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圃：杞人毁天  节选    骄阳似火，十几辆大小汽车浩浩荡荡行驶在位于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新乡县境内的一条黄沙泥土路上，扬起扑天的灰尘，引得路两边田里的农人好奇地驻足观望。

　　这是1958年8月6日下午，车上载着的是前来巡视的毛泽东和他带来的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武装警卫、新华社特派记者团等随行人员以及前来陪同的河南省和新乡县负责人，他们正前往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该县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虽然天气炎热，大家一个个挥汗成雨，但毛泽东仍然兴致勃勃，因为这年中原大地风调雨顺，地里的农作物长势很好：春小麦金黄的麦穗随着微风起伏作浪，棉枝上绽开的棉桃连片如雪……这景象，使正全力推进“大跃进”的毛泽东的胸中更增添了豪情。……最后，他们来到七里营人民公社大门前，毛泽东仔细看了一会儿门口挂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这么一句话，不久后就掀起了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狂潮。

　　在毛泽东视察的过程中，一直紧跟在毛的旁边、不时殷勤做着介绍的是一位五十岁出头、个子不高、身材微胖的人，他就是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其时，吴芝圃升任河南“一把手”还仅三个月，正踌躇满志着，而更让他感到有“衣锦”之荣耀的是他就是本省人——他的老家在杞县。




    杞县位于河南省中部偏东的惠济河上游，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分封诸侯国时这里曾被封给姒姓为杞国。关于杞国，流传下来的史料很少，但因了“杞人忧天”这个典故，它就知名度很高了。然而谁能想到，二千多年后从这里走出来的“杞人”吴芝圃又一次使它名声大震，不过这位“新时代”的“杞人”不再“忧天”，而是以他的政治疯狂把河南的天捅了个大窟窿，让河南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民谣，变成了“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的痛苦呻吟。

　　吴芝圃1906年3月出生于杞县赵村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班，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2月，他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有意味的是，吴芝圃入的这“农讲所第六期”是唯一由毛泽东主持的一期，这显然使他今后与毛的关系中添加了师生般的“亲切”。）1926年9月，他被派回杞县任中共杞县县委民运部部长，不久又担任县委书记。1927年5月，他参与领导了豫东农民武装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从事“秘密革命斗争”。1931年2月他被逮捕，但不久又获释，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辗转于南京、上海、北京和河南洛阳等地，在中学里教书。1936年秋，他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恢复了党籍。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在豫东和淮北新四军中从事军事活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转入地方，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兼华中八地委书记、豫皖苏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副书记和豫皖苏行政公署主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平原省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9月，他被任命为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1955年2月任河南省省长。

　　这番履历表明，吴芝圃在中共组织中没有过“坐直升飞机”式的超迁，但在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地成为“高级干部”的过程中也基本顺利，没有什么大的波折，这显然主要是由于其人在中共党内还算是一个在基层活动的“实干家”，为人处世比较谨慎平和，不轻易树敌。关于吴芝圃的为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曾回忆说他接触到的吴“人很坦诚”，而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在她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文革”时她们“串联”到广州，曾和当时任中南局文教书记的吴芝圃谈过话，吴“对我们的态度和蔼亲切，几个小时坐着听我们批评广东省委，还建议为我们安排一次‘接见’，当面对广东省委领导进行帮助”。虽然这两份材料提到的吴芝圃是在上司跟前或炽手可热的“小将”面前，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其为人性格之一斑。

　


　　

[ 本帖最后由 峻石 于 2008-10-6 15:17 编辑 ]

　由于吴芝圃参加中共以来一直在河南活动，关系深厚，加上以谨慎平和的姿态处世，其人在河南“威信是高的”。但这么一个人，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露出“峥嵘”来，就震惊天下。

　　吴芝圃的“峥嵘”首先在1957年开始显露。这年8月，在中共河南省委五次全会上，当时的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突然发难，指责由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的《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它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顿时在全省引发了政治地震。潘复生1949年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1952年平原、河南两省合并时潘、吴在人事安排问题上就产生过分歧。1957年春，河南省临汝县出现反对农业合作化的“闹社”风潮，吴芝圃闻讯后命令县委逮捕了反对者，后来潘复生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的意见说“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才不得不放人。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借着“反右倾”运动总爆发，吴芝圃毫不手软，凭着自己在河南三十年打下的深厚基础，硬是把潘复生和与其有相同观点的省委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而实际上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这就是震动河南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事实上，吴芝圃是摸准了1949年以后毛泽东急欲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倾”的脉搏，他的举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1958年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吴作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的主要危险》的发言，“揭发”潘复生的“严重右倾错误”，毛在随后的讲话中就称赞吴的发言“很好”。八大二次会议撤销了潘复生的职务，任命吴芝圃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随后，吴就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到处“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使得河南的官员一时人人自危，为避免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顺着上级的杆子爬，“睁着眼说瞎话”。这为后来吴芝圃把河南的“大跃进”推向高潮扫清了障碍，更为后来惨绝人寰的大灾难的发生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吴芝圃在权力斗争中尝到了甜头，深切体会到“跟上毛主席走就不会错”，因而后来他对毛发动的“大跃进”全力支持，推波助澜。吴芝圃没有柯庆施那点儿墨水，组织不出类似于“乘风破浪”的长篇大论的报告文字，但他是个“实干家”，他把河南这个农业大省做为向毛泽东“效忠”的工具，以强悍的手段在全省实践“大跃进”的狂想，而且过犹不及，说大话，走极端，有时甚至狂热到连“大跃进”的“始作俑者”毛泽东都感到吃惊，不得不半是欣赏半带劝告地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不过吴芝圃摸透了毛希望“多、快”的真实内心，因而一马当先，急冲猛进，成为“大跃进”的“标兵”。

