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民族，以史为鉴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自从《诗经》提及“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来，“殷鉴”就成了“以史为鉴”的简称或别称，而不断为历代学者所引用。其引用频率之高，远在“疏通知远”之上，所以可援引的实例不胜枚举。除了正史（二十四史）之外的其他论著，如贾谊《过秦论》、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朱敬则《陈后主论》、权德舆《两汉辨亡论》、韩愈《论佛骨表》、杜牧《罪言》乃至吴兢《贞观政要》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以史为鉴”这个传统价值取向，作为其文章、著作的立论基础。

例如贾谊《过秦论》从秦国之崛起、统一中国，讲到秦帝国的覆亡，其重点在于论述秦速亡之内在因素，可作为“以史为鉴”政论之典范。文章这样写道：

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 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 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所谓“前车既覆，后车当鉴”，贾谊作《过秦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汉文帝勿重蹈秦始皇之覆辙。

但这仅是“以史为鉴”内涵的一部分。严格地说，“以史为鉴”这个价值取向是由“有所不为”与“有所为”两部分构建而成，我们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中国古代历史家看来，为了避免犯上前人的类似错误，统治者就必须“有所不为”；而为了汲取前人的成功经验，统治者更应该“有所为”。

此外，到了唐代，“以史为鉴”还进一步发展为制约君权的政治谋略，致使这一正统历史观的内涵更加丰富，其实用价值也得到大幅度提升。关于这点，可以从吴兢《贞观政要》窥见一斑。开明专制君主唐太宗对“以史为鉴”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