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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懋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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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8 11:58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

关于“社会革命”问题的论战

辛亥革命前夕

革命派同立宪派展开思想大论战（4）

关于“社会革命”问题的论战

革命派同立宪派争论的第三个大问题，就是当时的中国是否有必要和有可能实行“社会革命”。所谓“社会革命”，在革命派看来，乃是指“社会经济组织上之革命而言”（见朱执信《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

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初年，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化。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不平等的社会”。因此，在那个时代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曾在欧美风靡一时。孙中山及其一些同志，曾经周游欧美各国，目睹资本主义社会之流弊，所以多少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孙中山认为：“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将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见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那么，用什么方式来“改良社会经济组织”呢？革命派主张采用民生主义（即所谓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把土地和大企业收归国有，并提出“土地国有”与“平均地权”的主张、口号。

革命派既然将民生主义列为其三大主张之一，并且强调“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因此立宪派对它更是深恶痛绝，决不让步。如梁启超说：“吾于他端可以让步焉，若此一端则寸毫不能让也”。易言之，两派对於“社会革命”的论争，其激烈程度不下於前二者（即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

立宪派竭力反对社会革命，其论据主要有三点：一、“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二、中国“不可行社会革命”；三、中国“不能行社会革命”。为什么中国当时不必、不可、不能推行社会革命呢？梁启超是这样说的：

所谓中国今日不必行社会革命者何也？彼欧人之经济社会，所以积成今日之状态者，全由革命来也。而今日之社会革命论，则前度革命（指“政治革命”——引者）之反动也。中国可以避免前度之革命，是故不必为再度之革命（指“社会革命”——引者）。

……然则欧人之工业革命所产生之恶结果，我其可以免乎？曰：虽不能，而决不至如彼其甚也。盖欧人今日之社会革命论（指社会主义学说——引者），全由现今经济社会之不完善而来；而欧人现今经济社会之不完善，又由工业革命前之经济社会不完善而来。我国现今经济社会组织虽未可云完善，然以比诸工业革命前之欧洲，则固优于彼。

所谓不可行社会革命者何也？社会革命论，以分配之趋均为期。质言之，则抑资本家之专横，谋劳动者之利益也。此在欧美，诚医群之圣药，而施诸今日之中国，恐利不足以偿其病也。吾以为策中国今日经济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而不然者，以现在资本之微微不振，……不能从事於大事业。而东西各国，……挟其过剩之资本以临我，如洪水之滔天，……其将如何御之？要之，……今日中国的急急研究者，乃生产问题，非分配问题。

所谓中国不能行社会革命者何也？欲为社会革命，非手段圆满，则不能收其功；而圆满之社会革命，虽以欧美现在之程度，更历百年之后，犹未必能行之，而现在之中国更无论也。……如今排满家之言社会革命者，以土地国有为唯一之揭橥。……若但解决土地问题，则社会问题即全部问题解决者然。是由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土地之外，尚有其主要的生产机关（手段）焉，即资本是也。……要之，欲解决社会问题者；……则必举一切之生产机关（手段）而悉为国有，然后可称为圆满之社会革命。（见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

针对梁启超非难“社会革命”的言论，革命派逐一加以批驳：

第一、革命派认为在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下，中国政府既是大地主，又是大资本家，所以外资输入中国，对於中国之经济与民生，并无害处。“外资之输入，其初以补助本国资本之不足，而产业既发达，则自身之资本弥满充实于全国而有馀。此殆以自然之进步为之，而非恃将资本家政策所能望”。（见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

第二、革命派认为分配问题比生产问题更加重要，亦更难解决。因为“使租庸息赢之问题不能解决，则生产亦为之不遂；而个人财产贫富之问题不解决，则生产虽多而无益”。而且“如果唯知从事生产，而不计社会个人贫富之象，其生产又定无过剩之虑乎？”因此，革命派坚信实行土地国有与节制资本，乃是消除或避免贫富不等现象的最好办法。

第三、革命派认为当时中国不但能够实行社会革命，而且实行起来还比欧美各国容易。如孙中山说：

以欧美所不能者，即谓中国无足论，是其徒识崇拜欧美，而不识社会主义者也。近世社会主义学者，恒承认一国之社会主义之能否实行与否，与其文明之进步，为反比例。

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引者），总较欧美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见《国父全书》第363页）

