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航

安徽在晚清时期先后出了两位中堂大人，一位是李中堂，合肥的李鸿章；另一位是孙中堂，寿州的孙家鼎。李中堂自不用说，一生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而这位孙中堂则被称为温和改革派，行事较为低调。他状元出身，担任过工、户、吏各部尚书，是同治、光绪帝师，戊戌变法期间，更是一手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为首任管学大臣。他的几位同辈也十分了得，兄弟中有三个进士和一个举人，一个尚书和四个侍郎，可谓满门煊赫、族大枝繁。

孙家鼎一辈的飞黄腾达为其子孙开辟了优越的道路。下一代中，属孙传樾（孙家鼎二哥孙家铎之子）这一支最为繁荣。孙传樾娶的是李瀚章家的二小姐。这位二小姐受家庭影响，思想颇为开明，她不主张子孙走科举老路，而要他们学洋文，办洋务。在其教诲之下，长子孙多鑫、次子孙多森等孙家兄弟们走上了搞实业办洋务的道路，他们以实业为基石，继而涉足金融界，实现了从官宦家族向实业家族的转变。

孙多鑫北上奠定基业

孙多鑫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他深受外祖父李瀚章的喜爱，在总督府学幕。李瀚章卸任后，孙即北返至扬州，向其姑父何维健处租用盐票，从事食盐运输生意。后由于办盐危险太大，常有土匪沿途劫持，孙多鑫感到这项差事既麻烦又担风险，就与二弟孙多森商量改图他业。在考察了海关进出口货物销售情况后，他们认为生产机制面粉大有前途。1899年，孙多鑫花费2.2万美金订购了美商的面粉机器，并建造了新式厂房，1900年，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工厂——阜丰机制面粉厂创立。

与孙家关系密切的实业家周学熙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因天津缺少规模较大的实业，便嘱咐天津道周学熙物色调用办实业的人才。当时孙多鑫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厂成效卓著， 又是李瀚章的外孙，于是周便请孙来京商议。孙与袁见面交谈后，直接被任以奏折秘书，不久更委为直隶官银号总办、天津造币厂督办。自1904年起，孙多鑫与周学熙一起共同策划、创办了一系列北洋实业，包括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物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这些实业的成立大都没有现成资金，或以机器作押或干脆没有抵押，以官督商办名义由官银号拨借大批资金扶植起来，各项事业均有赖官银号周转资金，因此孙多鑫不仅成为掌握北洋财政的实权人物，也让孙家兄弟们见识到了办银行的好处。1906年，正当北洋实业开展得如火如荼时，孙多鑫病故，死时正当中年。

孙多鑫去世后，袁世凯又将孙多森调来北方，继续协助周学熙办实业。1912年12月孙多森被委以首任中国银行总裁（在这之前由吴鼎昌任监督，主持行务），却因北洋政府中派系倾轧，周学熙出走，粤派得势，于半年后辞去总裁职务，从此着力于孙家自己的产业。

1915年，孙多森经农商部批准，成立了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惠公司是中孚银行的母公司，无通惠，即无中孚。孙多森在办实业的实践中，早已感到掌握金融的重要性，所以在通惠成立后不久，决心创办中孚银行，作为掌握资金周转调度的专门机构，集中力量发展面粉工业。

中孚银行成立于1916年，总行设于天津，初在北马路，后以3万元买进法租界楼房一所（今和平区赤峰道天津中国银行旧址）作为行址。除由通惠公司拨款60万元作为官股外，商股主要是由孙多森招来。初定资本100万元，后又增至200万元。

孙家各地面粉工厂的资金调度均与中孚银行有密切关系。如：上海阜丰面粉厂，由上海中孚银行负责资金往来；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由于其产品销路主要在北京，资金的运转调度由北京中孚银行负责。后来中孚银行在郑州设立办事处，也与该厂建立往来关系；山东济丰面粉厂的资金周转由天津中孚银行负责；哈尔滨滨丰面粉厂则由上海、天津两地中孚银行负责。

中孚银行成立不久，孙多森与协理聂其炜即发生矛盾，聂忿而返沪。三年后，孙多森由于患糖尿病，于1919年8月病故。此时中孚银行无奈形成了总、协理同时缺席的局面。于是周学熙纠集津皖籍有关人士商议，由启新洋灰公司代理董事长龚心湛（时为中孚董事）出面，推派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李士鉴率领若干人员到中孚银行，企图趁机接管。

