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谈方舟子与韩寒之争。

决不能再设“道德祭坛”（一）

——从“方韩之争”说开去

一 问动机，是戕害了我们民族多年的恶俗

关于“方韩之争”，我的观点一直很明朗，也很明确，从未改变：第一，方舟子有权质疑韩寒，其他人也一样。第二，有权不等于一定要用。第三，如果作家在世，又不存在署名权纠纷，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这种质疑，就涉嫌对作家人格的羞辱和诽谤。因此，本案是方舟子“正当权利的不当使用”。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决反对质疑方舟子的动机。首先，没有意义。代笔与否，是事实判断。代就代了没就没，与质疑者的动机何干？其次，无法证明。方舟子怎么想，你咋知道？其三，自作自受。因为当你质疑别人动机时，你也成了质疑者。你问人家，人家当然也可以反问你：你“问动机”的动机，又是什么？

这就不好回答。因为但凡“问动机”，其实都是“设陷阱”。答案，则是预设好了的，不言自明的，可以心领神会的，比如：整怕了，风声鹤唳吧？心虚了，反咬一口吧？没招了，虚晃一枪吧？好嘛，疑神疑鬼，是虚弱；应对失措，是无能；倒打一耙，是无耻。故，问动机，不能给自己加分，只能减。

然而众多的脑残，却乐此不疲。因为有传统。事实上，问动机，是专制统治的“祖传秘方”，官场斗争的“常规武器”，阶级斗争的“不二法门”。只不过，古代的问法叫“是诚何心”，现代的叫“想干什么”。预设的答案则有：你图谋不轨吧？反攻倒算吧？沽名钓誉吧？别有用心吧？等等。统统都是“诛心之论”。

诛心，是地地道道的恶俗。这种做法，心理阴暗，手段恶劣，而且戕害了我们民族两三千年。如不连根拔起，彻底批倒，子孙万代，将会受害无穷。

这个话题，显然已经与本案无关，但还得借此作为“药引”。我想问，方舟子打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拥护？质疑韩寒，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赞成？就因为现在的造假，实在是太严重了。某些名家，因为字画值钱，书稿好卖，就请人代笔，粗制滥造，批量生产，鱼目混珠。这就岂止可以“质疑”，简直可以“报警”。

也许，这便是“方韩之争”的时代背景：公众对于造假，早已怒不可遏，忍无可忍，很希望“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也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两个“造假典型”，让他把骗得的东西都吐出来，还要搭上身败名裂，看谁还敢欺世盗名！

这就是“杀一儆百”了。但恰恰是这似乎“很正当”也“很善意”的观念，大有问题。

二 杀一儆百，是“求善”吗

杀一儆百，怎么会有问题呢？它的目的，不是“求善”吗？求善当然没问题。但怎么求，有讲究。我的主张，是“以善求善”，即“善以善求”。求法不善，则“不得善终”。何况“杀一儆百”，还未必真是“求善”。

且看这四个字。

首先要“杀”。杀，可以是肉体的消灭，也可以是心灵的摧残。无论哪种，都是不把生命当生命，不把灵魂当灵魂，请问“善”吗？其次，什么叫“百”？就是百姓。这是“儆”的对象。为什么要“儆”？因为他们都是花果山上的“猴子”，天生就要犯罪、闹事、出问题，所以要杀一只鸡，吓唬吓唬。

可见，杀一儆百，就是把民众看作“假想敌”或“嫌疑犯”，时时警惕，处处提防，常常警示。这就是它的内在逻辑和思想背景。当然，这个逻辑和背景，发明人是不会告诉你的。也不要以为你洁身自好就没事。这种文化和制度的设计，是针对所有人的。何况，你没有“罪行”，还可以说你有“贼心”。

剩下的只有“一”。这是最后一张门帘，也是最后一道门槛。也许你会认为，杀一两三个，警示千万家，不是很值吗？错！一百个人是人，一两个人就不是？反过来，能杀一两个，就不能杀一两百？杀戒一开，无人幸免。而且，只要同意“杀一儆百”，那么，实在找不到“坏典型”，你这个“好人”也能拉来凑数。

或许有人说，这怎么可能呢？杀个好人，能起作用吗？嘿嘿，你别忘了，杀一儆百的核心是“警示”，不是“善恶”。而且，一旦目的是“警示”，就顾不上“善恶”，甚至顾不上“敌我”。不信你去看看恐怖分子怎样杀人质。还有，鬼子进村后，第一个拉出来杀掉的，难道一定“抗日”或“通共”？

事实上，杀一儆百的欺骗性，恰恰在“杀”的是少数人。这就让多数人放松了警惕，以为“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甚至参加围观，或者拿着馒头等人血。但其实，“杀一”是手段，“儆百”才是目的。这种混账制度和文化，正是冲着人民大众去的。

何况就算侵犯的是个别人的权利，就可以吗？否！正如萧瀚先生所言，私权，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公共利益，则是为了既保护张三私权，又保护李四私权，亦即保护任何人私权，从而求得的“私权共和”。张三的私权能侵犯，李四就难保。最后，是所有人都没有了个人利益，大家伙也没了公共利益。