　　延续三年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大跃进”又是从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大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开始的，而吴芝圃治下的河南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1957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大跃进”的纲领性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吴芝圃雷厉风行，在10月召开的河南省水利工作会议上就要求全省“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在11至12月召开的河南省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吴芝圃作报告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12月，河南省委在报给中共中央的《情况演示文稿》中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1958年元旦刚过，吴芝圃召集河南省、地、巿、县领导和农林水负责人开会，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针”。不久，“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也一个接一个地出台。元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上决定：河南省“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当时把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称为“四害”，要“彻底消灭”），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而在2月2日河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上述“决定”又“跃进”成了“一年实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

　　吴芝圃的这一连串言行在政治上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58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干一冬春，胜过几千年》的报道，对河南省几个月来“水利化”的“战果”大肆宣传，树为全国的“样板”。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对吴芝圃的“高指针”有所保留，但对河南工作中的“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仍是欣赏有加，称赞“河南水利全国第一”，提出要“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

　　应该说在“水利化”运动中河南省确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水库、修灌溉渠、开挖人工运河，据说投入1958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万，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八十八亿公方，蓄水能力二百六十二亿公方……灌溉面积共达到一亿二千五百四十六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全省投入水利建设的地方资金1958年度是1.6亿元，1959年度是2.1亿元（同期中央投入2.75亿元），至于群众投劳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但如此巨大的投入其效果如何呢？实际上，河南省直到1980年代末的蓄水能力才达到150亿立方米，到1990年代末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不到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当时开建的那些水库大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1960年代后期或1970年代才得以竣工，还有许多工程因规划设计失误和抢进度而建成后即报废，甚至不得不炸掉，而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严重次生盐碱化的田地1961年就达519.88万亩，严重破坏了农业生态。在继而到来的大旱灾中，这些水利化的“成果”也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河南全省农作物产量仍然大幅度减少。可见，为了吴芝圃“一两年实现水利化”的口号，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为吴芝圃换来一时的荣耀，却让河南百姓遭受了多年的痛苦。

　　河南省在“水利化”运动中拔得了“头筹”，在接下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抢在了前面。195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吴芝圃闻风而动，马上在豫南试点。4月20日，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1958年4月底，刘少奇在从广州返京的火车上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火车到郑州，刘在车站对前来接送的吴芝圃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在中央领导的鼓励下，吴芝圃更是热情高涨，开始在河南雄心勃勃地进行起“共产主义”的大试验来：5—6月，遂平、平舆的合作社都并成大社；7月中旬，并社在豫南地区迅速铺开。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巿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把嵖岈山卫星大社叫作“共产主义公社”。受了表扬的吴芝圃在会后抓紧部署，全省掀起并社热潮，到8月底，河南就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这些“人民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曾为此自鸣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吴芝圃的作为使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而他的“大跃进功劳簿”也越记越厚，但其实，全省各地大量农民被逼着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山区的林木被砍伐殆尽……河南农民正在向那惨绝人寰的灾难一步步靠近。



　　伴随着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全省刮起了一场“共产风”。当时吴芝圃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得意地说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自动交给公家”。但其实，这种“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共产风”，其主要内容是“一平二调”（“平”，即把“公社”内不同“生产队”之间的贫富拉平；“调”，即把“公社”乃至“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比如嵖岈山公社为建立牛场、“万头猪场”和“万鸡山”，就强令各“大队”替“公社”建设305间畜舍，从农家“调”去192头牛、89头猪和2700只鸡。当时河南省几乎形成了“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的局面，吴芝圃在1961年1月作检讨时也不得不承认河南“大办水利、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电等花用的劳动力和资财，十之八九都还是靠一平二调才办起来”。

从上述可见，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或多或少都对“人民公社”这种所谓“共产主义形式”津津乐道，这对吴芝圃的影响不小。不过，吴芝圃其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不同凡响，他在河南把“共产主义试验”推向了极致，从而为中共中央在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准备了最实际、最宝贵的“经验”。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开幕第一天，毛泽东就指示将《嵖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与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并发到与会人员手中。8月28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日和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嵖岈山公社简章。此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并一直持续二十多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此，吴芝圃“功”不可没。

