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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其它] 吴起和商鞅
东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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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和商鞅

楚秦先后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这两位变法者有许多共性。首先,他们都是外国来的移民,都是从小国卫国来的。“郑卫之音”是著名的“靡靡之音”,孔子在《论语 卫灵公》中说:“郑声淫。”郑卫之音,即郑、卫两国(个河南中部与东部)的民间音乐。这一地区早期是商民族聚届区,保留了商民族音乐传统的“前朝遗声”,它表达感情奔放、热烈和大胆。《诗经·国风》凡160篇,郑风、卫风合为31篇,约占五分之一。各国“风”诗,多是短小歌谣,“郑风”、“卫风”中却有一些大段的分节歌,可以想见其音乐结构的繁复变化。在一些反映民俗生活的诗篇中,常有对男女互赠礼物(《诗经·郑风·溱侑》)、互诉衷肠的爱情场面的描写,隐隐透露出一股浪漫气息,产生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商朝比周朝,商业发达、文化发达、文明程度高。看后世的音乐诗歌历史,越是商业发达的地区和时代,淫辞艳曲、“靡靡之音”,就发达。(中国近代民间音乐的最高成就是,出自无锡的《二泉印月》,红色大资本家荣家也出自无锡。)管理商业社会的难度高于管理农业社会,成功的管理人才大多富于进取心,恃才逞强,果敢坚决。两个改革家都出自卫国,就毫不奇怪了。

其次,他们都先出仕魏国,再去更远的楚国和秦国。魏国有最早的魏文侯时期的李悝变法,但力度不大。两位著名的改革家也在魏国做了些小改革,到了楚国和秦国才得以大显身手。魏文侯听了李克(李悝)的评价,启用了吴起。吴起仕魏时屡次破秦,尽得秦国河西之地,成就了魏文侯的霸业。

第三,他们都是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都为变法献出了身家性命。他们是移民客卿,不是本国贵族——即得利益者。他们只受命于皇帝一人,不依附依仗贵族,超乎贵族网络之上。他们是天生的无产阶级,最后是彻底的无产阶级。

吴起的变法措施主要有:其一,削减贵族特权,改善庶民境况。“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有点像文革中的下放和上山下乡。其二,健全法制,整饬吏治。“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平其制禄”;“塞私门之请”,“禁游客之民”,“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其三,整军经武,以求“时争利于天下”。“奉选练之士”,“精耕战之士”,“砥砺甲兵”。

成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西伐秦”。

商鞅是吴起的同乡后辈,很多变法措施学习吴起。商鞅最著名的“立木为信”是学吴起的。《吕氏春秋 慎小》记:“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于邑中如前。邑人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 《韩非子 内储说上》记:“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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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起来,吴起变法与商鞅变法却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吴起的变法严重触犯了贵族利益,商鞅的法对民众十分苛严。其次,秦与楚的社会基础不同,他们都根据实际国情,采用了最有效的措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变法的结果不同。楚国的弊害是贵族势力强大,危害王权,并怠惰不思进取。变法之后,王权和贵族达成和谐,楚王把实权交给权臣,权臣不危害楚王的地位。王同贵族一起,怠惰偏安不思进取。而秦国的贵族并不强大,变法后,王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使落后的秦实现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快速进化,移风易俗,从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实现统一。

楚声王不明不白地死去,太子疑继位于危难之际,是为楚悼王。楚悼王所处的地位,就如同东晋时的司马氏,王权衰弱,贵族强大。在楚悼王不知计之所出时,吴起从魏国逃到楚国,楚悼王马上任用依仗他。

《吕氏春秋·卷十一·仲冬纪·长见》: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吴起曰:“窃观公之意,视释天下若释,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抿泣而应之曰:“子不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果去魏入楚。

吴起在楚国得到楚悼王的重用,但受到守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一开始只能当个县令。《说苑·卷十五·指武》:吴起为苑守,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为苑守,先生将何以教之?”屈公不对。居一年,王以为令尹,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起问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为之也!”屈公曰:“子将奈何?”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屈公曰:“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主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吴起曰:“起之为人谋。”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处而笃行之,楚国无贵于举贤。” 楚国的反对派中也不乏高人,预见到吴起将有祸,但吴起义无反顾。楚国的人才多,聪明人更多,弥漫着守旧无为从俗的气氛。后来,屈原也遇到不少,他也是不听劝告。