更重要的是，杀一儆百，谁来执行？公权力。所以，这种文化和制度，无不存在于专制国家。专制国家喜欢它，是因为独裁统治和君主专政，只能依靠暴力和恐吓来维持。杀一儆百，相比滥杀无辜，成本较低，也可持续。但归根结底，是牺牲少数人，威慑大多数，维护他自己。请问“善”吗？

三 活人献祭与自己负责

或许有人会问：世界各国，都有监狱，也都有刑场。难道全世界都是专制国家？

呵呵抱歉，阁下恐怕弄错了，我反对的不是这个。判刑，恐怕还是必须的。但不能是为了警示，为了杀一儆百。那又为了什么？民主国家和法治国家的观念是：为了负责。

负责的概念源于自由，自由的依据在于意志。也就是说，一个有着公民权利的自由人，他的意志是属于自己的。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选择杀人放火。但同时，正因为他的意志是自由的，因此，他必须为自己的所有选择埋单，而且必须自己来负。故，自由即责任。

这样一说，大家也就应该明白。你不是“自由地”选择了杀人放火吗？那好，请你把“牢底坐穿”。因为这也是你自己选择的，是你在选择杀人放火时就清楚的。根据这个道理，判处犯罪分子徒刑，不但不是侵犯人权，反倒是对他自由意志的尊重。

哈哈，这就叫“事同而理不同”。换言之，同是判处徒刑，专制国家是为了“警示”（杀一儆百），民主国家是为了“尊重”（自己负责）。介于二者之间的传统观念，则是为了“还债”（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可见，问题不在“有无刑律”，而在“立法精神”。但这“一念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专制国家一定要把人犯五花大绑，插上标签，游街示众，然后当众砍头。非如此，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甚至为了加大力度，还不吝发明种种酷刑，比如炮烙、油烹、腰斩，凌迟，无所不用其极。隐私权和辩护权，则根本不予考虑。相反，还要“公审公判”，同时让你“哑口无言”。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活人献祭”了。献祭，原本是一种原始巫术仪式。其本质，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易，我称之为“请神吃饭”。故，凡祭品，皆食品，比如早期的鱼，后来的马牛羊猪狗鸡。但每次，都是人奉献的少，乞求的多，自己也不好意思。为了表示“心诚”，便开始使用“人牲”，活人献祭由是始。

献祭有用吗？有。但不是对神，是对人。当一个活人，甚至是王子公主，被洗得白白净净送上祭坛，从容赴死时，族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最早，会产生凝聚力；后来，会产生威慑力。当后一种力量产生时，也就必然被利用。只不过，统治者喜欢的是“政治祭坛”，卫道士喜欢的是“道德祭坛”

（续下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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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节妇和淫妇，都有一本血泪账

道德的祭坛上，摆放着“坏人”，也摆放着“好人”。这就像远古的祭品，有奴隶，也有贵族。但无一例外，坛上都是生命，坛下都是血腥，杏黄旗上都写着“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一语道破天机。为什么要有活人献祭？为什么要有道德祭坛？就是为了统治者和卫道士心目中的那个“道”，即他们要推崇和维护的核心价值观。这就不但要“杀一儆百”，同时要“举一反三”；也不但要将“淫妇”沉潭，还要表彰“节妇”，立贞节牌坊，美其名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贞节牌坊，是另一个祭坛。节妇，则是这祭坛上的祭品。不过，她们的任务是表演，表演贞洁。如果说，那边杀掉的，是吓唬猴子的鸡，那么，节妇就是听话的猴子，是统治者和卫道士“价值观的代言人”。做这样的猴子，容不得半点闪失。寡妇守节之难，之苦，之悲摧，怕是只有过来人才知道。

由是之故，节妇一旦失贞，责罚将超过淫妇。因为统治者和卫道士都是圣明的，岂能“看走眼”？你既然做不了“听话的猴子”，那就只能去做“该死的鸡”。而且，由于你曾经是猴子，还必须比鸡死得惨。这样看，韩寒有点冤。因为并没有人说“学习韩寒好榜样”。他不想做，别人也学不来。

这种“节妇表彰”，跟“英雄崇拜”完全是两码事。榜样也许都是英雄，英雄却未必都是榜样。崇拜英雄的人，也未必都跟着学。比如崇拜切•格瓦拉的，并不当真拿起武器，走进丛林。更重要的是，英雄崇拜，是个人的选择；节妇表彰，是权力的奸淫。只不过，有的是诱奸，有的是强奸。

因此，榜样的力量，注定是没用的。因为每个人的道路，都只能自己走，也就应该由他自己选。你硬要把他塞进这个模那个范，他就只能“装模作样”。表面上看，好像是你要的那个模型，那个范儿。实际上，你还是你，他还是他。