　　有了“人民公社”这种“共产主义创举”，当然要有与之相称的“伟大成就”：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 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农业“高产卫星”。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103亿公斤（实际只有50亿公斤）。接着，西峡县先锋社的6494斤、西平县和平社的 7320斤、跃进社的7201斤、邓县岁营社6541斤等“卫星”相继见报。到秋季水稻收获，信阳鸡公山公社亩产48925斤、光山县钢铁公社31302斤、商城县跃进公社30009斤的“卫星”也“上了天”，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就在这“大好形势”下，农民正被干部们威逼着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10月，吴芝圃宣称：河南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毛主席1955年合作化时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1958年河南“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



    吴芝圃在河南的“创举”并没有到此结束，在“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中，他继续“跃进”：1958年3月18日，河南省委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钢铁工业会议再次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9 月河南省委第十次全会传达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研讨高速度发展钢铁，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9月12日，省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17日《人民日报》发出《祝河南大捷》的社论，高调称赞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河南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河南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所谓“鸡窝炉”土法炼钢法。

当然，当时也不光是从农民那儿“取”，也有对农民的“予”，那就是所谓“公共食堂”：农民们自家都不开火，都到“公共食堂”里去吃饭，可以“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毛泽东曾在北戴河会议上对“公共食堂”大加赞赏，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据许多人回忆，“公共食堂”刚开始时倒还真是如此，大米白面管够，颇有“共产主义天堂”的意思，但不久就每况愈下，饭菜质量越来越差，也越来越难吃饱了。究其实，前期“敞开肚皮”吃的不过是被“公共食堂”集中管理的农民的口粮，这有限的口粮一吃完，“公共食堂”就难以为继了。而更加严重的是，“公共食堂”的建立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以致一旦出现粮食危机，农民根本无法自救，必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灾难很快来临了。1959年河南大旱灾，使“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的灾祸开始显现，全省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97.45亿公斤，下降22.9%，尤为严重的是密县在1959年上半年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然而，深知这些情况的吴芝圃在当年夏天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仍然高唱“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的“喜”歌。1960年河南继续大旱灾，农业产值再下降11% ，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河南城乡民众陷入饥饿中。由于高指针、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几无糊口存粮，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但是吴芝圃仍然谎称“形势大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仍维持72.58亿斤的高“征购”，甚至还坚持外调粮食8亿斤。1960年1月1日，《河南日报》仍然发表《开门红，春意浓》的元旦社论，坚持要“全面跃进”。



　　由此可见，如果说“大跃进”前期吴芝圃的言行还有想更快地发展经济的成份的话，1959年以后他简直就是为保住自己的“标兵”地位而不顾本省乡亲的死活了。这方面最令人发指的就是“信阳事件”。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等一帮人积极推行吴芝圃的“共产主义试验”，遇到旱灾、粮食大面积歉收或无收时又“狠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开展反瞒产工作”，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强行搜刮来交了征购，致使很多地方老百姓没饭吃，纷纷外出逃荒要饭，路宪文等人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命令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农民，不准外逃。这种种丧心病狂的举动导致信阳地区农民大量饿死，据信阳地委后来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这后果使路宪文也绷不住了，1960年2月他向吴芝圃报告了饿死人的问题，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后来信阳地区的许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闹到了省里，吴芝圃坚持不主张处分他，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仍然一味报“喜”，对饿死人的事隐瞒不报。吴芝圃的倒行逆施使河南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据研究者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推算，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达两百多万人，其中信阳地区就饿死近一百万人。



　　纸终究包不住火，河南农民大量饿死的情况还是透露了出去，“震惊了中央领导”，开始派人前来调查。1961年1月，吴芝圃不得不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承认河南发生了“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他总结的主要原因却是“阶级敌人、蜕化分子”的“破坏”。而中共中央在随后就批转了信阳地委的报告，要求全国“迅速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复辟势力”。一场人为的“惨绝人寰的大惨案”，似乎只不过为“反革命复辟”的“阶级斗争”做了个注脚。



　　不过，“阶级斗争”的借口是平息不了沸腾的民怨的。1961年元月，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2月，中共中央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降为第二书记。1962年4月，中共中央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吴芝圃的“共产主义实验”终以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折损河南工农业元气而结束，他自己也成为“大跃进”的政治失败者而离开了河南政坛。他在省委做“检查”时曾说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在“大跃进”中像他一样闹出“大惨案”的高干不少，但似乎只有他说出这种话来，也许他真有点儿“良心发现”了。不过，他最终所受到的“处分”与那两百多万条生命相比，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



　　吴芝圃死于“文革”中的1967年。当时，河南人借着“造反”的狂潮开始清算1959—1961年“吴芝圃的罪行”，称他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并打算派人赴广州把他“揪”回河南来“批斗”。这一计划看来最终没能实行，吴芝圃最后是死于广州的医院里，不过死前他还是被当作“走资派”而受到了冲击。然而，他在“文革”中的被冲击后来竟成为他“被迫害致死”的根据，1979年他被“平反昭雪”。到了2006年4月7日，河南省举行“吴芝圃百年诞辰座谈会”，把他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赞扬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经历”，并“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精神”——不知1959—1961年河南那两百多万“饿死鬼”在九泉之下对此会有何感受？



