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写出一本《上海的风花雪月》，以其缠绵悱恻的笔调吸引了众多读者。风花雪月，确实是最能概括上海这座摩登城市韵味的形容词。
如果尝试用有限的词语去概括一座城市，你会给北京和上海下什么定义呢？
大气，古老，给北京；繁华，精致，给上海？
无数前辈早已教导我们，感悟一座城市的最好方式，是了解它的饮食和女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浏览几部描写这些城市的小说。因为，敏感的城市作家的作品，是最直观的城市性格读本。
无须回避：北京人和上海人一直处于无形的对立状态。这种对立与其说是一种地理和经济意义上的隔阂，不如说是源自两种不同根基的城市文化的天然冲突。比如说吧，风花雪月的东西，上海就有，而北京很少甚至没有。
不同的历史背景造就了不同的城市文化。
在描述上海的时候,有这么几个词是逃不脱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浮华璀璨，花花世界，追求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是天然的小资情调发祥地。
海派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杂”。大上海从建立伊始，就与国际接轨，以一种全盘开放照单全收的气势，把精华和垃圾通通吸纳。有小瘪三也有资本家，有社会精英也有拆白党，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存哲学，不同的人生况味，始终在物欲中交织沉浮，各行其是。来自五湖四海，又汇聚在大上海。上海人的“优越感”是觉得自己离世界近。上海人更注重“场面”，场面上的事情，真真假假，逢场作戏，风花雪月自然是少不了的。
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北京。北京则是一座略显粗糙的城市，隐约有些乡村气，大概因为这是一座曾经屡屡被农民冲击的城市。近的如义和团，不远不近的如陕西娃子李自成一呼百应杀进北京城，皇家风范加乡土气息是北京的特色。在北京作家的笔下很难嗅到灯红酒绿，而是一种古色古香和淳朴。
钱理群曾经做过如下分析：第一，北京有作为中国文化起源之一的山顶洞人文化，明清以来它作为皇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在近代它艰难而慢慢地经历向现代城市的过渡过程。传统的本质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又顽强地存在着，因此使得变化中的北京保留了某种乡土性。但它有某种皇城的乡土性。而上海却是一个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它几乎是十分自然、毫不困难地就和国际接轨，成为“东方巴黎”，一个现代国际大都会，几乎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象征。
从地理位置上看，风花雪月也只能是江南的专利，北京基本无优势可言。
北京地处北纬，夏天奇热冬天死冷，在这样反差分明的天气里，没有人会有心情在拥堵的三环路上耗时数小时去赴一个约会，所以，北京人约会总是要提前一个星期来预约，提前数个小时出门，活动开始之时也是情绪基本遭到破坏的时候，缺乏小资的土壤。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位置，气候温暖潮湿，就像上海人绵软的个性。它是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人在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特别注意把骨子里的小资情调挖掘出来，特别追求生活质量想方设法活得精细一些。以酒吧为例，上海衡山路的酒吧就比北京三里屯的酒吧时髦和洋气，风格也更多样。
北京人也追求生活喜欢享受，但是基本上是合乎大众趣味的，不招摇。看看老舍笔下的北京，北京人追求的情调，总体是旧式男人的：提笼驾鸟，遛弯下棋，古玩京戏。老北京好玩是为了“养眼”，追求一种呼朋唤友的乐趣，是一种世俗精神快感，透着八旗子弟的遗风。
王安忆曾经说过：“上海和北京的区别首先在于小和大。北京的马路、楼房、天空和风沙，体积都是上海的数倍。它培养着人们的崇拜与敬仰的感情，也培养人们的自谦自卑。”上海则是螺丝壳里做道场，“虽然小，但是时时炫耀着机巧和聪敏”。
北京人觉得上海人过于精于算计，同时痛感自己过于厚道。过于算计不是好事，但是疏于“算计”和经营，生活自然也会乏味。北京人缺乏风情的表现就是活的比较糙。因为做过几朝皇都，北京人总是习惯性地把自己当成皇城子民，骨子里更注重等级观念。北京人长期生活在国家权力中心周围，思考问题往往比较全面有大局观，有天生强烈的政治意识与使命感。所以，很难指望大义凛然的北京人会对精于算计的上海人感冒，也很难指望清冽透明的北京人踏踏实实“小资”一回。在北京老爷们的眼里，装得全是世界人民的大事。
北京的饮食，也是粗糙的，没有上海精致。
北京的卤煮火烧，酱肘子夹烧饼无外乎是猪大肠和烧饼，炸灌肠，也非真的肠，是肉制品的替代物。但是这些吃食的一大好处就是实惠，一则扛饿，二则满足了人们对肉食的口舌欲。基本属于重体力劳动人民的典型食谱。
上海菜则不一样。小绍兴白斩鸡、乔家栅点心、凤尾烧麦、排骨年糕、生煎馒头等，花样繁多。上海的老师傅专门给食客剔蟹壳，剔完把壳还能原原本本拼在一起，中国人民最熟悉的段子莫过于上海的半两粮票和半根油条。
说到底，风花雪月其实是经济的附属物，和精神无关。在这方面，北京和上海的商业观同样区别很大。北京当然也有商业，那些旧时代的老字号就是一例。老舍名剧《茶馆》里的老板王利发，八面玲珑，大约这就代表了普通北京人心目中的买卖人的形象，他更像是邻居家的大爷一样亲切。所以这就产生了有意味的一景：商业活动当然应该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仁义厚道”这种胡同里的道德评价尺度，却成为约定俗成的追求目标。
与此相对照，上海作家的笔下，资本家毛孔里滴着血，穷苦工人脸上流着泪，阔小姐脸上溢着笑。
上海人追求的是“坏”的合理性，北京人则是理性地拒绝“坏”。
北京其实也是一座感性的城市。在北京，我们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地气，这是一种传统的力量，厚重无形。北京人经常以此为傲，显得特别有底气和家学渊源，对于那些虚头八脑的东西特别瞧不上眼。上海虽然有风情，但是却是个理性的城市。王安亿说：“上海人是现实的，讲究效果的，以成败论英雄的。他们的言语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没有铺垫和伏笔的。他们把‘利’字挂在口上，大言不惭。北京和上海相比更富于艺术感，后者则更具实用精神。”
张爱玲如是评价上海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可见，上海人追求的是“坏”的合理性，北京人则是理性地拒绝“坏”。北京人和上海人，京味文化和海派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城市宗教”，是中国地域文明的两个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