只可怜那些节妇和淫妇，或者在牌坊前活受罪，生不如死；或者在地狱里受煎熬，死不瞑目。真可谓：都有一本血泪账。实际上，她们都是“祭品”，也都是“人质”。统治者和卫道士，要用其一人之“过失”，换取百姓之悚惧；一人之“功德”，换取万众之一心。这他妈的才真是“罪该万死”！

所以，杀一儆百和表彰节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目的，都是要不顾人民群众的自由选择，强制推行统治者和卫道士的价值观。但，把“淫妇”送上祭坛，或让“节妇”自己去，需要一个认证，一张门票。这张门票，就叫“动机”。

五 动机，是道德祭坛的门票

道德祭坛（也包括政治祭坛），为什么要用动机做门票？因为动机是无法证明的。既然“无法”，也就“无须”。无须证明，岂不方便？指定即可。需要你做“节妇”（道德楷模），你的动机就高尚纯正；需要你做“淫妇”（反面教员），就卑鄙下流。是好是坏，全由“坛主”或“祭司”说了算。

如此趁手的武器，倘不利用，就是犯傻。于是，问动机，便首先被“工具化”，用来维护专制统治，进行官场斗争和阶级斗争。比如一个谏官批评皇帝，马上就有人问：是不是想通过诽谤君父，来博取“直言”的名声？好，“大不敬”和“慕虚名”两顶帽子，就结结实实给你扣上了。你说得清吗？说不清。

在这样的“诛心之论”面前，没有人能自证清白，自杀都没用。自杀，在历史上叫“陷君父于不义”，在文革中叫“自绝于人民”，统统罪加一等，死有余辜。辩白，就更没用。清者自清。没罪，你辩白什么？花言巧语吧？文过饰非吧？不打自招吧？反正，只要认定动机有问题，无论你说啥做啥，统统证明有罪。

这就不但剥夺了我们的人身权，也剥夺了思想权和言论权。目的，则是“集权”。集权难免走向专制，专制则必定主张“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就要“问动机”。因为无论追问还是反问，都不需要提供证据，最便于搞“莫须有”。何况这事还“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想把你的动机说成什么，就是什么。

事实上，所谓“上纲上线”，就是在动机上做文章。文字狱，也是。文字狱的背面，则是“光荣榜”。因为能够攻击别人“居心叵测”，就可以标榜自己“赤胆忠心”。唯一要做的是表演：表态，站队，晒功劳，秀忠诚，讲信仰，唱赞歌。某些人眼里常含泪水，就因为他对动机爱得深沉。

爱动机的，也最爱自己。质疑动机，则可以“一箭双雕”。结果，你是罪犯，他是英雄；你是小人，他是志士。总之，文革是为了反修，贫穷是为了守志，所有的错误都是正确，所有的表演都是功德。其结果，是动机变资历，资历变资质，资质变资格，资格变资源，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资金。

显然，动机不但可以“工具化”，还能“资源化”。因为只要是拿动机说事，则无论功罪，都可以“莫须有”。于是乎，官场上，市井中，但见“苟且之人行浮夸之事，昏庸之辈话无聊之题”。事实没人讲，逻辑没人讲，规则更没人讲，只有围猎和狂欢。而且一眼望去，满街都是伪君子，人人都是阴谋家。

想想，这是什么道德氛围，又是什么舆论环境？一个民族，如果只知问动机，不会摆事实；只知论阴谋，不会讲道理；只知设祭坛，不会求解放，请问还能实现伟大复兴吗？反人性、反人道、反科学，同时也并不道德的“道德祭坛”，难道不该彻底拆除？依我看，连同它的坛坛罐罐，也都该砸了。

然而恶俗阴魂不散，沉渣也会泛起，最近又有人鼓吹“婚前守贞”。对此，我真是很无语。没错，人是要有一点精神，也要有一点坚守，哪怕守贞也行。但，你自己守着就行了，为什么要扬铃打鼓，昭告天下，还劝人入伙？无非以处女膜为杏黄旗，表演动机。

这就是自己把自己送上道德的祭坛，还要拉上姐妹们殉葬。我并不赞成淫乱，也不反对守贞。但我以为，要守，也是为自己，关别人什么事？要守，也是为爱情，又关婚姻什么事？更何况，一个人如果因为爱情，心里已经装不下别人，还用得着守贞洁吗？

但，这已经是题外话，真的是题外话。

(刊载于2012年2月29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炜茗)

韩寒与方舟子的这场“官司”，是“关公战秦琼”，还是“三英战吕布”？要看事态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它已经是一个“文化事件”。要想不沦为“娱乐节目”，而能对社会和公众有些意义，恐怕得说清三个问题：一，方舟子能不能质疑韩寒？二，韩寒该不该起诉方舟子？三，我们要有怎样的言论自由？

一，方舟子能不能质疑韩寒？

当然可以。这是方舟子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被剥夺公民权，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质疑和批评。其对象，则可以是政府，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公民。说名人必须保护，是不对的。相反，名人更应该接受监督。因此，我支持方舟子质疑韩寒。如果哪天他要质疑我，我也表示竭诚欢迎。