　　据说现在在河南郑州北郊黄河岸边还留有“吴芝圃时代”的一处“遗迹”：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这是1958—1959年吴芝圃为了让中共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用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兴建的，内中除按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中共的七位领袖每人建了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当年建成后因“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共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也就长年闲置，无以利用，逐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尤其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我想，应该把这别墅群保护下来，辟为河南“大跃进”纪念馆，以永远警示后人。

问好，罗贤生，我也很喜欢小平，实干家！他的很多思想都挺有效的，记得初中还是高中读过一本讲“邓小平与毛泽东思维”的书。他的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好像是两本的连环画册，现在依然记得呵。三俯三起，事乃大矣。

尘封的历史终于重见天日（大跃进四川饿死千万）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
   
四川饿死1000万人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

    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一听这话，书记们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

    通过老朋友介绍，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

    几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

    杨尚昆同志说：“不久前，中央办公厅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廖伯康流泪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
   
个别领导欺上瞒下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中央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直到1961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
   
真话付出沉重代价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杨尚昆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随后，派出17名干部分头到四川进行调查。所有的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重视。

    然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径看到了那封信，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萧泽宽因为偶然机会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而另外的人被四川“扣留”。廖伯康被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直到20年后的1982年，这些人才得到真正平反。据《龙门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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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迷雾  
时间：2006/09/12 出处：参考文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务院新闻办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请民众评选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出乎有关方面意料的是，民众并未挑选那些政府自认为十分辉煌的业绩，相反却评选出一系列负面的事件。其中文革名列第一，“三年自然灾害”名列第二。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官方的正史中却语焉不详，通常只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如此惨祸的原因。经历过这一人人饿肚子时期的40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也往往习惯地按照官方用语以"三年自然灾害"来描述这一时期。但是，研究现代史的学者们却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那三年期间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自然灾害，灾害又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造成如此惨重的灾祸？本文试图运用中国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来回答以上问题，帮助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
　　
　　按照科学定义，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称为灾害。 自然灾害主要指突发性的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雷电、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等，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等缓进的变化过程也属于广义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但人类的活动可能诱发许多自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　　
　　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建国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 灾面积的一半，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平均每年少收粮食400亿斤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常每年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 虽然平均每年有六分之一的耕地成灾减产，但其他六分之五的土地仍能丰产保收。因此一般情况下，虽然年年有灾，但全国的农业及粮食生产还是可以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而且，每年的受灾地区不同，很少会出现一个地区持续几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局面。
　　
　　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例如，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淮河出现大洪水，海河流域夏涝，黑、闽、两广地区出现旱灾；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年晋、内蒙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雨受涝；1958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 尽管这些年并非风调雨顺，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 ，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三年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三年自然灾害”由三个词组成，即“三年(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要弄清当时的真相，可以从考察其含义和与之对应的历史资料入手。这个说法首先强调存在着严重的自然灾害，暗指灾祸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其次，还隐含着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意思，所以才造成全国性饥馑；最后，全国范围的特大自然灾害竟长达三年之久。这个结论真的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灾害资料得出的吗？ 　　
　　如果分析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 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 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分地区有洪灾。 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较大洪水。
　　
　　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1959年7至9月间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 ，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 ，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 ，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衡量一个地区干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干燥度，即年蒸发量和年降雨量的比值，若比较某地特定年份的干燥度与该地的常年平均干燥度，即可知道这一年该地较常年干旱还是湿润。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　　
　　再从旱灾的严重程度来比较，也会发现，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灾远小于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72年是1949年以来黄河、海河流域的一次大范围严重干旱，成灾面积2.04亿亩，重旱区分布在京、津、晋、冀、陕、北、辽西、鲁西北。该年春季少雨，入夏以后持续干旱少雨；官厅、岗南水库的水位线都降到死水位以下；地下水位普遍下降3至5米。1978年的重旱区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北方的东北、晋、陕、甘、宁、新、鲁部分地区也有旱情；江苏省无雨天数达140余天；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水发臭。但是，即使是在旱情比1959年、1960年严重的1972年，虽然粮食产量因灾减产1367万吨，也未出现全国性饥馑，更未饿死一个人。而在旱情最严重的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因此，孟昭荣、彭传荣认为，“就自然灾害而言，三年期间诚然发生了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是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
　　
　　三年期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原因
　　
　　大饥馑源于粮食大幅度减产，既然这三年中并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为什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导致缺粮和饥荒、最后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惨剧？1959年的粮产量下降17.6％，从上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 年减产18.5％、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旱灾有关 [11>，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因而减产；
　

[ 本帖最后由 峻石 于 2008-10-6 15:28 编辑 ]

