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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其它] 秦因穷而胜 楚因富而亡 [打印本页]

作者: 东方情    时间: 2015-8-29 18:12     标题: 秦因穷而胜 楚因富而亡

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楚国虽然相隔不远,但文明程度差别很大。秦国是封建奴隶制国家,楚国则是商业发达的君主贵族共政制度。

从考古发现来看,春秋中期,楚青铜礼器比秦青铜礼器大而且精。下及春秋晚期,从每墓出青铜容器、兵器的平均件数来看,楚略多于秦。从容器的体量、重量和质量来看,楚更优于秦。兵器的增幅,楚远大于秦。此外,楚墓已出铜镜,而秦墓未有出铜镜。铜镜是温饱之余添加生活情趣的一个标志。这些从春秋中期到春秋晚期所发生的变化,至少表明:秦进步慢,楚进步快;秦的庶民和下等贵族境况趋劣化,楚的庶民和下等贵族境况趋优化。至于春秋晚期秦青铜礼器的“明器化更加明显”,则无疑是秦下等贵族窘境的流露。对于厚葬,他们非无心也,盖无力也。战国早期楚墓每座出兵器超过半件,可以说明当时楚国成年男性庶民平均每人至少有兵器一件,这足以使秦国的成年男性庶民羡慕之至。(《秦与楚》p121)

《荀子·议兵》曰:“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如金石;宛钜铁釶,惨如蜂虿;轻利僄遬,卒如飘风。”说明楚国有坚甲利兵,军队机动性大,军事工业优于他国。这是由于楚国青铜冶炼工业发达的基础导致的。

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秦、楚两国人牲、人殉的状况,迄今已有的考古实证,总结秦与楚的差异,至少有六点:其一,秦有人牲,楚无人牲;其二,秦有殉奴,楚无殉奴;其三,从死者,秦甚多,楚较少;(见《诗经 秦风 黄鸟》秦穆公时,叹息三良从死)从死在秦是一种表现君英明、臣忠诚的风俗,直到秦“献公元年,止从死”。其四,秦虽下等贵族抑或有有从死者,楚则非上等贵族不能有从死者;其五,秦从死者仅有箱或匣,楚从死者有小棺;其六,秦从死俱葬与其主之墓中,楚从死者则既可能葬与其主之墓中,亦可能葬于其主之墓旁的小墓中。(p127)从死者是自愿的,有隆重的葬礼,保持了人的体面,有对人格的尊重。如鸳鸯从死于贾母,虞姬从死于项王。人殉就很残忍了。秦与楚,对人格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当时如此,后来仍然如此。

秦人无论贵贱,俱无私有土地。贵族的领地是国君封赏的,庶民的耕地是官府分配的(p149)。商鞅变法使奴隶通过立功,有机会解放自己,铺就一条从奴隶到将军的道路,奴隶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踊跃参军,使秦军成为斩首的机器,虎狼之师。同时,重本轻末,重视耕战,对人民的控制比较严格,把人民束缚在土地上。

楚国则早就有了经商的传统。范蠡是楚国人,在越国建功立业后,又成为大商人。楚国盛产黄金,很早就使用黄金作称量钱币。在湖南清理的近百座春秋末至战国中期墓葬中所发现的天平、祛码应与黄金的流通有关。春秋晚期后端,楚国已有彩色玻璃珠。(《秦与楚》p123)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擂鼓墩1号墓中,有“蜻蜓眼”玻璃珠173颗出土。说明楚国已有与西方进行通商了。此外,鄂君启节为怀王颁发给封地在今湖北鄂城的鄂君启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其为官商,屈原曾想利用官商的得利提高楚国的国力,图谋实现统一。后世汉武帝,就利用官商垄断,增强国力,抗击匈奴。

楚国的庶民,或者农奴,或为其他依附农民,或为工匠商人等平民。他们既是生产的主力,也是战斗的主力。楚师,从士卒到役徒,都由庶民组成。楚国因善恤其民且善用其民,才强盛起来。“恤民”或称“庇民”,是楚国执政大夫的根本任务。令尹子文曾说:“夫从政者,以庇民也。”(《国语 楚语下》)如果大败特败,庶民死伤枕藉,主帅或副帅很多会自杀。(《秦与楚》p83)项羽兵败,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乌江边自杀,也是遵循这个传统。吴起靠给士兵添伤口,来让士兵为他卖命。楚国士兵战死了,有《国殇》的祭奠;秦国则没有这种概念。