质疑方舟子的动机，则是可笑的。公民行使权利，根本就不必问动机。比如某个台湾人因为喜欢“三只小猪”，就去投蔡英文一票，不可以吗？同样，质疑方舟子的资格，也是不对的。公民二字，足以表明其资格。这就是我主张的“批评三不问”：不问动机，不问资格，不问对象（请参看《李辉、文怀沙与批评的自由》，原载2009年6月30日《南方都市报》，已收入广西师大出版社《书生傻气》一书）。

但，批评权人人都有，“权限”（空间尺度）则因人而异。普通民众的最大，想质疑谁就质疑谁，想怎么质疑就可以怎么质疑。公职人员的最小，因为很难分清他是代表政府还是个人。一旦被认为代表官方，就有公权力侵犯私领域之嫌。也因此，一旦他的质疑失误，不但必须赔礼道歉，还必须辞去公职。

公众人物的空间，介于二者。因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大。一旦质疑失误，对被质疑者的伤害也大。这个时候，赔礼道歉都未必管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公众记住的，往往是第一印象。如果被误疑的还是公众人物，他可能一辈子都“跳进黄河洗不清”。

这就不能用“公众人物就该如何”来说话了。没错，公职人员最该被监督，公众人物次之，普通民众守法即可。但，该被“盯着”，不等于该被“冤枉”。公众的“知情权”是要满足，名人的“名誉权”难道就一文不值？真相固然重要，善意难道就可以罔顾？

有鉴于此，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首先应持有最大的善意，其次要有过硬的证据。第三，一旦失误，不妨郑重道歉。当然，对此，我只有建议权，也不认为可以强迫道歉。但，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道歉只会加分。死硬到底，则可能“反误了卿卿性命”。

二，韩寒该不该起诉方舟子？

首先要肯定，起诉是韩寒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包括：说，不说；说什么，不说什么；这样说，那样说。这三条，都自由。而且，既然是权利，就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回应、答辩、起诉，是行使“言论权”。不回应，不答辩，不起诉，是行使“沉默权”。无论哪种，都是我们的自由权。
因此，起不起诉，是韩寒自己的事。受不受理，则是法院的事。这两件事，公众和媒体，都可以议论，可以批评，更可以建议，但不能干涉。议论、批评、建议，是行使“言论权”。干涉，则是“越权”，也“越位”。

起诉是否“不智”，也是韩寒自己的事。何况每个人能够忍受的尺度和底线，是不一样的。自证清白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像节妇断腕、烈女跳楼，虽不宜提倡，却应该同情。把人家逼到那个份上，哪里还谈得上智不智？出于爱护，私下里劝劝是对的，说说也没关系。公开指责，就未免没有心肝。

所谓“笔墨官司笔墨打”，则是扯淡！学术观点不同，艺术评价有异，才是“笔墨官司”。包括《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因为曹雪芹没说是自己，不存在名誉问题，也该“纸上谈兵”。疑人窃斧，也“笔墨打”？说你是“强奸犯”，还弄得谣言四起，大家都将信将疑，也不起诉？这种“大度”，留给阁下自己为好。

没错，名人是应该更宽容，但宽容不是纵容。你们家的宠物，也该善待吧？公园里的草木，也不能践踏吧？名人就可以随便蹂躏，然后让公众消费、媒体狂欢？士可杀不可辱。被逼无奈，也可以拔剑而起，何况诉诸法律？你说韩寒不成熟，是孩子，我看他是汉子。方舟子慨然应诉，也是汉子！

韩寒起诉，是否“示弱”？问问阿Q就知道。阿Q是决不会起诉的。他只会说，这是“儿子骂老子”，或者“方舟子小时候被父母卖掉，没有爱心”。至于把法院等同于“官府”，把起诉看作“打不赢就叫哥哥”，恐怕太不像法治社会的观点。大家若都这么想，法官们真可以去“休假式治疗”了。

韩寒起诉，是否“妨碍了方舟子的言论自由”？当然不是，除非法庭剥夺方舟子的答辩权。但即便如此，那也是法庭的错，不是韩寒的错。相反，正因为韩寒提供了法庭这样一个平台，方舟子反倒有了更好的发言机会。难道在微博上说就是自由的，到法庭上就不自由了？没这道理吧？

还有人说，现在司法不独立，韩寒的起诉，会造成更多的人不敢说话。呵呵，依此逻辑，小白菜就不该告御状，那时可是慈禧当家；秦香莲则要算运气好，因为包公只有一个。那么请问，韩寒是该去找包公呢，还是等到司法独立那天再诉呢？如果大家都这么等，那一天又啥时候能到来呢？

至于韩寒起诉方舟子，是否“滥用诉权”，则要看情况。如果韩寒视清白为生命，那他就是在为生命而战，岂是“滥用”？这事也要看结果。结果不是谁胜谁负，而是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也就是说，如果借此机会弄清言论自由的概念，制定批评质疑的规则，那就不但不是“滥用诉权”，还应该说是“功德无量”。