　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是国务院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中国的历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灾情呈报、灾情调查、灾情评价到救灾措施的救灾制度。清朝规定，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种子、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但“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这三年中，中国却没有任何救灾机构，也没有任何灾情呈报、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价，更谈不上救灾措施，结果中灾变成了重灾。
　　
　　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即将进入饥馑状态的关键时刻，中国的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敢于说了一点真相，立刻遭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此后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大跃进”狂热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这场从上而下发动的权力斗争把党内仅存的敢于说真话的干部都打倒了，留下来的都是迎合着毛泽东、为了个人权位而把老百姓的死活搁置一旁的共产党干部。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却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会议“奉旨”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 [13>，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121％。出口耗尽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条路了。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14>，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政府一心一意想着造原子弹、导弹，
　　好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直到1960年春全国已有数千万农民饿死，许多乡村遍地饿孚，甚至出现了食人肉的现象，中央政府才承认了饥馑和大规模饿死人这个事实，并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采取救灾措施。但为时已晚，数千万农民已化为冤魂。
　　
　　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严重失败的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字样。为了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谎言之一。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为全国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画：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人口统计
　　①★据中科院的报告：“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
　　
　　②★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1958年—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
　　
　　③★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在1984年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计我国在1958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
　　
　　④★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在1986年的计算是1700万（1697万）。(参见蒋正华、李楠：《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⑤★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以上两位的数字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科尔多算了约500万，蒋正华少算了约500万。他认为应该是2200万 (《中**史研究》1997.2) 。
　　
　　⑥★国防大学学者丛进在《曲折的岁月》一书中的结论是：“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第272页）。
　　
　　⑦★学者金辉在1993年在《社会》杂志第四、五期合期上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一文，他的结论是：“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第2000年第3期著文，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
　　
　　⑨★另外，中共元老薄一波在中说：“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873页）

为了忘却的审判——吴芝圃路宪文之流
波而布特是谁，萨达姆是谁？ 很多人都轻易的能罗列出他们的斑斑劣迹...
　　吴芝圃是谁？ 路宪文是谁？ 他们干了什么？ 我相信，大多数朋友如果不是一无所知的话，也是不甚了然。
　　可是他们的罪行就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他们直接间接戕害的人数比萨达姆更多，那么多冤死的魂灵，那几百万饿死的同胞....
　　波而布特死了，萨达姆倒了，他们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而我们本土的“波而布特和萨达姆”之流， 却躲在历史的阴影中，妄图以制度作为借口，逃脱正义的审判。
　　如果正义得不到张扬，我们将无法卸下历史的包袱走向未来，除非我们集体失忆（有些人努力使我们集体失忆）。 为了忘却，为了弥合民族历史的伤口，为了让那几百万魂灵安息，我们呼吁审判吴芝圃路宪文之流。


作者：温克坚　回复日期：2003-04-14　15:18:10
　　吴芝圃是大跃进年代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他把河南塑成了大跃进的红旗，放了最多的卫星。请看一些纪录：
　　“一九五八年春季，吴芝圃就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四无省’，绿化、消灭文盲，等等。吹牛浮夸之风也令全国望尘莫及：小麦卫星一直放到西平县的亩产7320斤,钢铁卫星一直放到新乡地区的日产120万吨,均为“世界之最”。一九五八年的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竟高估为702亿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迫逼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已十分严重。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来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
　　　　吴芝圃就是在这样的热昏疯狂状态下，背着河南农民无数饥饿而怨恨的目光，登上庐山的。八月中旬他从庐山下来，就更加恶狠了。他回到郑州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河南人民真正大难临头了。
　　
　　　　一九五九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拼死力苦干，实
　　产210亿斤。 但吴芝圃是不管老天爷算老几的，偏要把大灾年当年大丰年。
　　他一手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 一手托着“右倾”帽。那帽子分
　　为八种，即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
　　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大帽子把人压得喘不
　　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
　　
　　　　这年秋后，第二次“共产风”又刮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
　　这一回可不比一九五八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志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
　　就得象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征购粮，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
　　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
　　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
　　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
　　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
　　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
　　“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
　　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
　　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庐山会议以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
　　六Ｏ年七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
　　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
　　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
　　还！”后来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
　　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尽数
　　掠劫而去。到了一九六Ｏ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
　　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
　　
　　　　然而，那位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
　　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间，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
　　地委，沿途亲眼见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
　　子，都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指示
　　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批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
　　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

[ 本帖最后由 峻石 于 2008-10-6 15:35 编辑 ]

