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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再从“联邦中国”谈到“一国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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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懋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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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 09:17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再从“联邦中国”谈到“一国三制”

再从“联邦中国”谈到“一制”



众所周知,合理性与可行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与范畴,前者不等于后者也不能取代后者;换言之,言之有理未必切实可行。但是,张汉音博士的“联邦”构想,却试图将两者混为一谈,即以合理性作为可行性的基础或依据,认为几乎凡是合理的都是可行的。这也是两篇《构想》大作的最大弱点。

《构想》另一弱点是出现自相矛盾成分,作者虽试图“在矛盾中寻求统一”,但结果还是力不从心、理屈词穷。例如:他一方面认为两岸双方应平等相待,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共需要作出较多的让步,而主要的让步是放弃对大陆政权的垄断性支配地位”。对于他自己也认为这“似乎很不合理”、“似乎很荒唐”的建议,作出了如下的辩解:“在和平统一这个问题上,中共有‘求’于台湾,因而必须为满足此种需求而付出‘代价’”。台湾“对大陆无所求”,而“ 这种需求的差异有利于台湾的讨价还价。这就决定了双方均等让步的不现实”。

《构想》的第五个弱点是在整个架构中没有“时限”。“循序渐进”与分阶段逐步实现“联邦中国”既然是《构想》的核心概念,照理张博士应提出每阶段的“时限”,而不应含糊其词地使用“在若干年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等到条件成熟后”等等没有时限概念的词句,来代替较为具体的年代。因此,读者无法了解需要多少年才能实现其《构想》:一、二十年还是一、两百年?

一国三制不同于一国两制

谈到“一国三制”,张博士硬把它说成“一国两制”,然后两者相提并论,说它具有和后者相同的“盲点”。这可能是笔者语焉不详所致。

诚然,“一国三制”脱胎于“一国两制”,而且是“两制”的延续与扩大,所以在表面上类似“两制”,但其性质上却不同于“两制”;换言之,“台人治台”不同于“港人治港”,不能称之为“香港模式”。在笔者的构想中,“一国三制”具有以下特点:

一、香港只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自治权有限;而台湾却是“特别自治区”,其政府拥有近乎独立国家的高度自治权,绝非香港或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所能相比。

二、香港受到中国政府颁布的《基本法》的约束,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上都不得抵触《基本法》;台湾则不受《基本法》或其他类似法典的约束,它在立法、司法与内政三方面都完全独立自主。

三、香港只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必须接受中国军队进驻;台湾则不但保有自己的警察队伍,而且还将继续拥有自己的军队,中央政府不得驻军台湾。

四、香港自治政府的领导人只是从事“治港”,不在中央政府中扮演任何角色;台湾政府的领导人除了执行“台人治台”任务,还可在中央政府中担任要职。从政协常委、人大常务到国务院,中央政府都必须保留若干职位给台湾委派的人选。

由此可见,“一国三制”构想中的两岸统一,只限于形式上的统一,台湾的自由地位几乎没有或很少改变。台湾人拒绝“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拒绝“一国三制”构想中的“台人治台”,就令人费解了!

笔者主张以“一国三制”来取代“一国两制”,就是为了突出“台人治台”不同于“港人治港”,因为诚如张博士所言,台湾的地位完全不同于香港的,当然不能以“香港模式”来处理。

以保障台湾权益为大前提

在“一国三制”构想中,笔者是以台湾人的权益应受到充分保障为大前提,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平民百姓,都不会在这种形式统一中蒙受真正的损失。何以见得?
      
       一、对于最高领导层而言,放弃“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的称号,改称“台湾自治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可说是一种损失,故从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中获得补偿。其他和“行政院院长”、“部长”也都可取得相应的“兼任补偿”。这使到他们在“治台”之余,还可参与中央政府工作,也获得了国际活动的自由空间!

二、对于平民百姓而言,放弃“中华民国”如果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损失,那么统一带来的持久和平安定,无需在战争阴影中生活,便是最好的精神补偿。

三、除了放弃“中华民国”,并从事一些“正名”外,各种制度都可以维持现状:从民事服务到财政收支,从内部治安到本岛防务,从教育制度到民选政治,完全掌握台湾政府手中。中央政府一概不得干预,也不可以和台湾分享社会财富。

四、台湾所享有各种权利和特权,不仅是以法律形式予以明文规定,而且允许它继续拥有自己军队,足以自卫,使它的各种权益,尤其是得之不易的自由民主权利,都获得最大的双重保障。

以维持大陆现状为原则

“三制”构想的另一基本原则是维持两岸现状。鉴于两岸统一与政制改革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双方若要求对方进行“政改”作为统一的先决条件,显然是不合逻辑、不切实际的。在两岸领袖会谈中,双方都不宜提出以“社会主义”或“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设想

根据“对等原则”,台湾既然可以维持现状,大陆也应保持现状,包括“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与“党指挥枪”,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在统一后二、三十年,大陆需要进行政制与军制改革,那也是大陆的内部事务,并且由大陆人民来决定,绝无可能在两岸会谈中作出安排!