第四、革命派亦为其土地国有与平均地权政策辩护。他们认为资本是从土地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只要实行土地国有化，则大资本自然也归于国有。至於革命党人不提出“大资本国有”的口号，乃是因为“土地现时已在私人手，而资本家则未出世也”。革命派还相信，如果土地问题获得合理的解决，“则社会之富量（财富——引者），聚於国家，国家之富量还於社会”；同时，还能使到社会中没有“坐食土地之利”的大地主，没有剥削劳动者的大资本家，而一般劳动者都有田可耕，有工可做，社会上自然“无不平之感”。

在如何实现“土地国有化”这个问题上，双方也有一番剧烈争论。一九0六年，孙中山在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中，首先提出实行土地国有的原则性办法。他说：

兄弟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方）法。比如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为一千，或至少二千。就算那在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与国计民生皆为有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宝，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

梁启超读了孙中山的演说词，便立刻反问道：

不知孙文所谓定地价的（方）法，将於定地价后而获准买卖乎？抑不准买卖也？……夫物之不可交换，即无价格而言，此经济学之通义也。土地既非卖品，则初时以一千收入者，得名为值一千；以二千收入者，得名为值二千耳，而何从将来涨至一万赢利八千以归园主之说也？

针对梁启超的责难，革命派也有所答辩，有人以“民意”为笔名发表文章这样写道：

夫谓物之不可交换无价格可言者，非谓不可买卖者，即无价格可言也。土地经国有定地价后诚不可买卖，然非禁人之租借利用也。有其租借利用者，则必有地代（地租）。地代者，对於土地使用之对价也；其地代为若干，即知其使用之价格为若干。……如普通地代之价格为六元（年租），其所有之时价，可值百元，则其地代若增至十二元者，其所有之物价，亦必增一倍，无论若何涨落，皆可比例而得。（见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

总而言之，革命派主张社会改革应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而实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针是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所采用的手段则是“土地国有”与“节制资本”。但是，立宪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在於如何奖励资本家，以促进生产，而不在於保护劳动者以及如何实行分配。同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并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即使解决土地问题，并不等于解决整个社会问题，完成“圆满的社会革命”。

对於两派在这些问题上的论争，笔者认为立宪派反对土地国有化的论点，既没有理论上的牢固基础，又缺乏充实的事实作为根据，所以毫无说服力。梁启超所谓中国不必、不可、不能行社会革命的理由，多半出自他个人的主观假设、臆度，而不是对中国社会做过全面调查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立宪派之所以不明瞭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真象或症结，与其说他们没有进行社会调查研究，不如说他们不敢正视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农村经济已经破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在社会经济问题上，他们只是希望一面保护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并维持农村的原有状态；一面保护资本家，发展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立宪派猛烈攻击“土地国有”与“节制资本”的原因，也是他们不能提出充分理由，来反驳革命派之“社会革命论”的原因之一。

与此相反，革命派却看到并提出土地问题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根本问题，也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他们还坚决认为，如果土地问题不能合理解决，那么，农民的生活便无法获得保障与改善；即使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都取得成功，将来社会革命难免再要发生。为了“防患于未然”，也为了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按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革命派再三强调“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毫无疑问，“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等口号，对於贫困的中国农民来说，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武昌起义的成功，这个口号主张，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后来，中国国民党的失败，主要也是因为没有能力贯彻孙中山这个主张；而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则是依靠土地革命，获得广大农民支持，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政权。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革命派虽提出“土地国有化”与“平均地权”的主张，但却找不到达此目标的正确途径。历史证明：孙中山所提出议定地价的办法，是不现实、行不通的，所以立宪派的对这点的非议责难，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待续）

符懋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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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8 14:09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

预告：接下来的题目是

《两派思想论战的结局》

《两派思想论战的历史意义》

池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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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31 15:19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

在这浮华而轻佻的网络世界里，谁去认真读史？又有几人去严肃写史？

谢谢符先生的努力！

七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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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31 17:0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

回复 #3 池桢的帖子

   写史可以。
   但不能仅仅依据官方的史料炒陈饭。要以批判的眼光去写，要有新意。郭沫若晚年道德不怎么样，但是他在青年时期还是很有创新精神的，别人都说曹操是个白脸奸臣，郭在《蔡文姬》中就给曹操正了名。
   写史应当尽可能有简洁的文风，深入浅出，而不能浅入深出。现在是网络时代了，人们都很忙，没有大块时间去细致阅读，要考虑到读者的这种实际。

[ 本帖最后由七月时于 2011-7-31 17:0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