文革是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整死了多少人？恐怕既有的任何统计都是相当不完备的。下面这份"档案"，仍然以"不完备"为特点，只收录了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各界名人。
　　
　　　　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候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 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五月十七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五月十八日自缢身亡。成为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田家英：1922年生于成都。1948年8月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后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
　　
　　　　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后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及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自缢身亡。
　　
　　　　官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晚，接连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一九三二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1896年生。河南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君超门下；1949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阎红彦：1909年生，陕北安定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系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解放后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因对"中央文革"所作所为强烈不满，于1967年元月8日凌晨吞服安眠药自杀，并留下遗言："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李立三：1899年生，湖南醴陵县人。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曾领导过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和五、卅运动。1967年6月22 日，李立三在短短两个月中遭受十四次无情批斗殴打之后，决心一死了之，当晚服安眠自杀。死前留下《致主席》的遗书。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为其平反。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1979年3月上海市委为其平反。
　　
　　　　胡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家庭成份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於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後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扬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於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後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容国团： 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 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後，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扬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後，扬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扬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於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後曾留学英国3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後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大呜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江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被划为" 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1899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十八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後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於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鸟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後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后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着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 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
　　
　　　　顾而己：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三十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门梁上自缢身亡。
　　
　　　　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后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 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媒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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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
　　李井泉（1909～1989），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者。江西临川人，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李井泉1924年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就读时，与舒同等组织“ 读书会”，探讨革命真谛。
　　1927年投笔从戎，随“八一”起义军 南征。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至1933年先后担任红军独 立第3师政委，红三军团4师政治部主任，第1、第3补充师政委， 1934年参加长征，历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红4 方面军上 级政治科科长、红二方面军4师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委，率领属部北 出绥远，深入开展游击战争，转战于归绥、包头山区，粉碎了敌 人15次大规模的“扫荡”和围攻，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 巩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政委、第20兵团政委、入川 南下支队政委，先后领导和指挥过晋绥地区的土地革命、绥包战 役以及进军西南的战斗。此后一度与邓小平、贺龙在一起，为西 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建国后，他先后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 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期间，积极领导清匪 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建设，重修都 江堰等；大力发展四川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在改变西南贫困 面貌中，政绩卓著。他是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五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1982年8月退居二线。 1989年4月24日，病逝于北京。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评价 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1960年8月23日，四川全省范围内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发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粮票，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不予兑换，全部作废。理由是发现有人制造假粮票。一段时间内，所有食品店、馆子都关门。其实是大跃进中大搞浮夸，粮食减产，又外调太多。因此天府之国也大量饿死人。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受到冲击批斗，一家人遭遇很惨，但没有人同情，他作废粮票太缺德了。幸好人民银行没有学他的办法，因为有人制造假钞票，就将人民币全部作废，不予兑换。
　　省委主要领导李井泉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李井泉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李井泉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
　　几年以后的1967年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触及到各层领导干部，李井泉被打成走资派，修理的死去活来，老婆上吊，家破人亡。孩子们没钱吃饭，到垃圾箱去拣东西吃。这对李井泉的嘲讽实在是太大了。更可怕的是，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学的二儿子李明清受到他株连，被造反派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竟然活着就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
　　李井泉后来复职任人大副委员长，有人向他汇报了这个事情，听完之后他默默的回到房间，把门关起来，当晚痛苦到没有出来吃饭。四川人说，李井泉死了一个儿子痛苦到极点，而大饥荒时，他饿死了无数四川百姓和他们的孩子，他怎么毫不动心？
　　历史上有很多祖辈不干好事，给儿女带来灾难，由儿孙去偿还的惨烈故事，只不过人不但不去检讨忏悔自己都干了什么，反而埋怨老天爷不公平。李井泉早已过世，现在那些不干好事的人是否考虑悬崖勒马，给自己的子孙留一条后路。
　　李井泉，1909年9月生，江西临川人。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冬参加革命工作，高中。1926年秋曾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江西临川县党部执行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部队第二十五师，任宣传员。后任广东东江地区丰顺县黄金铺团区委书记，团东江特委秘书长。1931年至1934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直属队党支部书记，红三十五军政治委员，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师政治委员，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长征。其间：曾任中央纵队干部团政治教员，中央纵队没收委员会主任。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九军政治协理员，军委总司令部侦察科科长。1936年调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政治教员。同年秋起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八旅副旅长、政治委员。1938年夏起任一二○师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秘书长。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成立，复任三五八旅政治委员，大青山支队政治委员。1941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起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部长。1943年3月起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入川南下支队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其间：1952年9月起任西南局第三副书记。1950年1月至1952年8月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川西军区政治委员、川西行政公署主任。1950年2月至1955年5月兼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0年6月至1954年11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8月至1955年1月任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9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52年10月至1956年6月兼任中共四川省委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1954年12月至1965年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5月至1967年4月兼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曾兼任四川省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1月至1965年12月任四川省政协主席。1958年5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6月起任西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至196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其间：1965年3月起兼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1月、1978年3月相继当选为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5月起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共第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常委（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1989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

