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穷节乃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有没有魄力有没有能力，在大难临头时应对危机的所作所为，即所谓听其言观其行也就大略可知一二。

我们知道，中国武汉市在疫情发展到巅峰之后，因为应对得当，确诊人数回落到逐渐可控的局面，武汉市府就立即开始了全城针对全市居民全面筛检和实行健康绿码的措施。其结果是有目共睹，果然“河清海晏”，一帧人潮拥挤在泳池的画面，一画胜千言，向世人宣告武汉不愧是个英雄城市。而当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可以回过神来，其实也代表着整个中国迅速的、一步一个脚印的逐渐走回了正轨。

而在千里之外，在我们新加坡这里，九个月过去了，我们竟然还在八卦阵里头钻牛角尖。当政府当局和媒体都在大力宣传免费“追踪器”的时候，我是迷茫又有点儿诧异，因为这不仅显示了政府惯性的“我做事、你服从”的傲慢，几乎就是新加坡的潜规矩之外，媒体作为传声筒的角色，反对党的无作为，更是一如往昔。

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媒体、不是反对党开个头，大家一起来探讨政府让国人佩戴“追踪器”的意义 --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去比较“健康绿码”和“追踪器”在抗疫作为上的优劣。这里，对于所有的负面的关于个人隐私的评论我们都可以不谈，就仅是谈谈“它们”在抗疫政策上所能够达到的实际的作用来分析。

分别是很明显的，因为那是牵涉到“积极”和“消极”的两种行动概念 -- 当武汉全城的居民都经过筛检而只有检测阴性的人会得到“绿码”的“通行证”之后，“绿码”的“积极”的效果就很快的显露出来。当所有在城市活动的人都是持有“绿码”的健康人士时，就合了一句“禅诗”，那就是“何处惹尘埃” -- 是啊！既然没有冠病患者那么也就不怕会感染病毒了。

所以，我就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客工宿舍的客工在全部检测确认为“绿色宿舍”之后又很快的反复出现确诊病例的原因？唯一的可能，也只能揣测是这些绿色客工被派遣出外工作的时候，因为被草率的安排和一些没有经过筛检的、住宿在社区的客工混淆工作了造成的恶性结果。

因此，新加坡政府的跨部门抗疫小组的无能，也在这个“追踪器”的实施上展示出来 -- 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个极为“消极”的、极度被动到迹近精神颓废慵懒的思维啊！

新加坡人民其实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了，在抗疫的政策上，是“积极的想方设法让冠病病毒在社区消失”好呢？还是佩戴一个“追踪器”？想象中，“追踪器”的颓废作用就是能够让抗疫小组的工作人员好整以暇的翘着脚“守株待兔”，就是在某人确诊的时候，立即打开有关的“追踪器”，并从该“追踪器”的某处网络中找出在某处和它有近距离接触的所有“追踪器”，并由此得到佩戴者的身份，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尽快的找到“你”去接受“限制令”居家隔离罢了。

在积极的控制病毒不让病毒肆虐和消极的追踪和确诊者有接触的人 -- 在这般“消极”与“积极”的工作程序之间，一个领导人的素质就这么赤裸裸的显示出来 -- 当然，死猪不怕开水烫，问题不在跨部门抗疫小组没有人会感觉脸红会感觉尴尬，而是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为什么竟然也没有一个有担当的人敢出来指责和负起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