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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评论] 《崎岖路》的悲剧色彩--读崇汉的中篇小说《崎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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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凌凌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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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9 11:1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崎岖路》的悲剧色彩--读崇汉的中篇小说《崎岖路》

《崎岖路》的悲剧色彩
--读崇汉的中篇小说《崎岖路》

        《崎岖路》是崇汉的第10本书,内收两个中篇,《崎岖路》和《寻求幸福的人》,创作时间分别为82及83年,都是反映马来西亚客工的生活遭遇为主调。印象所及,以客工为题材的小说,在本地似乎难得一见。崇汉是个社会意识很强的作家,他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流露出对社会、人生的价值观的质疑和批评,从而构筑起一种悲剧性的文学色彩,在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里,留下一幅惨淡的画面。这是崇汉试图建立自己的文学形象的一种风格和态度。
        《崎岖路》和《寻求幸福的人》字数都在4万字左右,同样都以第一人称的“我”来进行故事的贯串。《崎岖路》中的“我”叫赵伟强,住在柔佛州的峇株巴辖;《寻求幸福的人》中的“我”叫荣庆,来自P镇。两个人都先后离开家乡到新加坡谋生,最后又带着破裂的心回到各自的家乡去。两个人的生活遭遇和命运大致上是相似的,甚至人物的性格和精神状态都很接近,这诚然是美中不足的地方。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是人,不仅要在读者的脑海中勾勒出人物的外在特征,还要写出人物的心灵。作家不仅仅要成为生活的干预者,还要开掘出社会生活中的人的灵魂。惟有写人的灵魂,才能写出包裹在灵魂之内的人的形貌,举止、言谈。
        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我”这一特定的文学视角出发,有利于人物心灵的开掘,给读者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然而,读完了《崎岖路》,我却发觉小说是倾向于说故事的模型的,人物形象欠凝重厚实,给人一种虚浮的印象。这是因为作者把人物的形象描写转化为故事情节的叙述,它的文学意义显然被削弱了。
        《崎岖路》中的赵伟强,是个性格懦弱、迷信、婆妈而又吃不起苦的男人,妻子宝菇则是一个爱慕虚荣的拜金主义者,加上她有一个贪财、不守妇道的母亲(而宝菇最后也成为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失败(或惨败)告终。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物欲和功利的“基础”上的,可以预见,在时间的考验中,这一对恋人是不可能白头偕老的。作者所设置的这个主题思想是很明显的,加诸在人物身上的悲剧色彩也是很明显的,而且有刻意渲染的迹象。
        伟强和宝菇的感情是怎么样培养起来的呢?从小说的描写中,我们只看到两人坐着“小绵羊”(史古打)四处兜风、看戏、逛百货公司,在公园幽暗的一角谈情说爱,然后就匆匆忙忙结婚了。作者似乎急于向读者介绍他们的关系,忽略了人物性格在特定环境中的表现,也就是说,作者所描写的人物原型是静止、平面的,不是在动态的矛盾中发展其性格,人物的脉络不太清晰,以致于当冲突产生时,我们就较难接受其客观性和真实性,只觉得作者是为情造文,把个人的主观意愿强加在人物身上。
        结婚以后,他们遭遇了一连串的风波,先是岳父病逝,岳母偷汉子,然后是他们的爱情结晶品秀贞出世了,伟强中了万字票的二奖,学人家买卖股票而惨输,当经济面临困境时,他只好去舞学院教舞,上了人家的当,非但拿不到工钱,还与一个舞女产生了感情纠葛(这段情显得很虚假),然后就辞去工作,到发展芭工作,但因为吃不起苦,做不到三个月就辞工。在这段倒霉的日子里,岳母三番四次的跑来怂恿女儿跟他离婚,但宝菇却没接受,按说,宝菇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她整天埋怨丈夫没本事,羡慕妹妹嫁了个有钱人,猜疑心又那么重,动不动就大吵大闹,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会听母亲的劝告?再者,母亲偷汉子的事情爆发了以后,她的反应也叫人吃惊:“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妈很寂寞,也难怪她会跟老罗(指奸夫)在一起。”她的这一番话无异是为母亲偷汉子的可耻行为开脱,这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是一种破坏性。
        就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时刻里,伟强遇上了中学同学老徐,他在新加坡工作已5年。于是,在老徐的穿针引线之下,夫妻俩到新加坡来工作。伟强做建筑,宝菇车衣。每隔三、四个星期,伟强就拿伙食费回家,但宝菇却一连三个月没回家。她为什么不回家呢?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其实,从新加坡到峇株巴辖,只需三、四个钟头就可以抵达,宝菇究竟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不回家?何况家里又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女?作为丈夫的伟强也没去追究,这似乎不近情理,难以说服读者。
        之后伟强又连遭失业的厄运,去做搬运工人,工钱被工头私吞,宝菇非但不同情丈夫,还骂丈夫“没本事”。这时,女儿秀贞在家乡病倒了,伟强要求宝菇回家,宝菇一口拒绝,还自暴其丑的说她的老板很关心她,用私家车载她去看戏、游玩,虽然年纪和伟强一样,但外表比丈夫年轻,皮肤洁白,很威风,最后还感叹的说:“可惜,他不是我的丈夫。”任何男人听到妻子在他面前称赞别的男人,还恨不得嫁给他,一定会给她一巴掌!但伟强默默的忍受,也不去追究妻子是否为他戴上绿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不符合人性,倒像是演戏。
        伟强所走的这条“崎岖路”,人工化的痕迹太深。作者把太多的人间的不幸集中在伟强身上,主观叙述又带有很深的偏颇性,使人物的观点变成作者的观点,人物的心理流程趋向于单一化、平面化。读者所面对的是作者情绪化的宣泄,而不是来自人物内心的独白、灵魂的挣扎。我想,作者刻意的渲染这些,也许是为了创造一个悲剧效果。所谓的悲剧是作者的审美理想在现实世界中遭受毁灭的过程。《红楼梦》是一部悲剧作品,它的悲剧性的具体内容如脂硕斋在甲戌本第八回中的一条脂批所说: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这个“情”字,不是简单、一般而抽象的“情感”或“爱情”。它包含有历史和时代的具体内容。肯定“情”的地位,追求“情”的解放,正是曹雪芹的审美理想之所在。这种审美理想包含有某种程度的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和社会平等的要求,曹雪芹也是因为自己的审美理想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实现,才寓情思于红楼一梦中。
        《崎岖路》中的悲剧性是怎样产生的呢?按照小说的概述,伟强和宝菇之间的悲剧,其原动力是来自各自的性格上的不协调,但这矛盾状态只是浅尝即止,不是发展的,而是孤立、停滞的,它的社会属性并不明显,只是一种形式的架构,因而当悲剧产生时,它的力量便相对的减弱,虽有悲剧味道,但效果却不深刻。作者所追求的又是一种怎样的审美理想呢?很明显,作者企图通过伟强和宝菇的婚姻破裂,写出幻灭了的爱情和命运的坎坷,但作者对“情”的理解和剖析止于一种概念的阐述,在浑浊的现实世界里只能发出一种消极,厌世而无力的悲鸣,无法从狭隘的自我天地里解放出来,从而使他笔下的“情”含有广博的历史性和深邃的时代性。
        尽管有上述这些缺点,崇汉的努力还是令人激赏的。他创作的天地无异是广阔的,而且勇于直向惨淡的人生,这是许多作者望而却步的。他献身文学,历经风风雨雨,这份毅力又是令人尊敬的。文艺界应该给他一份崇高的敬意!