而商鞅去秦国时,秦孝公和他的父亲秦献公一样,是个锐意进取、有雄心壮志的强权君王。可见,秦国的贵族势力并不强大,不足以威胁王权,不足以危害国家。在商鞅到来前的秦献公时,已经开始的一些改革。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开始促进商品经济;秦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之后,就“徙治栎阳”。如同盘庚迁殷,秦加强了中央集权,有了崛起的架势。商鞅顺应君主的要求,适时而动,变法的阻力比吴起在楚国小很多。

《史记 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曾经因为太子犯法,而处罚了太子的老师。但这记载不可信,《秦与楚》中张正明说:“太子惠文君于公元前338年继位时,虚龄仅十七。三年后,公元前335年,才举行冠礼。说变法行之期年太子犯法,等于说太子在出生之前四年就犯了法,岂不荒唐!”(p142)

商鞅变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商鞅主张全农的经济政策,为此他颁布了《垦草令》,制定出二十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农业发展,一方面打压工商业。其次,商鞅主张重刑厚赏。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赏,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国家安定。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严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赏立信。第三,商鞅主张重战尚武,具有军国主义思想。最后,商鞅主张国家应统一民众的心智,制定统一的制度,实现统一的目标。

吴起在楚国抑制了贵族的特权,人民自然奋进;商鞅在秦国,提供了让奴隶通过立功杀人,摆脱奴隶身份地位的机会。在商鞅的重赏重罚下,秦人,特别是最底层的奴隶,踊跃参军,被培养成了斩首机器,以杀人、征服邻国邻族为荣。所以,贾谊说:秦人民“并心于进取”,但“秦俗日败”。

秦国在变法前的生产关系是最落后的,属于封建领主制的土地国有制。商鞅用地、宅以“奖励军工”,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生产关系从低级走向高级,解放了生产力。楚国在变法前,已经比较先进了。吴起的改革在生产关系方面进步有限,需要更深化的改革。也许就是屈原理想的商品经济改革。管仲是小商人出身,对于经商营利有经验,齐国在他改革下成为一霸。秦在占领巴蜀后,开始经营盐铁,为秦的统一战争提供了经济基础。楚国拥有丰富的盐铁(青铜)资源,在经商方面更有经验,只是后来,没有志士得到机会,锐意改革。

在文化建设方面,今人童书业认为《左传》是吴起所作。钱穆和郭沫若认为《左传》成书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吴起是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县,一说山东省曹县东北)人。吴起最早仕鲁,曾击退齐国的入侵。此外,浙大藏楚简的主体内容为《左传》的战国竹书抄本(襄公9年-10年)(从文字形体和书法看“浙大简”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H4I9Yb2fu4u-R0H3dHe 与楚简文字用字不合,而与晋系文字的字形或用笔相合。吴起曾仕于鲁和魏),马王堆帛书中有《春秋事语》,这些都证明《左传》在楚国得到了发扬光大。吴起可能在楚国留下了一个以史为鉴的为政之道。商鞅则给留下了一套法律体系,制度规范。《史记》:“后世遵其法”。

吴起是文武全才,司马迁把他和孙子写在同一传中,说明他是军事家。他在建筑方面也有造诣。他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建设楚国国都郢(今湖北省江陵市西北)。《吕氏春秋·卷十四·孝行览·义赏》: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吕氏春秋》注云:“教之用四。”

商鞅不诚信,靠欺骗手段打败魏国,而受封商君(《史记》)。《史记 孙子吴起列传》:“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吴起为人有气节廉洁又重视名誉声望。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吴起做到了全部三不朽。

