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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原创] 1942,华人新年的那场战争(二)
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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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 02:2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1942,华人新年的那场战争(二)

76年前华人新年的大年初一,1942年2月15日,英军投降,新加坡沦陷。三年零六个月黑暗的日本占领时期就此开始。

今年的2月15日,适逢农历大年三十,又是华人庆祝传统农历新年的一个重要日子。而2月15日这一天,早已被新加坡政府定为“全面防卫日(Total Defence Day)”,以提醒国人永远不能忘记居安思危、保家卫国。

在华人新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特别采访了三位经历过当年战争的老人家,通过他们的回忆来让我们了解,当年新加坡沦陷及日本占领时期,人民的遭遇和当时的生活状况。


讲述人二:罗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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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士村被疏散

罗沿龙,1931年6月生于文礼一带的树胶园,父亲当时是杂工,他出生的地方称为“浙江园”。当时附近有好些地方都用中国地名来命名,如成都园、云南园等等。

罗沿龙出生后不久,家里就搬去大士16英里-18英里新开辟的村落。据87岁的罗沿龙回忆,当时村里的华人主要是福建人和潮州人。福建人以务农、种菜为主,潮州人则以捕鱼为主。当时海里的鱼很多,渔民的生活比较好过,他们务农的则相对辛苦些。不过村民们都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生活还是很愉快的。

起初,大士村一带完全没有学校,也没有诊疗室。后来当地先贤集资办起了公立裕群学校。当时所谓“公立”,并不是政府办的意思,而是与私人办校相对,是指由众人出资办校,学校不属于一个人。

罗沿龙当时在裕群学校读到四年级。1941年12月,学校刚放假不久,战争就爆发了。罗沿龙回忆道,当时日本飞机丢炸弹,除了坡底(市区)被炸,离大士不远的蔡厝港附近的机场也被炸。凄厉的警报声,巨大的爆炸声,搞的当时人心惶惶。没过多久,大士村民就接到英军下的疏散令。因为大士附近有两座英军炮台。而大士村的一部分居民住在柔佛海峡岸边,听说日军已打到柔佛海峡对岸。大士已经成为抗击日军登陆的最前沿。

罗沿龙一家十口,有父母亲,2个姐姐,3个弟弟,2个妹妹,他在家里的男孩中排行老大。当时在匆忙的疏散中,他们只卷了几套简单的衣物就离开家园,撤到了武吉巴督一带。父母在那里租了一处简陋的地方暂时住下。后来罗沿龙才知道,他们租住的那个小小的亚答屋,原本是一处鸡寮。

日军闯进甘榜行凶

2月8日,日军开始登陆。2月10日,已经有日本兵下到武吉知马一带。听说日本兵是从林厝港那边打过来的。当时罗沿龙在武吉巴督能听到四周密集的枪炮声。再过两天,裕廊一带平息下来。附近看不到英国或澳洲兵了,反而有日本兵开始三三两两闯进甘榜抢东西。

罗沿龙一家早就听说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所以看到日本兵抢东西,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村里的女孩当时都换上男孩的衣服,用锅底的灰把脸上抹黑。但还是有被日本兵看破的,有村民就看到一个女孩被日本兵光天化日下强奸,然后杀死在路边。

罗沿龙有两个姐姐,大姐在战前已经出嫁。当时父母最担心的是二姐,她的年龄当时谈婚论嫁似乎早了些,但万一小女生落到日本兵手里,恐怕更不好。父母越想越怕,就随便找了一户人家草草把二姐嫁了出去。

当时在武吉巴督,有一家从坡底来避难的大户人家,家里有一位千金小姐,人长的很美。有一天日本兵进村,正好撞上这个女孩。罗沿龙说,自己当时是孩子,吓得只是站在原地看。那女孩胆子很大,以为自己穿男孩衣服,脸上涂黑,日本兵看不出来。结果那日本兵叫住她,并一把从身后把她抱住,吓得女孩大声尖叫,一下子就露馅了。

不过女孩发疯似的挣脱日本兵,转身跳进旁边的萍池中。所谓萍池,就是长满浮萍的水塘。罗沿龙说,当时很多甘榜都有这种水塘,村民会来这里捞浮萍喂猪。水塘不会深,里面的水一般很臭。女孩跳进萍池,日本兵却不愿下水去抓,于是在岸上拉枪栓吓唬女孩,让她上来。可女孩宁死不肯上岸。就在这时候,不知其他日本兵发现了什么,一声招呼,全离开了。女孩这才躲过一劫。

日本兵除了抢掠、强奸,还抓人。罗沿龙一个伯父叫罗端狮,跟另一位同族罗朝图,在同一天被日本兵抓走。武吉巴督已经不安全了。父母决定回大士家中。结果在回家的路上,更是经历了一路触目惊心。在12英里醒南学校附近,他们看到日本兵在抓人、烧尸体。路过当时的陈远清砖厂时,他们看到不少死难者,其中就有自己的一位姑丈。

大检证,校长被杀

在罗沿龙的记忆中,肃清和检证从日本兵一占领就开始了,大士一带的检证比市区早。罗沿龙一家2月14日回到自己家中。当晚父亲和叔叔伯伯们就把养的猪拉出来杀掉,一来准备过年,二来怕不知哪一天会被日本兵抢走。

当晚听说英军投降了。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突然有三三两两的日本兵进村,赶人到裕群学校集中。由于当时大士村范围很大,日本兵一直从早上赶到傍晚,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罗沿龙当年11岁,因此没有被叫去检证。听回来的人说,通过检证的人会被分成两边,一边被放回家,另一边的人上了卡车,从此不知去向。

