我的，没有所谓的遵循什么文艺路线。有的，只是左派党团提出来的文艺路线，但它也不可能成为文坛的主导力量。

实际的情形是：没有任何一位写作人（包括左翼作家）因写作而被送进监牢，除非他本身牵涉反政府或地下活动。

一些左翼作家为了实现理想，都放下笔来从事地下活动而被逮捕的。

当然，对他们的这种理想，我们都抱着钦佩的心！

可能正因为没有酿成什么大气候。才没人因此坐牢吧。

也有把很高理想变为现实的。像毛泽东。

等到文革开始了,那就是最残酷现实

我有很多组最近几年发生的“群体事件”的照片，不知你看了，会怎么想？

还是不要吧

给点花花草草养眼的

从《红潮》所收集的材料，尤其是杂志类，从这些当年出版的本地刊物看来，左倾的文艺路线为什么不是“文坛的主导力量”？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红潮》所表述的年代，是从1966到1976年的文革十年，这是左倾文艺最“流行”的年代。当年在新加坡出版的文艺类刊物以杂志为主，而绝大部分杂志都属左倾刊物，例如较熟悉的《星光》、《建设》、《乡城文艺》、《青年文艺》、《文艺生活》、《南涛》、《笔端》、《文娱天地》、《赤道诗刊》、《大地》、《知识天地》等等。单本的文艺刊物也多以左倾小说和散文为主。即使单从数量来看，这股潮流能说不是“文坛的主导力量”吗？

[ 本帖最后由 叶霜 于 2007-9-2 23:07 编辑 ]

最近,时常有和周围的朋友谈论这个问题

数量之多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就新加坡的当时情况看来,更大程度上是把左倾思想,左倾文艺当成是一种追随的目标及方向,不是植根,而是移植,在水土并不符合的情况下,甚至戏剧性创造条件,抒发,和创作,结果是流于表面,流于宣泄,是没有生命力的.

不过,我倒是有个问题问小霜,什么是"文坛的主导力量"?那时候,英文环境在流行什么?除了左倾文艺,华文群体还在谈什么?

我觉得在上述的讨论中,还有关于香港,新加坡同样移民社会,移民文化,却是不同呈现和成就,结果,
为什么? 这个话题也是比较引人关注深思

你说得没错，那10年的出版物顶多的，但是不是全属左倾刊物呢？
我发觉一些学者或研究当年新华文学的概况时，都有这样的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即把这些进步文艺刊物当成是左翼文学，这是需要更正的。

进步文学与左翼文学之间不能划上一个等号，我们只能说，进步文学是整个左翼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们说到新华左翼文学时，它指的是左派党团所出版的刊物，有很鲜明的政治主张，思想路线，文艺创作路线等，他们所鼓吹的是革命文艺之类的创作，是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和局面，或许也是在配合马共的武装斗争。除了社阵的机关报《阵线报》、《新青年》，人民党的《人民论坛》，就是各左派工团、艺术团体、校友会等的演出特刊或会讯之类，一般人是不容易读到的，它只流传于党团之间。至于《阵线报》和《人民论坛》，读者有限，怎么可能发挥很强大的力量？当然也不可能成为当时文坛的主导力量。

其实，进步文学蓬勃的时期，是从1970年到1975年这短短的5年间，这里要更正一下，《星光月刊》出版于1975年，而不是朱成发先生或陈剑先生所说的1973年。何况，当时已有进步文学一词的提出。具有进步或左倾倾向的作者，是不是左翼文学的写作者呢？陈剑先生认为凡是具有左倾思想的作者所创作出来的作品，都应该算是左翼文学作品，这点我不大能苟同，具有左倾思想的人，他写出来的作品依然有风花雪月，依然有孤独寂寞的内心独白，而非全盘是斗争团结之类的，只要翻翻当年的出版物就可以知道了，当然这类的作品不是太多。我想说明的一点是：硬性规定的把进步文学作品归入左翼文学，是不太恰当的。何况这些进步刊物的立场，言论，不一定跟左派的认同，所以为什么社阵会批判一些进步文学刊物和作者。

除了左派党团和进步文学刊物之外，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还有相当规模的非左派非进步文学的文学创作，所以笔者认为，左翼文学不可能成为当时文坛的主导力量，就是这些原因。我们不能漠视历史，不能把左翼文学提升到一个非历史的高度。

数量不能说明质量和水平，以当时的整个创作氛围来说，左翼文学作品的水平还不是很高，政治概念化和僵硬的思想主题，充斥于创作中。很多作品都是为政治理念而写，缺少血肉和形象，所以这一类的作品很快就湮灭了。

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特点也影响了创作路线和风格。文革对左翼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著的，而马共在1969年启播的地下电台，也很有刺激性，正如一些进步文学刊物的刊首语指出的“平地春雷一声响”，另外，谈到新华左翼文学时，不能忽略马来半岛的状况。当时新马的左翼文学几乎是一体的，两地的作者互有作品发表。

从1970年至73年，是进步文学最蓬勃的年代，刊物多，单行本多，但这其实是一个很表面的现象，即使在进步文学刊物所发表的作品，水平也不是很理想。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很难把数量当成是整体的反映，毕竟一个文学运动不是取决于数量，而是作品本身的素质，以及围绕在文学创作中的有组织性的活动。

当时的进步文学刊物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各自为政，即不与左派党团结盟，也没接受马共的领导，都是比较自发性的。甚至我们也不知道谁在主导某份刊物？社阵曾经召开过类似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会议，但参与者几乎是新马两地的左派党团人士，没有任何一家进步文学刊物参与，如果说进步文学刊物是属于左翼文学，为什么社阵会将他们拒之门外，很显然的，当时的左翼党团并不认为这些进步文学刊物是左翼文学，充其量只是民主进步文学（注意，左翼党团的出版物，曾经这么称呼过进步文学刊物）而已，自己已削弱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怎么可能成为“文坛的主导力量”？

左翼文学的读者，在数量上不会很多，这是由于流通性有限的原因。由于根基浅，包容性比较窄，题材几乎一体化，所以没有什么生命力。

即使进步文学刊物的读者也没有想象中的多，一份刊物的销量千多两千本，当时最畅销的是《青年文艺》，大约每期能卖三四千本，以这么单薄的销量，能造成多大的影响，看来也是值得深思的。

当时左派并不把他们的文学称为左翼文学，而是革命文学，也不冠之以新加坡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是后来人称呼的。新华左翼文学更不是当时的口号。

《红潮》的副题是：新华左翼文学的文革潮，楼主应该很清楚，这里所讨论的是华文文学，是多元种族社会里的华文文学的“主导力量”。就如在北美，绝不会把中文文学的“主导力量”与英文文学的混为一谈。

左倾文艺之外，当然就是“非左倾文艺”，但正如作者在《红潮》里所说的，正因为当时整个大环境是左倾的，或如怀鹰所说的进步的，就算是“非左倾文人”，作品主题还是较为积极的，现实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