当时孙多森长子孙震方在津浦路局任出纳科职员，听到这个消息，即与胞叔孙多钰商议，拍急电去上海，催请聂其炜来津主持行务。聂接电即赶回天津，等到李士鉴率接管人员前来，发现聂其炜已到行视事，大为惊讶，只得返回向龚心湛复命。风波之后，孙氏家族将商股中的绝大部分散股陆续赎买回来，而官股已无代表（原来官股代表即为孙多森），因此后来中孚银行的股权几乎全部落入孙氏家族手中。

孙多钰临危接管中孚

孙多森这一去，包括中孚在内的孙家产业落在了孙多钰的肩上。孙多钰原系铁路工程出身，搞金融、实业原非所长，但由于必须继承整个孙家的事业，不得不继任中孚银行总经理兼通惠公司总裁。后来中孚银行改名为中孚商业银行，孙又自任董事长。

1925年上海中孚银行爆发了一场严重危机，幸而在孙多钰的多方协调下得以挽回局面。当时沪行副经理谢芝庭长期隐瞒经理孙元方（孙多森侄子）做外汇投机，亏累很多。事发前聂其炜接到上海行员的告密信，曾两次派稽核员去沪查账，但孙元方对谢芝庭盲目信任，均予拒绝。聂以之告总经理孙多钰，孙多钰亲自赴沪查询，孙元方与孙多焱（孙多钰之弟）仍一味袒护，说谢芝庭绝无问题。直到谢芝庭因亏累太多，终无法弥补，孙元方才派人彻查他所经手的全部账据，发现亏累竟达200万之巨。

此事非同小可，孙多钰紧急赶往上海，召集各房负责人，协商挽救办法。经多次商议，最后决定由天津分行先调拨100万元到沪行，同时成立协孚房产公司，由各房立凑现金60万元，交沪行作为购买协孚房产的股份资金，其余40万元由沪行自行承担。在孙氏家族的共同支持下，上海中孚银行勉强渡过难关。孙元方的声望随之一落千丈，最后因病去世。

1925年的危机结束后，中孚银行又陆续发生了几起投机失败和盗窃舞弊事件。例如1930年后，沪行副理顾季高做外汇投机亏损100万元。原因是想扩建新厂，苦于资金不足，希图依靠投机，结果失败。上海分行副理张佩绅、北平分行副理孙晋方（孙多焱次子）等都曾先后盗卖有价证券，使中孚几次陷于危机，虽然有阜丰面粉厂等大型工业做后盾，但孙家事业日趋下坡。1930年中孚银行总管理处移至上海，孙多钰仍身处天津，与周学熙关系日渐融洽，对孙家本身的实业显得淡漠了。

孙氏后人苦撑危局

抗战爆发后，中孚银行在沦陷区继续营业。1942年经董事会议决，改上海分行为华中区分行，管辖其所属支行，又改北京分行为华北区分行，管辖天津分行及所属各支行。1944年上海分行（即华中区分行）改为总行，总管理处随即撤销。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收复区商营金融机关清理办法》，规定抗战时期在收复区经敌伪核准设立的商营金融机构一律停业清理。中孚银行位列其中，恰巧中孚银行总经理孙豫方（孙多焱长子）同时又是日伪粉麦委员会主任，正合没收逆产条例，国民政府财政部故于1946年2月勒令中孚银行全部停业。

接到停业令后， 孙晋方立即四处求援，甚至搬动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为他写信给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孚疏通。经孙家多方奔走，最后找到蒋介石的结拜兄弟之一吴忠信，由吴亲自向蒋游说，终于1946年11月16日，蒋介石下手谕批准中孚银行复业。至此中孚银行前后停业已达9个月。复业后，吴忠信担任董事长，孙多钰退居副董事长。40年代末期，孙家的银行事业已为强弩之末，不过勉强维持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孚银行于1952年底加入公私合营银行，结束了三十多年的经营之路。

附图：我收藏的一个中孚银行的储蓄盒


[ 本帖最后由 苏杭 于 2023-6-7 09:2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