三，我们要有怎样的言论自由？

首先必须确定，言论自由是法律概念和人权概念。也就是说，无论一个人的言论多么错误，多么离谱，都不得因此而被剥夺人权，判处徒刑。其次，自由即责任。任何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言论权也一样。第三，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不能侵犯他人权利，剥夺他人自由，无一例外。

责任也有种种。比如，一个外交官出言不慎，引起国际纠纷，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要负政治责任；一个教授在课堂上当面骂学生，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要负道德责任。前者可免职，后者可开除，但都不能判刑。至于普通民众，骂爹骂娘，百无禁忌。但被认为素质低下，也得认了。这叫“负审美责任”。

名人责任更重。比如方舟子，是以“打假”闻名于世的。他对韩寒的质疑，如果被证明错了，得负“判断失误”责任。当然，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可以原谅。但前提，是得认账。不认账也行。既不违法，也不缺德，但“没品”。说他“死皮赖脸”或“不像男人”，也得认了，也是“负审美责任”。

另外，由于方舟子是科学工作者，一贯主张科学，因此，如果他的质疑，被发现违背科学精神，不守学术规则，则还要负科学责任和道德责任，即承认有违科学良知和职业道德。这一点，希望方是民先生能有思想准备。

最后要说的是，所谓“言论自由不负法律责任”，是指“不负刑事责任”。由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容侵犯，因此，一旦侵权，就必须负“民事责任”。不负责任的言说，决不是自由的言说；不能追究责任的自由，也决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正是“韩寒诉方舟子”一案的意义所在。哪怕最后法院判决方舟子不构成侵权，也如此。

因此，正如我支持方舟子质疑韩寒，我也支持韩寒起诉方舟子。但我希望，双方都做好败诉的准备，并表现出良好的风度。“寒战”虽非“选战”，但今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其参选人的表现，是可供参考的。果能如此，则方韩之争，就真是意义深远了。

刊载于2012年2月14日《南方都市报》B07版，责任编辑李小焉

[ 本帖最后由 运开 于 2012-3-7 22:30 编辑 ]

网页：http://blog.163.com/jydai_417/bl ... 852012121111030958/

在这次方韩之争中，勇敢地站出来为韩寒情义相挺的有两大名流——女性要数范冰冰女士，当韩寒悬赏二千万的时候，她又慷慨地追加了二千万；男性当数易中天先生，他前几天发表了《我看方韩之争》，从大文不难读出易先生为韩寒帮忙的苦心，也很容易看到易先生为韩寒帮倒忙的苦果。

易先生虽然极力想装出不偏不倚的样子，称“正如我支持方舟子质疑韩寒，我也支持韩寒起诉方舟子”，但即使患有白内障的读者也看得出来，《我看方韩之争》一文绕来绕去不过说了两层意思：韩寒因代笔门向法院起诉表明“他是汉子”；方舟子作为公众人物质疑韩寒问题很严重，弄不好被质疑者“一辈子都‘跳进黄河洗不清’”。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一）“方舟子能不能质疑韩寒？”（二）“韩寒该不该起诉方舟子？”（三）“我们要有怎样的言论自由？”为了弄清易先生是如何看待这次方韩之争的，我们还是顺着他的这三个问号转一圈。

一、废话

“方舟子能不能质疑韩寒？”易先生一提笔就大大方方地肯定：“当然可以。这是方舟子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其实，这第一个问号问的全是废话——他是在虚构一个稻草人做靶子，方韩之争从春节前到春节后，有谁否认过方舟子有质疑韩寒的权利呢？有些读者可能感到十分纳闷：易先生为什么要明知故问？

你看看，易中天先生站在俯瞰天下的高度恩准众生说：“批评权人人都有。”我们正准备谢主隆恩的时候，易老又把批评权收回了一半：“‘权限’(空间尺度)则因人而异。”接着他将人分为三类，并规定了每一类人的批评空间：“普通民众的最大，想质疑谁就质疑谁，想怎么质疑就可以怎么质疑。”政府的“公职人员的最小”，因为“一旦被认为代表官方，就有公权力侵犯私领域之嫌”。像方舟子这样的“公众人物的空间”则“介于二者。因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大。一旦质疑失误，对被质疑者的伤害也大。这个时候，赔礼道歉都未必管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易先生认为更要命的是“公众记住的，往往是第一印象。”也就是说，方舟子这样的公众人物不能乱说乱动，除非他对自己的质疑有100%的把握。

要是遇上方舟子质疑韩寒这样的事件，不管“关公战秦琼”还是“三英战吕布”，方韩肯定是二虎相争，名人质疑名人更是非同小可。在公众的知情权和名人的名誉权之间，我们来看看易先生是什么态度：“公众的‘知情权’是要满足，名人的‘名誉权’难道就一文不值？真相固然重要，善意难道就可以罔顾？”很快文章像绕口令似的绕出了这个问号要说的本意：“有鉴于此，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首先应持有最大的善意。”

