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体的未来发展，本地哲学家王瑞贤的文章里有这段话：“假如中国的经济能继续地维持在4 ％以上的增长到2020 年，共产政体也会因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而影响其它（如普选民主等）的政体而令其变异。中国的政体更会自然地继续发生变化，届时的政体，肯定会与现在的不完全相同，就如中国现在的政体和60 年代（或更早）的不完全相同的道理一样。”
从早报今天（2010-09-24）一篇标题“纳入政治体系改革的中国模式”的报导，看来王瑞贤先生的理论和事实发展相当一致：
http://www.zaobao.com.sg/cz/cz100924_004.shtml
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
不久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和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2010年秋季报告发布会上，与会者对政治改革展开了一场热火朝天的讨论。
这个话题，间接地是由中国总理温家宝挑起的，在今年时值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温家宝在深圳谈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这次的讨论还基于以下一些背景，前年，当中国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冲击时，中国政府祭出了4万亿人民币（7912亿新元）投资计划，搅起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暗流涌动，房地产价格暴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加上工潮、拆迁自焚等等震撼性事件，社会动荡令人揪心。
除此之外，今年是第十一五（2006－2010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媒体谈论各种“拐点”之时，学界和智囊团又遇到为新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言献策的时候，在上述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成为中国学者的集体思考。
其中有一条思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行政体制部分）改革来克服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让社会公民更多地参与经济生活并提高社会的消费。
当中国学者陷入冥思苦想的时候，国外学者却已经为中国模式摇旗呐喊。
中国模式将影响整个世界
前几天，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北京说，中国目前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新的政治体制。他说，中国模式最终会将影响到整个世界。
为什么中外学者会有迥然不同的情绪？作为离中国体制较远的外国学者，通常利用数量分析的优势来看待中国的经济状况，而在体制内的中国学者，则更偏好用制度的分析，或者说质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因此二者得出的结果是很不一样的，前者乐观，而后者比较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