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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江歌刘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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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4 16:2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江歌刘鑫案

事件的来龙去脉,简而言之,是2016年的11月3日晚上,留日女学生江歌被一个叫陈世峰的人杀害。江歌是为了帮闺蜜刘鑫躲避前男友的骚扰而遇害的。但因为没有监控,没有人知道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江歌为解救他人反而遇害是不争的事实。

之后,被帮助者刘鑫,以及她的父母所做的事,却让逝者母亲心寒,也刺痛了社会的敏感神经。

比如,她在事发后江歌母亲发微信询问时回复:“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

比如,刘鑫母亲在电话里吼:“你闺女叫人家杀了,你去找杀人犯,别找着俺!是她命短!”

比如,江歌母亲在微博上暴露了刘鑫一家的信息,刘鑫发来微信说:“再出这种新闻,我就停止协助警察。”

“是你闺女命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刘鑫母女的逻辑。而对帮助者的生命,毫无敬畏,也不感恩。哪怕别人的生命,是因她们而失去的。在她们的价值观里,只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甚至一再陈述,江歌母亲在网络上曝光刘鑫家信息后,刘鑫丢了工作。

我们该如何区别一起悲剧事件中的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事实上,很多人在法律上是无罪的,但没有法律责任并不意味着没有道义责任。我们尊重和理解一位母亲的悲痛,谴责造成这一悲剧的残暴凶手,也该谴责那种知恩不报、倒打一靶的失德作法。但不得不提的是,江歌母亲曝光刘鑫一家住址、工作单位、车牌号等隐私、动用网络力量“逼”刘鑫与她见面的做法,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也是有触犯法律嫌疑的。

细细体会,江歌妈妈一直坚持要与刘鑫见面的原因不言而喻。“她难道不应该对我说什么吗?”她在视频中反复强调。她想要的,其实只有一句话:江歌是为我而死的,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您。
在普通人看来,既为闺蜜,又是室友,同时又是案件相关人,这种表达是人之常情,似乎不该有任何犹豫。但为什么在刘鑫及其一家里,却没有做到?

只用“人渣”或“混蛋”这种字眼来辱骂是没有用的。因为如果不放在这个极端的杀人案中来评判,这种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并不罕见。其实,是因为这个社会缺乏一个基本的道德性的社会共识——在接受别人帮助时,应持有怎样的态度?在别人遇到困难时,又该怎样面对?在他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相冲突时,应该怎样选择?如果维护他人的利益,便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时,又应是怎样的决定?

这些都是“江歌刘鑫案”给我们带来的终极疑问。也是中国当下社会最稀缺的、最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刘鑫只是一个人,讨伐她一人,也无法使江歌死而复生。但如果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每个人都以这样的问题扪心自问,江歌的死,或者可以走出讨伐刘鑫个人的阴霾和轮回,她的生命也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感激——不是刘鑫个人的感激,而是更广大范围的尊重,以及对人性和善良的敬佩。

丹麦发生过一起恶性杀人事件。当地报纸在报道时,用了这样的标题:不要让他破坏了我们的价值观。之所以写出这样标题,是因为“共同善”是丹麦社会的共识,这也是这个北欧小国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粘合剂。当地报纸希望通过这个标题对整个社会发生警告:不要陷入以暴制暴。同样,面对“江歌刘鑫案”时,我们也需要呼吁:不要让失德者破坏了我们的价值观。

在社会学上,“社会”是个臆想的共同体,只有当全社会都享有共同的价值观、相似的生活方式,才能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每次与道德有关的争论,事实上都是对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冲击。“社会”承受住了,就会变得更强大;承受不了,就会滑向分崩离析。而这,就是“江歌刘鑫案”给予我们的启示。

将“江歌遇害案”转变为“江歌刘鑫案”的视频出品方,其报道的初衷,也是大体如此。因为,在舆论沸腾后,他们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的节目应该努力聚焦一场悲剧后次生伤害形成的过程,探究这背后的成因。我们试图追问,在某个时间点,如果某一方的行为有所改变,双方的误会和怨恨是否会有所缓解,甚至从一开始就不会产生?当伤害已经发生时,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人和人之间的道义和体恤,承担和宽容,界线在哪?这个悲剧,该如何才能打开那个结?

与此同时,我们坚定这样一个原则:避免节目的播出,给本就有着极大不信任的双方,制造额外的伤害。”

或许,播出后的结果,离这个美好的愿望,距离尚远。

但还有一些信息,在喧嚣中被忽略了。江歌遇害后,江歌的妈妈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的来电后,便匆匆地赶往日本。她一个人举目无亲,不通日语,只能通过微信,请求在日同胞的帮助。在她忐忑不安的走出东京机场时,看到许多人手里举着一张纸,写着“接江歌的妈妈”。她说,看到这个情景后,她哭了。

在日本处理江歌后事的过程中,在日的同乡会、华人微信群,还有许多的华侨华人留学生都赶来照顾帮助她,还为江歌举行了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这些花费都是由与江歌素不相识、旅日华人承担的。之后,这些旅日同胞还自发募集了捐款,第一次是3万1800元+2万1000日元,第二次是58500元。正是用这笔捐款,穷寒的江歌母亲为她修好了一座墓。
或许刘鑫的道歉来得太迟,已不值得原谅。但江歌的善良没有被辜负,没有被同样善良的人所辜负。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闫肖锋。本文不代表《财经》立场。

检察日报刊文:我国司法机关对江歌案嫌犯有追诉权

近年来,在新西兰、美国等地,华人遭遇刑事案件时有发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域外刑事案件管辖权的追问。国际条约及我国法律对此类案件管辖权有何规定?记者通过梳理相关法条,逐一进行回应。

根据属地管辖原则的相关规定,一国公民在他国发生刑事犯罪,应按照犯罪发生地国法律优先的原则进行处理,即犯罪发生地所在国具有优先管辖权。以江歌案为例,该案发生在日本,即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同为中国人,也会根据属地原则,依据日本的刑事法律对其行为进行审判。属地原则,也因此被称为域外犯罪选择适用管辖的“黄金原则”。因此,华人在国外遭遇犯罪分子侵害时,应该及时报警,向当地司法机关陈述犯罪事实,依据当地法律使罪犯受到应有惩处。

“华人犯罪,中国法律还能否对其进行追责?”针对不少网友的进一步追问,法律上也有明确规定。依据我国刑法第十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就江歌案件而言,刘鑫的前男友如果在日本受到刑事处罚后,我国司法机关仍可依法对其享有追诉权。

但追诉权行使的一个充要条件是:犯罪嫌疑人回到中国。只有犯罪嫌疑人本人在国内,才能适用刑法第十条的规定。依据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由其入境地或者离境前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被害人是中国公民的,也可由被害人离境前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具体到该案,如果刘鑫的前男友回到中国,在追究其刑事责任时,则由其入境地或离境前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由被害人江歌离境前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在境外犯罪,不能被引渡回中国受审吗?”在看了江歌母亲和刘鑫见面的视频后,不少网友提出了引渡的话题。如果犯罪嫌疑人在犯罪行为发生地所属国被审判前回到国内,则可以直接适用我国刑法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时,不论我国是否和其他国家签订了引渡协议,只要犯罪嫌疑人是中国国籍,就不会被引渡,这就是“本国人不引渡”原则。反之,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国外,则不论双方是否签署引渡的双边协定,都应该优先适用属地原则。

来源:检察日报,作者: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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