要不是忘了自己在文章的前面慷慨地说过“质疑方舟子的动机，则是可笑的”，他肯定不会审视“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首先应持有最大的善意”的动机，易先生怎么愿意成为连自己也认为是很“可笑的”人物呢？可能是帮朋友之心太切，一时忘了说话还要讲究逻辑。

二、笑话

“韩寒该不该起诉方舟子？”在这一节的开头他同样又义正词严地说：“首先要肯定，起诉是韩寒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易先生这段话是回答韩寒“能不能起诉”，可是，谁也没有说过韩寒不能起诉呀？这又是在说那种“白天出太阳，夜晚出月亮”，百分之百的正确而又百分之百的废话。等他说到韩寒“该不该起诉”的时候，易老可谓力排众议：他说大家所说的“笔墨官司笔墨打”完全是“扯淡”!他说“把法院等同于‘官府’，把起诉看作‘打不赢就叫哥哥’，恐怕太不像法治社会的观点。”他还说“韩寒起诉”不仅不是“示弱”，还从这次起诉中“我看他是汉子”。很搞笑的是易先生刚说过韩寒起诉是条“汉子”，接下来就举出古代秦香莲和小白菜这两个告状的弱女子为例，易老真是太有幽默感了。

许多读者肯定忘不了，韩寒先生和易中天先生为了讨好大众，为了表达他们对社会的正义感，为了显示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为了成为这个社会底层的代言人，为了博得粉丝们热烈的掌声和感激的泪水，多次批评我们的社会不公和法制不张，所以大众将韩寒先生视为意见领袖，把易先生当作著名的“公知”。前不久易先生还在微博中满腔义愤地呼吁：“@易中天：今天我们救下吴英，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救我们，包括诸位法官。大人勾决的朱笔只要现在停住，就是为法治积德，也是为自己积德！”谁知道今日河东明日便河西呢？当有人认为韩寒向法院起诉，是他自己打不赢才去找爸爸的时候，我们的易先生又觉得这“不像法治社会的观点”。韩寒一向法院起诉，我们就进入了“法治社会”！先生，真的是太神奇了，难怪全社会都在崇拜天才，难怪那么多人都在跪拜偶像。估计很多人看到先生这段话以后，立马就要亲吻神州大地，易中天先生宣布我们进入了“法制社会”啦！

对于因代笔质疑诉诸法院一事，在该不该这一问题上好像公众多持否定态度，韩寒本人的自我感觉也不是太好，他在《二月零三日》一文中坦承：“我知道诉讼这样的行为不够洒脱。”可是，易中天先生不仅认为非常洒脱，韩寒简直就因起诉之举而成为了一条“汉子”。易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知问过友人韩寒的感受没有？

因为别人质疑自己代笔而求助法官，到底是在逞强还是在示弱呢？由于韩寒是上海人，我们来听他上海老乡对此评论，杜明先生是上海市的一位民警，这是他作为圈外人士的观感：“@杜明：擅写杂文的韩寒在写了两篇说明文章后弃笔求法。杂文是文人斗嘴干仗的利器，功底水平跃然纸上，嬉笑怒骂胜负立判。四两拨千斤，不战屈人兵。但韩郎把笔一扔诉于法律，摆了个奇怪的队形。功夫高却不比，枪法神却不斗，翻出堆古董喊师长证明。纸和字是你的，文思呢？证明江郎才尽？未审已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著名学者、《新民周刊》主笔@胡展奋先生对此大惑不解，下面是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意见：“韩一直不敢公开辩论，确实令人奇怪，自己的作品好比自己生的儿子，哪一点不清楚不知道呢？随便你舟子问‘人物原型’和塑造过程，还是情节设置，语言构成（或来源师承），抑或细节、环境、创作心境——我的作品我自然能从容道来而且滔滔不绝，打得质疑者屁滚尿流。韩，为什么不应呢？”“韩为什么不应呢？”不仅是胡先生的困惑，也是我本人的困惑，估计也是大多数围观者的困惑。下面是一位著名作家的既幽默又辛辣讥讽：

“@刘典Dragon：三人探险归来，护照遗失，阻于海关。甲曰：我乃乔丹。言毕拿出篮球玩得出神入化。海关曰：你过去吧！乙曰：我乃多明戈。言毕高歌一曲。海关曰：你过去吧！丙曰：我乃天才作家韩寒。海关问：有何作品？答曰：记不清了。海关曰：你过去吧！寒问：不需证明？海关答：记不清自己作品的作家还有谁？速去速去！” 这条幽默段子真是写得太有才了。