两岸在实现形式统一之后,不但可以维持现状,而且还可以在各个领域内进行公平竞争。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它将对大陆的社会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加速其改革进程。由于其影响力是无形的、逐渐的,而且透过现有的社会体制产生效应的,北京政府应能承受。可见“维持大陆现状”并非消极、保守的主张。

张博士《构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便是在形式统一期间,两岸政府进行公平竞争,作为大陆体制改革的催化剂。笔者对此深表赞成,因为它和“三制”构想不谋而合。

给三民主义以良机

四十多年来,国民党人一直“勿忘在莒”,先是高唱“反攻大陆”、“收复失地”,继而提倡“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的确可嘉!

事实已清楚表明,“反攻大陆”绝不可能;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可能性倒是存在的。在“一国三制”中,两岸之间的公平竞争,即提供了三民主义在大陆扩展的良机。首先,台湾的经济起飞较早,政治改革起步在先,而且社会条件亦佳,所以在竞争中稳操胜券。台北领导人大可借此向大陆人民宣扬三民主义的优越性。

其次,“三制构想”中,台北领导人既然可在北京政府中兼任要职,参与最高层的治国工作,其治国经验自然会受到重视。这又提供了他们直接推行某些“台湾经验”的良机,使“三民主义”在“社会主义”名堂下付诸实现。

其三,自邓小平提倡“猫论”以来,大陆人民其实已放弃教条主义,并且出现了政治信仰的真空状态。两岸统一正是提供了三民主义填补真空的良机,国民党人岂能错过?

第四,在学理上,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十分接近,其中“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语),而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和中共的政治信仰并不抵触,毛泽东在国共战争时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可说是三民主义的新版。因此,国民党人若想在大陆挂社会主义“羊头”,卖三民主义“狗肉”,肯定“顾客盈门,生意兴旺”,根本不需要“联邦中国”或“中华联邦”这类新字号。

心态与需求均可改变

“一国三制”虽想得美,但台湾人若不稀罕,其可行性岂不亦等于零?这可能是某些读者的疑问。

诚然,大部分台湾人在目前并不寻求或不急于寻求两岸统一,是一种客观事实。其原因是:(1)安于现状,不愿改变,乃人之“常情”(共同心理);(2)两岸的贫富差距分明显;(3)“恐共心理”依然存在,对中共缺乏信心;(4)台湾的生存与发展不受到威胁。一言以蔽之。“台湾对大陆无所求”(张博士语)。

台湾人的心态和需求固然是两岸统一的心理障碍,但不足于长期阻碍两岸统一,因为人们的心态与需求都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力量来自多方面:(1)随着大陆经济高速发展,两岸贫富差距将日渐缩小;(2)两岸领袖与人民交往日益频繁,足以增进谅解与信赖;(3)“港人治港”一旦取得成功,亦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台湾人的顾虑;(4)两岸的经济关系走向“一体化”,依存关系开始形成,台湾对大陆的依赖性将有增无减;(5)台独势力日益膨胀,若使国民党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国共暗中合作将“顺理成章”;(6)倘若国民党趋向台独,大陆势必充分利用其军事力量,发挥“演习效应”与“封锁效应”,更直接地将台湾对大陆的“无所求”,转化为“有所求”;(7)台湾人民最终将从“幻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意识到两岸统一是台湾的唯一出路!

总之,“形势比人强”,台湾人的心理需求无法改变历史趋势。诚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大陆能接受“三制”吗?

大陆能否接受“一国三制”,当然亦决定此构想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三制”带来的虽仅是“形式统一”,距离真正统一的目标还相当遥远,但它对北京政府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它不但可以解除“台独”的后顾之忧,消除外国势力的干扰,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而且在政治上还可以初步完成中国人民所赋予第三、四代领袖的历史使命!

“三制”构想的核心概念,是台湾的“主权”与“治权”可以也应该分开: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权乃保留在自治区政府手中,这和“一个中国”的立场完全吻合,两岸统一后仍然有“两个政府”,但和目前的“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略有不同。“主权与治权”分开,是建立于既存现实的基础之上,也是和平统一的唯一手段。至于两者合而为一的时限,可暂定为五十年,必要时可再延长二、三十年。

将主权与治权分开,也符合“求同存异”与“化异求同”两大原则,所谓“求同”,就是先寻求两岸在形式上取得政治统一,而所谓“存异”,就是承认两岸存在差异,并维持其现存体制。至于所谓“化异求同”,就是指在形式统一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岸之差异将逐渐化小,进而求取真正的政治统一。

综合以上论述,笔者坚信:“联邦中国”构想不切实际,“一国三制”较为切实可行。但究竟孰是孰非,读者还是拭目以待吧,因为时间是最佳证人,历史是最好、最终的裁判!(作于1996年,曾发表于《早报》言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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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 16:3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早在十几年前,当人们探讨中国统一问题时,就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华联邦”或类似的构想和建议。《联合早报》于1996年9月1日刊登张汉音博士的大作《关于建立联邦中国的构想》,引起笔者的极大兴趣。因笔者认为张博士构想的可行性甚微,故发表《联邦构想不切实际》予以回应(见个人空间),本文乃其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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