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淮:当年悲壮的大逃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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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着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着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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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个政党,这样一个政府。还好意思讲自己深受人民爱戴。
那时候应该是唱毛主席、共产党颂歌唱得最起劲的时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