而秦国与楚国不同,生产和战斗的主力是奴隶,奴隶的生命没有那么珍贵,只要立功摆脱奴隶身份,他们就能如狼似虎了。奴隶死了,秦军还可以抓捕他国的人充当奴隶。如果大败特败,秦主帅当然不用自杀。

楚国文化发达,人民受教育程度高,人才多,所以有楚材晋用之说。楚国有乐尹,多由钟氏世选。伯牙应为自晋奔楚的伯州犁的后人,钟子期则为楚乐尹世家子弟。他们相遇才有了高山流水的故事。楚国的附庸国随国出土了编钟。秦只有击缶,被蔺相如嘲笑过。楚有文学巨著楚辞,还有老子庄子等,秦的文化很贫乏。

秦国占领楚国,掠楚国的工匠为奴,帮助修建秦始皇陵等。因为楚人的建筑工艺水平比秦人高一个档次。从出土的秦兵马俑可以看出,工匠们没有发挥任何创造力想象力,只是大规模批量生产了大量秦俑。同时,也符合秦人的审美要求。即便如此,工匠们的生产能力,已经十分惊人了。

楚人天生是平民,没有当过奴隶,一旦,他们被秦人当作奴隶使唤压迫,他们的平等意识和自觉反抗性就会被自发调动起来

楚人因商业化,而有的契约精神。对于张仪的谎话,楚怀王深信不疑,群臣除了外人客卿陈轸外,都向楚怀王道贺。因为在楚国的氛围中,没有人想到世界上会有这样的谎话存在。

虽说兵不厌诈,楚人也会神出鬼没地用兵,但在外交中,没有如此使诈的。早有商鞅欺骗魏公子卬,打败魏国。(《史记 商君列传》)。楚人因为骗的不是自己,没有深切地感受。张仪要把商鞅用欺骗手段得到的封地,还给楚国时,楚人当然深信不疑。即使这次受骗上当后暴跳如雷,不久,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当秦王要楚怀王去武关相会时,楚怀王又一次轻信了秦。在上一次,张仪来行骗的时候,《史记》没有说屈原的态度。也许,那次,屈原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而这次怀王要去秦会盟时,《史记》记载屈原力谏劝阻。人不能两次掉进同一个陷阱中。可叹的是,楚人因为生活太好,失去了忧患防范意识。

秦人使诈,跟晋人相比还算小诈,小诈不敌大诈,秦师常败给晋师(p82)。最早,晋文公时晋大败楚的城濮之战,开“兵者诡道也”先河。最后,晋先亡,秦后亡。

屈原死后的楚国上下,更是一片“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众人皆醉”。其根源是楚国富裕,人民贪图享受,缺乏远大志向,更没有忧患意识,死于安乐。后来春申君黄歇,长于连横,短于合纵,有天生的畏秦媚秦心理。不停地南迁东迁,但“宫室盛矣哉!”

而秦国最终统一中国的时候,并不是秦国富民强的时候。当时,渭河下游迤北的洛水流域土地严重盐碱化,粮食产量连续下跌。秦政王元年,开挖郑国渠,工程浩大,收效缓慢。其三年(公元前244年),“岁大饥”。其四年,“蝗虫从东方来,蔽天”。是年,“天下疫”。秦国的粮荒可能特别严重,以致朝廷采取非常决策:“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可是,其明年,秦王政五年,蒙骜率秦军主力攻魏,连拔二十城,秦初置东郡。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为颍川郡。是年,灾祸频发。《史记 秦始皇本纪》云:“地动。华阳太后卒。民大饥。”民愈是大饥,兵愈会大发。饥饿的士兵,在攻打富裕城池时,更是虎狼之师。可以让大军就食于敌国,且可收以外补内之效。

由此,秦在贫穷和灾祸中,成功统一中国;楚在安乐的歌舞升平中,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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