究竟是谁造成了饿死3000万的惨剧
过去３０年的媒体一直在痛揭毛泽东时代的种种弊端，其中最大的攻击点有２个，一个是文革，另一个是号称饿死3000万的３年“自然灾害”。在邓江时代的伤痕文学里，常常为了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毛泽东，把毛泽东描述为丧心病狂，以私挟公的暴君小人，既无知人之识也无掌舵之才的庸人。事实真是这样？如果毛主席是这样的人，如何能经历长征辗转而得天下?
对于３年自然灾害，有２个比较流传广泛的半官方解释: 一是大跃进，是毛泽东的过失；另一个是公社大锅饭，敞开肚子吃穷了社会主义。其实这２个解释都很经不住推敲。如果是人民吃穷了社会主义，那证实还是有粮可吃的，不至于天下饥荒。如果是大跃进的错，现在资料显示大跃进期间导致农业减产也只20%左右，就是说只能吃7,8分饱，不至于饿死人吧? ３年大跃进始于５７年批反冒进，终于60年上半年，那为何大跃进结束的61年还还来饥荒? 囤积粮哪去了？当年种的粮食哪去了？在当时公社体制下，农民所有的粮都以公社名义上缴了，这些上缴的粮去哪里了，就是饥荒的关键起因。是人民肚子大，全吃了呢，还是有其它内情?

看看中国的近代党史，可能老一点同志的都知道，小平同志在政治上崛起于50年代，和刘少奇一起通过反右和反冒进,主管了56-66年的经济工作。在八大以后，书记处实际不仅直接主管各省委，而且国务院大事须向书记处请示汇报。批周恩来的反冒进和反反冒进都是大跃进的预演,很多离谱的指标就是少奇小平最初在反反冒进中提出来的。

分析这段饥荒，实际很清楚就是３个主要因素：放亩产万斤的卫星，并按此征粮；提前还外债，输出粮食；饥荒后瞒灾不报。亩产万斤是小平的原创; 书记处以大功报毛主席，毛主席还比较幽默地把这个交给钱学森来论证其可能性。按万斤征粮，也应该是主管全面工作的书记处制定的。八大之后，国务院就只主管工业和央直单位，甚而书记处讨论国务院报上来的事，八大规定总理“要出席”。可以肯定，农村地方这块工作，基本是小平和少奇负责。

苏修逼债是大饥荒另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但苏联逼了没? 在新华社1961年４月报道的莫斯科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中，在１９６０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的欠账问题,“苏联方面对中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所以逼债一说是站不住脚的。谁要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非要收粮还债充政绩呢?

８０年代小平会见苏联代表团，还自夸说当时他主持总书记工作期间，提前还清了苏联的外债。这在邓选里是作为总书记的功劳记上的。小平同志是很有抱负的, 8大掌握实际大权后一个最大的政绩，就是60-63年主动提前还债。1958年到1962年的国内大饥荒的同时，对外援助款额竟达23亿6千万元。当时的援助主要是实物，以粮食为主。23亿按当时粮价折合成粮食，就是200亿斤!

揭露饥荒是信阳事件，当地官僚动用军警阻止饥民逃荒，部分逃出的灾民反应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汇报毛，毛周才第一次知道灾情；这之前，批反冒进后就凌驾于国务院之上的内政总管邓总书记在做什么呢？瞒灾不保。动用团以上的军警，当时是需要报书记处批的。再看看几个灾荒最严重省份的负责人,李井泉吴芝圃等也都是刘邓的亲信。

以最灾重的四川河南为例, 河南省委书记是小平的亲信吴芝圃，在河南按书记处的1万斤亩产收粮的执行者。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小平的另一位亲信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也是收粮好手，在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穷的四川省上缴粮在全国排列前矛，为小平主持总书记期间提前还债立下汗马功劳。62年7000人大会时四川代表要求追究李井泉，也是小平一口力保下来的。这时小平说了句名言，“黑猫白猫抓耗子就是好猫”,言下之意,李井全收粮有功。原来，在总书记看来，3000万饿殍不过是3000万老鼠...5000年都难得的伟人佳句啊！

这２位都在文革中被群众猛斗。吴芝圃含“冤”受屈,不幸未能逃过文革之劫。小平复出后，最先给吴芝圃平反，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党中央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李井泉则很乖巧，文革一开始，“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一提起李井泉搞浮夸风、共产风，“对抗毛主席指示”，是四川饿死人的“罪魁祸首”，人人喊打。李井泉一看形势不妙，跑到贵阳找贾启允，然后到云南找阎红彦躲，从而逃过大难。直到一九七三年，随邓复出，李井泉在“十大”当选中央委员。打倒四人帮后，李井泉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这２位都是小平少奇的老部下，收粮最勤饥荒最严重的省份的直接负责人。因为收粮给总书记充了政绩,所以小平复出后才会冒天下大不违，为已臭名昭著民愤极大的“有功”亲信昭雪沉冤。当初为主人收粮有功，小平复出后，就成了“文革受难者”的形象，昭雪平反，弹冠相庆,沐猴而冠,荣耀再至。