吴起受到楚悼王的重用,他跟太子(楚肃王)的关系,没有史料提到有任何矛盾。而宗室大臣对吴起恨之入骨,楚悼王一死,就作乱攻击吴起。可见宗室大臣的势力很强,楚悼王在世时,只能依靠吴起控制他们,但并不能消灭削弱他们。楚肃王新立,当然更斗不过宗室大臣。吴起知道自己的死,在所难免,他用自己的死,给太子尽诛乱党提供了口实。这样,太子即位后,地位巩固,可以继续吴起的变法方针。《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吕氏春秋·卷二十一·开春论·贵卒》:荆王死,贵人皆来。尸在堂上,贵人相与射吴起。吴起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乱王!”吴起死矣,且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吕氏春秋·卷第十九·离俗览·上德》: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

商鞅在秦孝公死后,是想尽办法保命的。他先去魏国,魏国不接受他。路上,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没有留他;如果知道他是商君,也不会留他。所以,商鞅不敢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后来,他回到自己的封地,被秦军打败身亡。看来他也没有好好经营自己的封地,获得那里人民的支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应为彤地)。《韩非子·定法》: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

文明程度高的国家中的低级的人才,来到偏远未开化之地,开发了落后人民的智力,使其陡然具有了创造力爆发力,但是没有德的节制,危害无穷。 《左传 襄公八年》子产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历史上西北的少数民族和近代的日本等,都是接受了一些先进思想和人物的影响,使其文明程度提高了一个档次,而使其能量无穷,攻伐征战,所向披靡。但能影响这些偏远小国的,基本上不是吴起类的人才,而是商鞅类的人才。商鞅一开始游说秦王时,用帝道和王道,秦王不听,只有商鞅的霸道才能打动秦王。商鞅死后,秦法未败,是商鞅的霸道之法未败。文明程度低的秦国,只懂霸道,只能引进霸道人才,只能延续霸道之法。秦国求贤若渴,但秦引进人才的标准是急功近利的,所以,秦能引进商鞅,无法引进吴起;能引进李斯,无法引进屈原。

对比近代,商鞅变法相当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国力大增,但没有社会制度和文化的进步,依然是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实行野蛮的烧杀抢。论历史作用,跟秦统一了中国一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把军阀混战的中国统一起来,催生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有人说如果日本占领全中国,将是另一个大清朝。我不同意。清的成功,建立在明的腐朽专制基础上,是明的延续。而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已经孕育了新的希望,日本的作用是催生婆,而不是统治中国。新中国建立之后需要比吴起变法更深刻的文化革命。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从此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改为吴旗。2005年10月19日更名为吴起县。现有毛泽东旧居、革命烈士纪念牌、“切尾巴”战役遗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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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7 12:22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卫国首都濮阳

濮阳古称帝丘,据传五帝之一的颛顼曾以此为都,故有帝都之誉。

濮阳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因位于濮水(黄河与济水的支流,后因黄河泛滥淤没)之阳而得名,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1986年,境内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三足陶等裴李岗文化典型器物证明,七、八千年前这里已有人类活动。1987年,在濮阳西水坡发掘出三组蚌砌龙、虎图墓葬。据测定,其年代距今6400年左右,蚌壳龙被考古界公认为“中华第一龙”。专家据此遗址推断,6000年前濮阳地区已率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并成为中华民族龙文化的发源圣地。濮阳因此被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命名为“中华龙乡”。

上古时期濮阳一带地跨兖、冀二州,是黄帝为首的华夏集团与少昊为首的东夷集团活动的交接地带。黄帝与蚩尤的大战就发生在这里,据说蚩尤之首就埋在台前县。黄帝长子玄嚣青阳氏邑于顿丘(今清丰县南),次子昌意在今南乐县筑昌意城;黄帝史官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被尊为“造字圣人”,今南乐县梁村乡吴村有造书遗址及仓颉陵、仓颉庙。中原地区继黄帝之后由颛顼统一治理,都帝丘(今濮阳西南,史称“颛顼之墟”)。颛顼时,其氏族集团实力强大,打败了以共工为首的集团,活动范围大为扩展,万邦来朝。颛顼之后,帝喾继位,初都帝丘,后迁都伊洛平原。帝喾赐颛顼玄孙陆终长子樊为己姓,封邑昆吾(今濮阳东南)。帝喾之后,尧继位成为祁姓集团首领,以冀州为活动中心,死后葬于城阳(范县东)谷林。濮州(今属范县)有尧母庆都庙,范县辛庄乡北有尧子丹朱墓。舜生于姚墟(今范县城西南),住南河。他在黄河之滨烧制陶器,到雷泽(古泽名,在今范县东南)渔猎,去历山耕作,还贩于顿丘(今清丰)。舜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后代尧而立,成为姚姓联盟的首领。