我曾写过一篇《自证·他证·心证——方韩之争随感之七》，呼吁韩寒先生尽快站出来“自证”，可是当他必须用笔来捍卫自己的时候，他在《二月零三日》一文中宣布：“我就此事，现在收笔。”他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所以他越来越依赖“他证”：请出老父，晒出手稿，求助队友，诉诸法庭。可是，“他的父亲证明不了他，他的队友证明不了他，他的手稿更证明不了他，只有他自己才能证明他自己！人们质疑韩寒过去作品由人‘代笔’的实质，是藐视他现在的才华，是鄙视他现在的学识，他唯有通过‘现在’的‘卓越表现’，来证明自己‘过去’的‘杰出才能’。就是说，不能经由‘他证’，只能经由‘自证’，他才有可能洗掉别人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要是韩寒现在的才华让人惊艳，谁还会怀疑韩寒过去的作品出自他人？”手稿即使被鉴定为韩寒的“手迹”，但是他的手迹并不能证明是他的“首创”，我在另一篇文章曾说过：“一个大活人都不能证明自己的‘现在’，一大堆死手稿还能证明自己的‘过去’吗？”

韩寒自方舟子质疑以来的表现，真的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文章回应，手稿展示，悬赏手段，起诉策略，样样都让人摇头叹气：每篇回应文章无文不烂，每次出招无招不昏，每回采访无言不臭！一个罩着天才作家光环的青年偶像，表现得如此窝囊怯懦，如此无胆无才，如此不堪一击，让喜欢韩寒的围观者为之痛心。方舟子不断上电视接受采访，不断在微博上与网友交流，而韩寒尽量避开媒体，尽量不与网友见面，这就是迷倒众生的青春偶像，这就是粉丝无数的意见领袖！”（《自证·他证·心证——方韩之争随感之七》）你们去看一下韩寒先生坐一大堆手稿周围的那张照片，真是又可悲又可笑又可怜。看了韩寒先生这张照片，相信许多读者心里在暗暗发誓：子子孙孙再别从事“作家”这个无聊傻逼的职业！子子孙孙再别做码字工人！宁可码砖，也不码字！

前几天被石述思先生公布出来的韩寒私人信件，韩先生不仅没有证明自己反而自取其辱。石先生在没有征得韩寒同意的情况下公布发给他个人的私信，显然侵犯了韩寒的私人空间，尽管他事后向韩寒表示了道歉，我还是认为此事非常不妥。不过，这一百字的私信中，倒真的让人长了见识，韩寒莫名其妙地连用了“而且”、“如果”、“却”、“而”、“因为”、“所以”等六七个连词，不只是语句不通，更加之思维混乱，我看了这封私信后断言争论已经结束，并发了一条微博评论这封信说：“一个末流作家笔下也绝不会出现如此丑陋的文字，这完全是在糟蹋我们优美的汉语，一个智力正常的人绝不会有如此弱智的思维方式，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天才作家’，那简直是在丑化我们中国人。读完这封绝妙的尺牍后我更加坚信：争论已经结束，真相完全大白，要是再争论下去，于社会是浪费资源，于个人是浪费生命。”一个专业人士看了微博说：“戴老师，你别污辱了‘作家’这个名词。”我重读韩寒先生这封私信后，的确认为不应该说“一个末流作家”，应该说“一个小学生笔下也绝不会出现如此丑陋的文字”！说真的，如果不是看到易先生《我看方韩之争》的宏文，我觉得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

一个作家——尤其是像韩寒这样粉丝无数的作家，被人质疑代笔，被嘲讽没有写作能力，无疑是一个人的奇耻大辱！且不说“天才作家”韩寒，即使我们这些码字的教书匠，如果被人质疑“代笔”，肯定要与任何一个质疑者单挑。如果有人质疑我没有写作才能，质疑我的作品是别人代笔，即使像我这样五十多岁的人也会闻风而起，要求与质疑者独处一室，先用笔比一比看谁能写，再在电视上用嘴争一争看谁能聊。还用得着晒手稿，还用得着上法院，还用得着请老父，还用得着悬赏、赌咒、骂人？方舟子先生几次公开邀请韩寒先生在电视上辩论，可惜韩寒一直没有敢接下这份战书。当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躲在闺中玩神秘；当需要用才华证明自己的时候，他偏偏表现得那样“谦虚”。

于是，韩寒先生跑到了上海法院递起诉状。

于是，易中天先生说这样才像一条“汉子”！

于是，我们这才知道，易中天先生真会说“笑话”！

[ 本帖最后由 运开 于 2012-3-7 22:50 编辑 ]

三、鬼话

“我们要有怎样的言论自由？”这一节的开关易先生又非常专业地告诉我们说：“首先必须确定，言论自由是法律概念和人权概念。”也许是要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权概念”吧，易先生描绘出的言论自由，让人看了十分开心：“无论一个人的言论多么错误，多么离谱，都不得因此而被剥夺人权，判处徒刑。”“无论……都……”这样的关联复句，它表示在任何情况下结果都完全一样，因而它属于一种全称肯定判断。也就是说，“无论”你的言论是“多么错误”，哪怕你是在颠倒黑白，“无论”你的话错得“多么离谱”，哪怕你涉及污蔑，你都不会“被判徒刑”，你都不必承担刑事责任。这样的言论自由估计在玉皇大帝那儿才会拥有。除了在中国这个被易中天先生宣布为“法制社会”的国家以外，全世界还有很多国家中的很多人在因言获罪。接着，易先生又好心地提醒人们：“其次，自由即责任。任何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言论权也一样。”可是，易先生刚才不是说“无论一个人的言论，多么错误，多么离谱，都不得因此而被剥夺人权，判处徒刑”吗？怎么转脸就要我们承担言论的责任呢？易先生不仅会品三国，在法律上同样非常专业，他说言论要承担的是“民事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是此责任而非彼责任。