        〖崇汉简介〗

        崇汉,原名邹崇汉,1945年生于新加坡大德光岛,新加坡公民,祖籍广东省大埔县。60年代开始学习写作,1965年毕业于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出身贫寒,曾在德光岛当过割胶工人及菜农,在本岛当过店员、农场饲鸡工人、铁厂工人、铝厂工人、三合板工人、新加坡公共巴士司机、船厂记时员等各行业。从小就热爱真理和写作,所以作品内容大多反映现实生活,讴歌光明、诅咒黑暗、阐扬真理并与读者学习步向真、善、美。
        参与社团:新加坡文艺协会永久会员。
        出版:《不屈的英灵》(散文,1972)、《赤道鼓声》(诗集,1972)、《怒火渔乡》(短篇,1972)、《金光道上》(中篇,1974)、《在风雨中》(长篇,1975)、《白云下》(中篇,1980)、《翠园》(中篇,1981)、《乘着遐想的翅膀》(散文,1989)、《万象》(诗集,1989)、《崎岖路》(中篇,1990)、《异乡梦》(短篇,1990)、《轮转岁月》(中篇,1991)、《恋念德港情》(长篇,1992)、《近海亲船的日子》(散文,1994)、《光焰长燃》(短篇,1995)、《万事随缘》(短篇,1999)、《奔走在闪耀的路上》(中篇,1999)、《其实都一样》(微型,2000)、《湖上有个燃烧的梦》(诗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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