尧舜之时,太行山区雨水丰沛,水患频仍。以秦(今范县)为活动中心的东夷首领伯益协助舜的水官大禹治水,两大集团在联合抗洪斗争中进一步增进了民族融合。

夏王朝时期濮阳地区建有己姓联邦集团的昆吾(它是夏后氏酋邦王国最亲近的成员)、斟灌、顾等宗族邦国。夏启时于昆吾铸九鼎,并视为国宝。夏帝仲康的儿子相为羿所逐,奔依同姓邦国斟灌氏。后相即位,都帝丘,至帝杼时迁都于原。其间历百年,濮阳一直是夏文化中心地带,不仅农业发达,制陶和冶铜技术也处于领先地位。

殷商时期以契为始祖的子姓集团至相土时迁至商丘,即帝丘(今濮阳),活动于今豫北、冀南和豫东一带,势力发展至东海之滨。汤时征服了昆吾、韦(在今滑县东南)、顾等邦国,后灭夏建商,以帝丘为其陪都。

西周时期以姬发为首的姬姓联邦集团联合其他邦国灭商后成为新的联邦王国的宗主国,帝丘一带称东国,为管叔封地。周成王四年,周公旦东征,平定武庚及三监叛乱,封康叔于河、淇之间,建立卫国,帝丘一带受其节制。西周时,帝丘一带的经济、文化都得到迅速发展,实力较强。厉王时,卫武公曾带兵入朝平定叛乱,稳定政局。

春秋时期濮阳一带仍属卫国,为当时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公元前660年,散居于齐、卫北部的狄人入侵卫国,占领卫都朝歌。公元前629年,卫成公迁都帝丘(今濮阳),帝丘成为卫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凡400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大改道流经濮阳,给这里带来水利之便。这一时期人们用桔槔提水灌田,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纺织、皮革、竹木、冶铸等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业兴旺,涌现出一批城镇。如临黄河的戚邑,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十分繁荣。仅前626年至前479年140多年间,春秋经传中关于戚的记载即28处,诸侯来卫国的14次会盟中,就有半数在戚举行。其他如咸(位于今濮阳市东南25公里)、铁丘(位于华龙区)、顿丘(今清丰县西南)、五鹿(今清丰县南)、澶渊(位于华龙区内),清丘(位于市中心东南30公里)等城邑商旅不绝,相当繁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思想的活跃,精神的解放,文化的发展,劳动人民于“桑间濮上”创造的诗歌“卫郑新声”,风靡华夏。先进的卫文化既培育了中国第一个杰出的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也激励工奴于前478年掀起世界上最早的手工业奴隶的革命斗争——百工起义。同时,帝丘位居黄河要津、中原腹地,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铁丘之战等都发生在濮阳一带。

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普遍推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各诸侯国为壮大实力、争夺霸权竞相改革,大批优秀人才应运而生,仅濮阳人就有政治家和军事家吴起、儒商子贡、改革家商鞅、政治家吕不韦、外交家张仪等,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记载了天文、地理、物理、医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战国后期,大国争霸,帝丘一带战争频繁,原为西周第一大国的卫国,春秋时已降为中等诸侯国,到战国时更加衰微,最后仅剩濮阳城(濮阳县西南)一弹丸之地。前242年,秦置东郡,次年秦取濮阳等地,卫君角被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卫此时名存实亡。前240年,东郡治濮阳。至前209年卫君角被废为庶人,卫亡。

[ 本帖最后由 东方情 于 2015-9-17 12: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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