很显然，收粮本身就是小平策划的,小平少奇联手批反冒进, 取代周恩来等稳重派经济大权,不做出成绩怎么能交差? 于是这２位毛派，贪天功，灭人性，最终拼政绩玩垮了毛泽东的公社构想: 在这２位旗手的鼓动下，公社成了收粮社，要命社。官僚们用公社的名义收走最后一颗粮食去充政绩，而承诺的公共食堂却再也不开锅。这场景很象这几年热门的清宫剧，官僚大员贪婪腐败，扣灾粮不发，结果饿民遍野。

在出现粮荒时，掌管内政的刘邓刻意封锁粮荒，直到周恩来在接到信阳事件上访后，才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即刻批示，从而开始了救灾自救运动,包产到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衍生而出的。从５６年批周恩来反冒进后就掌管经济的少奇小平，在灾荒初期刻意隐瞒，在灾荒后又把责任推卸给毛周, 逼毛退位。没有毛出来担责任，恐怕饿死１亿也不会公开。

61粮荒，毛主席对自己一手拔起的刘邓有失察纵容之责; 但亲力亲为造就饥荒的，却是急于收粮表功的小平少奇及其亲信们。连小平自己都承认，大跃进等错误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临终前还以“中国人民的儿子”忏悔，估计是怕冤魂索命吧?

当然可以继续把这些罪推给毛主席，推给文革，推给只知道敞开肚子吃垮公社的低素质Chinese农民。这样，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儿子”就可以继续伟大，其亲信爪牙也蒙怨含曲，成了受难圣徒。这倒也很迎合西方媒体舍身救世的基督精神。

可是为了“伟人”的政绩和官路，而无辜饿死的3000万百姓，3000万中国人民，会认为他们是无辜受批么? 芝圃受冤枉了, 井泉受委屈了, 中国人民为了这个“儿子”，只能勒紧裤腰带，喝着太湖蓝藻水，不要命地用血汗铸就辉煌政绩。

看中国的历史如雾里看花，真实的历史是什么? 什么时候历史能还人民一个公道?

被渲染的所谓３年饥荒是如此，那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又是什么呢？其实，每段历史都未必如掌权者渲染那样荒谬，反而正是这段官僚掠民的隐痛触发了文革的大运动。欲要看清历史真实，且看“江心洲评文革: 重评人民反官僚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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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163.com/pj_zy/blog/static/5228520200871834554591/

老兄啊，您这资料看的我心惶惶，腿颤颤。

罗兄,使我腿肚转筋从头到尾的是这个~
http://xys.xlogit.com/xys/magazine/GB/2000/articles/0006z3.txt

——谢兄“指点迷津”，唏嘘不已。

七律·市民中心之“深圳广度”

秋凉犹见草根绿，服务公厅墨菊香。
座席批文时见效，言泉喝水脸无霜。
亲民碎事和风润，深圳大鹏雄翅扬。
幸福人心焉上锁，昌明市府不围墙。

七律·地王大厦之“深圳高度”

风云国土寸泥香，天价招标建地王。
人惑楼形椽笔矗，孰明匠意史章扬。
鹏飞三里拔高度，凤引九雏寻大方。
酷暑若淋文化雨，市尘尤净见虹光。

七律·国贸大厦之“深圳速度”

三日一层楼顶天，兵团建设夜无眠。
沸腾工地月灯亮，旋转餐厅招式玄。
生命不长须效率，时间再短是金钱。
春风凝露润秋笔，画梦敢为天下先。

七律·重阳望海

瘦肩宽领入风羞，高处开怀天染眸。
松勒孤崖三寸土，身倾万鸟一湾秋。
云帆思发力尤劲，菊酒忘携情渐柔。
远海渔归听浪话，莫偏航道始丰收。

七律·忆春

开放人如鸟脱笼，自由恋爱荔园中。
草香身卧初晴暖，蜂蜜心思挂绿红。
尤喜小平巡小镇，且飞春棹送春风。
纵然天下瞬间变，养晦韬光赖德公。

七排律·改革开放卅年纪

柳眼开春天地明，莺簧燕翼赛群英。
风吹领袖胸怀爽，指点江山世界惊。
扶策民生苔藓命，刬锄政治爪牙兵。
农家求富大联产，商海弄潮强合营。
姓社姓资朝野辩，摸鱼摸石洛河行。
物人权法窦娥喜，矛盾事由荷月清。
两朵文明花醉盏，万楼灯火瑟陶情。
穷根斩断逢言好，入梦连声唤小平。

七律·洗脚上田小调

踏泥背日喘牛活，足浴逍遥求解脱。
趼趾薰香沙发眠，银刀削茧蛇油抹。
技师小姐已无神，鸡眼黄皮还似钹。
健步村夫新市民，闲修文化路尤阔。

七律·相濡以沫新编

炎阳死水石叹孤，庄子哀鱼生命无。
几小活流长共饮，何多唾沫久相濡。
邓公春调东南海，胡帅夏修河洛图。
江泽民田人笑远，云帆秋艇钓肥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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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罗贤生 于 2008-10-9 11:2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