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居—往事（五）
第一个自己“买”的家
离开上文所提的“碧山”高楼层的“家”，是因为之前已经拿到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按规定我们买了一套二手市场的政府组屋。
这套房子是在一个比较老的区，老人也较多一些。屋子是我们连续看了三四间房子后看中的，也因为价钱比较便宜。
屋子是在一个靠市区叫“联邦”的地铁站不远，穿过一个学校的体育场再爬上十几级石阶，就看到一段小的盘山公路，走不到两三分钟就到了这并列在小山坡上的三个扁扁的火柴盒。我们的家是当中的那座，住在第十四层。也因为它的号码含四不太“美”，所以我们才尽量讨到不错的价钱，大概相当四十万人民币，不过那是一九九四年。
房子大概五六十米（实际面积），两间卧房和一个厅，厅的尽头就是厨房了，而厨房的一个角落有一个唯一的洗澡间兼厕所，属于那种建国初期的老房型了。
我们借了一些钱，连装修的钱都不够。只是磨了一下云石的地板，不过我看到那些工人在房子里灌上了小腿肚子那么高的水，不禁有些吃惊！心想那么多的水不会流到下面楼下邻居家吗？看着他们一点不担心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房子老是老了点，但还不算是“豆腐渣”呢！然后只是粉刷了一下墙壁就住进了。
记得当时还搞了一个“乔迁聚会”，音乐界不少人物都来了。最逗得是一位圈外仁兄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怪不得你不像贝多芬莫扎特那么出名，你们音乐家就是要穷到没饭吃，冬天冷到只能抱着老婆跳舞，这样一来才能写出真正不朽的作品”。害得我当时差一点把满口的食物都喷吐出来！
当时我刚开始教学校的乐队，搞创作实在不容易维生。
不久，我开始一年的合同教南洋艺术学院的华乐指导员的培训课程。薪金也不算太高，但也算有些身价了。
第二年，我被鼓动去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因为我有上音的本科文凭（在新排名很高），又有法国的音乐硕士学位，大概也因为艺术的人太少，所以居然他们毫不犹豫地收了我，还有点令我感动！
家离开国大不是太远，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前半年我读到差不多要放弃了呀，那些人全是商科，理工科的。就算一两个文科的也年轻得很，我已离开普通中学十六年了，就算原来的数理化不太差也是忘了呀！
好不容易熬下来了，慢慢找到一些道道，选课尽量不要太暴露弱点的，尽量选那些可以夸夸其谈的课。后来才发现文科背景的也有强的地方，比他们多了一点的形象思维能力。
两年，我读到焦头烂额，总算混了过来，最后居然还得了一个国大与早报联办的商业大奖第二名（与一位有点骄傲的武汉ＭＭ合作），让我们的同学大跌了眼镜！
虽然读书期间，我还教一些学校。但属于全职读书，兼职工作。每天几乎行动沿三点展开（国大，家里，工作的小学）。
家里附近有个集吃，穿，用的邻里商业点（巴刹）。通常我们的生活都是在那里搞定的。
九六年春节，受邀去台湾参加台北市传统文化艺术节和音乐交流讲座。本来想在国大请假，后来有关人员告诫我，理论上是不能请假的，但只要你不超过两星期缺课又能考过就没事。邀请信还是陈水扁的名呢，那时他是台北市长。去台北前，正赶上选总统呵，大陆还威胁发导弹呢，害得我多买了一份保险。台湾一行还真开了眼界，最搞笑的是，在台湾的“青年训练中心”（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共青团总部）开研讨会期间，我与指挥家王甫建在游泳池游泳，因为都是上海人，自然就讲上海话了，没想到被一位很有警觉心的台湾打扫“安娣”当成“共匪”给告了，害得我们的闲情雅致都没了！
回新加坡后才知道有了女儿，她改变了许多我的生活。
那年，我们的小学第一次参赛就拿了两个金牌，震动了整个华乐界。
女儿本应十月尾出来的，可我正好是在国大的毕业考试。所以求她别那么早来，可等我考完她还拖拉着不出来，一直等到十一月五日才有动静，终于六号出来了。
她是很玩皮的，不到三星期就试着翻身爬起来。一天夜里，我迷迷糊糊醒来，黑影里惊讶地看到一只小东西趴着盯看我，着实吓了我一身的冷汗。
两三个月时，一天她突然看着挂在厨房门口随风飘舞的动物动画片呱呱呱地大笑不停。大家尝试让她停下来不果，好几分钟后她才终于嘎然而止。从此全家不敢随便引她笑了。
还有一次，也把大家（那时她外婆也在）吓掉了魂。她喝了奶睡了，通常会自己几里瓦拉地乱叫唤，大家就去吃饭了，可那次一下没什么声响了，跑进去一看，原来她被奶噎住了，口里鼻里全是奶，而满脸通红，我们赶快把她倒转过来，帮她将奶排出。从次过后，不管如何我们都不敢让她单独睡了。
那十四楼的家，门口是一条长走廊，几乎有一百米左右。有时晚上她不要睡的，我负责抱着她从走廊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看看没啥动静了就回屋把她放下。有一次，足足放了三次，都被她那地雷般的爆炸声惊到手抖。后来大了，她还不停要我翻演着那次的剧本。她最喜欢的游戏就是要我们抱着她冲向大镜子，然后在快撞到镜子的一瞬间突然停住，她就发出一串咯咯咯的笑声！直到读小学还是这样呢。
五个月过后，在她妈妈的坚持下，我们把她送到其母的老家哈尔滨抚养。
女儿走后，我们忙着赚钱。唯一的快乐是每月去楼下市场的小店去买进口的奶粉等婴儿用品寄去给她。因她一直不肯吃固体的食物，只能寄一种特别贵的奶粉让这种不吃饭的孩子增加营养。记得一次不知为何我们用一张一千块的新币购买，把他们店里忙上忙下才搞定。
国大毕业后，因刚获国大和早报“创业”第二奖，我冒冒然租了中国城一个商业中心四楼的小办公室，以电脑制作各种乐谱为主要的业务。钱是赚没多少，但也算有些真实的“经商”经验。
一年多过后，我终于说服她买下了中国城地铁站旁一个商业中心四楼的一个店铺单位。
离开原来租的地方大概有一里路，大小大约五十多平方米。一开始打算搞成琴行兼画廊的样子，可隔行如隔山，画廊不好搞，空搞了一些挂画的设施和聚光灯就只能搞回音乐了，毕竟我们是这个圈子的。
一开始，我自己还教了一些钢琴的学生和小提琴学生，也先后请了几个职员。但慢慢转向了教中小学的乐队，然后把学校的学生吸引到公司来上课。乐谱的生意也不占多少比例了。主要有一个本地的女老师帮我们教，她虽没什么文凭，但还算努力也不挑剔，且与她合得来，且两人都有共同的小赌爱好。
公司先后办了几个中国人，都不顺利。人通常在逆境什么都好说，稍占稳脚根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啦！
九八年，我们的两所小学再次拿金，粉碎了一些人所说的“过江龙”偶尔赢一回的说法，并且赢得比上一次更光彩。我们也接了一个中学，还是本地的一位音乐朋友介绍的，我也开始加入新加坡作曲家协会，不久成为了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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