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那年，我还在国大读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突然收到邀请去台北参加市府邀请的当年台北传统文化节中“第九届中国作曲家研讨会”，主办单位是台北市立国乐团，邀请人还是当时台北市长陈水扁（早知后来他那么出名就留住那封信留念了）。

那时，恰逢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李登辉跟民进党忘了什么家伙竞选，海峡两岸剑拔驽张，导弹瞄准时刻准备伺候对方。

我也是很犹豫，拿不定主意。除了安全问题，还有如何在国大请假一星期。还好，有高人暗示我正式请假是没门的，但只要一学期缺席不超过某限度是没问题滴！

因从来没去过台湾，而且不少母亲家的亲戚都在台湾，所以我还是蛮珍惜这一次机会的。

至于安全问题，我和老婆咬咬牙买了份意外保单，现在想想生命的价值也太低了呀！换句话说，如果当时我不幸被两岸飞弹击中的话，我的家属也只能拿到保险公司的七万新币而已。

国大那边，我只是交待同学帮我留意上课的笔记，就不告而别地踏上旅途。

记得当时我虽是永久居民但还持中国护照，所以还需要台湾签证，但有阿扁的签名信一切也都很顺利呢！

初次懈逅台北桃园中正机场有点失望，想这台湾机场也没什么太棒的地方，虽比上海的虹桥机场稍好些，但比起新加坡和其它欧美国家真差得好远呢！

机场有个专柜是负责“大陆同胞”入境的，工作人员还算服务不错，未流露任何敌视的态度。

所谓研讨会是在台北以北的一个名叫“金山青年训练营”的地点举行，有点类似中国的共青团总部。

从国外来的“中国作曲家”除了我以外，都是来自大陆的著名音乐界，有刘锡津（当时的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院长）、王甫建（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余其伟（著名广东音乐专家）等多人。台湾方面也有不少著名音乐界人士出席。

我们每人作了一个专题演讲，王甫建讲了他指挥现代派作品的经验，余其伟介绍了广东音乐的风格，我的演讲题目是：我在新加坡的音乐创作。

研讨会出席者除了这些音乐家外，还有台北各音乐院校和大学的青年教师杰出学生。

研讨主讲中最搞笑的是那位台湾交大的教授，他的演讲风格是专挑那些没人懂的怪僻古代中国哲学命题以及没人听说过的古希腊哲学命题，大家出于对他的尊重也不好意思提问，只能点头顺着他的思路被引上了稀里糊涂的不归路！

正当大家都像喝了迷魂汤似的，这位仁兄总算良心发现说：大家是不是听我听得“一头雾水”呵？

从此，我们大陆背景的音乐家私下就再也不叫他的名字了，一律称他为“一头雾水”。

这些音乐家也负责为那些年轻的作曲同学的作品改题，并最后由王甫建来指挥台湾学生乐队排练，呈现出音乐的现场效果。

最后的音乐会，是由台湾和海外的专业作曲家呈现自己的作品，由台北市立国乐团在最高档的中正纪念堂音乐厅来进行表演。

上半场与下半场的压轴曲目分别由我的“越王勾践”和台湾少壮派作曲家李英的“易之随想”来担杠，这两首作品都在最后的团长总结报告中得到了高度赞赏！

王甫建年纪比我稍大一些，都是原籍上海的，又住在同一个套房，音乐会过后他的指挥任务大功告成，就拉我一起去青年中心的游泳池游泳，也许没什么压力了，自然就用那上海话大声快速地讲话，没想到由此惊动了负责打扫的安娣，居然向保安打小报告说我们好像是大陆来的“偷渡客”！

一场误会终于以喜剧收了场，保安向我们道歉说是误会了，我们倒是觉得挺好玩的，没想到今生今世还真有一次机会来当“偷渡客”，自有一番犯罪意念的满足感铭刻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