当时有一个村民和刚成年的儿子一起去检证,儿子原本被分到要放的那边,老爸去了另一边。老爸于是跟日本兵说,自己的儿子在那边,意思是能不能让自己也过去。结果日本兵却把他儿子叫了过来,父子俩一起被押上车。他们成了大士村同时遇难的一对父子。

在遇难的人中,还有裕群学校的陈荫庭校长和刘老师。罗沿龙非常怀念陈荫庭校长。他是一位在村民中威望极高、治校有方的校长。1934年,裕群学校创立之初,用一间店屋作临时校舍,两年后就建起了正式校舍,地点在如今裕群地铁站附近。当时从7英里往上到18英里,共有10间学校,其中数裕群和树群两校学生很多、教学也最好。到战争爆发前,裕群学校已毕业近百人。

陈荫庭校长一开始对师生参与政治活动很反对。但到了1938年,新加坡支持中国抗战的各种活动越来越多,陈校长也不再阻止,而是允许老师在学校教唱抗日歌曲,如《锄头歌》、《大刀进行曲》等,也允许在学校组织抗日筹款义卖会。

罗沿龙记得当时村里有一名抗日分子叫陈油,曾带着几个学生去坡底参加抗日群众大会,罗沿龙是其中之一。去的时候大家很兴奋,但回来后听说陈校长追问老师,为什么这些学生不来上课?还说要亲自严查此事。陈校长治校素来严格,他曾经公开打鞭一名顶撞老师的男生,当时罗沿龙听说校长要严查,心里怕极了。但后来校长并没有对他们有任何处罚。

由于开战时学校正好放假,只有陈荫庭校长和刘老师住在学校。刘老师50多岁,个子矮矮,有些驼背。他和陈校长一起在检证中被杀。陈校长的太太和两个孩子之后突然不知去向。检证过后,日本兵用铁链绑住校舍的柱子,用军用卡车一下子就把裕群的校舍拉垮了。此后三年多,罗沿龙他们再也没有读过书。


打耳光、采椰子

陈校长和刘老师被杀,令大家痛心疾首。裕群学校的几位董事,还有大士村的一些村民也被杀。罗沿龙老人特别整理了一份名单,希望后人不要忘记。

进入日本占领时期,日军对粮食进行管控,并在大士建立起收集站。大士村出产的所有农产品,大士码头的所有渔获,都不准私下买卖,需全部交到收集站。日本人还给每户发了户口登记证,按人头规定最低产量,如果产量不达标,就会被抓去做“奉侍队”,也就是给日军做免费苦力,去修工事等。

罗沿龙回忆,那几年幸好产量不错,除了种米,他们也种木薯,解决了不少问题。在那个时候当农民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吃饱。而大士村的渔民,就不够吃了。因为渔获统统要上交,粮食却是配给的,严重不够吃。在树胶园里做胶工的马来和印度同胞也是如此,大多吃不饱。于是农民冒险私卖木薯给他们救命。

当时大士村附近驻扎了一队日本兵。他们在兵营门口堆起沙包,架起机枪,每天都有人在外面站岗。按照他们的规定,新加坡人路过日本兵营的岗哨,必须要向日本军人鞠躬。罗沿龙回忆说,当时有些日本兵很可恶,我们向他们鞠躬的时候,他们故意转身假装看不到,然后一转身就赏给你几个大耳光。

日本兵有时还闯到附近的甘榜来抓鸡、赶猪。一般鸡不太好抓,他们就命令村民去抓。有一次罗沿龙的父亲就被他们叫去抓鸡,结果抓不到,被日本兵暴打了一顿。当时村里的女孩都不敢大意,白天都躲进山芭里,父母会让男孩去送饭给她们,直到晚上天黑才敢回家。大家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当时学校没有了,华文书也被日本人烧光。日本人有开日文学校,推行愚民政策。但是村里没有孩子去。那时华文报也都停刊了,村民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家里的男孩都下地干活。有时日本兵会把男孩叫去,让他们爬树采椰子。有的孩子采了几个后,累了想下来休息,结果发现日本兵举着刺刀、刀尖向上戳着。他们吓得直好再往上爬,继续采。直到日本兵收集到足够的椰子后才扬长而去。


美国轰炸机来了!

虽然得不到外界的消息,但是到1945年,天上开始出现美军的轰炸机。罗沿龙后来知道,那种机身庞大、飞的很高的轰炸机叫B29。当时防空警报一响,孩子们都会兴奋的跑出去看,有时还会跑到小山顶去看。当时大士一带有很多小山,后来都被移平,去填海了。

当年站在小山上观战,罗沿龙曾看到有日本飞机被打下来,一头栽进柔佛海峡里,后来隔了很长时间才从水中浮起来。军营里的日本兵有时会用机关枪对天空扫射。但B29的高度,用机关枪根本是打不到的。

B29每来一次,他们就知道日本人离战败不远了。但日本法西斯这时候也更加疯狂。有一次罗沿龙看到有4名英军战俘被押去挖战壕。B29飞来时,他们一时喜形于色,有人还拍起手来,结果一名日本军官当场就拔出枪,把他们都射死了。

后来村民听树胶园的印度工人说,当年大士村检证被日本兵抓走的人,都用电线绑住双手,被卡车载到成都园一带杀害。日本兵抓了印度人去埋尸体。那个地方后来成了日本投降后,用来关押日本战俘的地方。而成都园就在16英里,大体在如今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学院附近。罗沿龙说,南大那边的云南园,则是日军的另一个杀人地点。

本文刊于《源》杂志,2018年二月刊(2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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