这节的后面易先生再没有工夫给我们讲言论自由的权利了，他将全部篇幅用来告诉我们言论必须承担哪些责任。到底要承担哪些言论责任呢？易先生说“责任也有种种”：“一个外交官出言不慎，引起国际纠纷，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要负政治责任；一个教授在课堂上当面骂学生，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要负道德责任。前者可免职，后者可开除，但都不能判刑。至于普通民众，骂爹骂娘，百无禁忌。但被认为素质低下，也得认了。这叫‘负审美责任’。”至于像方舟子这样的“科学工作者”，一旦说错了话还要“负科学责任”。“负政治责任”、“负道德责任”、“负审美责任”、“负科学责任”……我的天，看了易先生开列的这一大堆“责任”，我真想到医院去请求医生赶快把我的嘴缝起来，我宁可放弃言论自由也不愿背这么一大堆责任。尤其是“负审美责任”太可怕了，像我这样口无遮拦的人，真是一开口便佛头着粪，我每时每刻都要“负审美责任”。看了文章中数到的一堆责任，易先生这样的“言论自由”，送给任何人都没有人敢要，您老还是留着自己慢慢享用吧。

易先生谈论言论自由的这一部分，叫人看得心惊肉跳，幸好方舟子不是被吓大的，要是一个胆小鬼看了这篇言论自由的高论以后，一定要向易先生跪地求饶。这一节给人的感觉不是在谈言论自由，而是在虚张声势地威胁三岁小孩，所以文章第三部分全是吓人的鬼话。

在这篇宏文中，易先生不断自己打自己嘴巴，刚刚说过三不问原则——“不问动机，不问资格，不问对象”，转脸就审问质疑者方舟子是否有善意；刚刚开出了言论自由无边的空间，转脸就要说话的人负一大堆责任，甚至还包括“负审美责任”。

方韩之争这一二个月来，我读到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妙文，易先生《我看方韩之争》也许是最让人反胃的一篇，通篇不是废话，便是笑话，再不就是鬼话。逻辑之混乱，语言之乏味，让人不堪卒读。易先生这位有大名于天下的名人，如此之烂的文章竟然还敢拿出来面世；易先生这样一位能言善辩的长者，竟然把自己的荣誉捆绑在一个被质疑的天才作家身上，我为先生感到惋惜和痛心。

先生还是到网上去看看别人的评论吧，一个叫@东特阿斯克米 的网友说:“易中天是一个走台式的文人，也即他自己博客痛骂的那种文人，各种媒体，例如央视，南方报系为之鼓噪。近年来他说的那些话几乎都是不关痛痒，不偏不倚，讨好圈中人士，更讨好大众舆论，毫无价值可言。虽然动辄是采用易氏分析法，来个一二三四逐一的分析推理，实则是逻辑混乱，发财梦中呓语而已！”如果说@东特阿斯克米 可能是童言无忌，北京幸福大街乐队主唱、作家@吴虹飞的这则微博话可是说得有点重：“一个小采访网友：章诒和老师，你为什么说易中天出文集是末世乱象呢？这么多自由知识分子都去捧场，贺卫方也去了，还是主持？章诒和：我说过闲学大师，说过文化超男，从未提及易先生。卫方去做主持，那是他的事。”网上还有更难听的传言：“看到路先生的文章以后，才明白，不怕神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看了易先生的文章以后，才懂得，不怕虎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朋友。”

我们大家都愿意保持对百家讲坛上易中天的良好印象，“易先生，请爱惜自己的羽毛！”

2012、2、21于台湾

[ 本帖最后由 运开 于 2012-3-7 22:50 编辑 ]

以下评论来自网页：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 ... &extra=page%3D1

易中天以“品三国”耍贫嘴的方法品论方韩之争，暴露了其在知识和立场、观点上的困惑。

一． 作者与署名权。

易中天搞不清这两者的关系。其说“如果作家在世，又不存在署名权纠纷，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这种质疑，就涉嫌对作家人格的羞辱和诽谤。"-众所周知，方韩之争焦点是要寻找有无代笔的真相，没有人去争夺署名韩寒这些作品的署名权。作者是对写作的人的一种称谓，而署名权则是著作权中的一项权利。分清两者区别，就可得知：-1.质疑作品是否署名人所写,如同质问产品生产人一样,是很正常的读者和市场消费权利和行为,不必等作家或厂家消亡后才能过问。2.作品署名权是私权，但作品问世后其品质，包括有无剽窃、有无假冒（代笔）不是私权利，因为它已越出私权边界，抵达读者、消费者的知情权。

二． 证据和过硬证据。

在上文引用的易中天的话中，易中天为质疑设立了一个“过硬”的证据标准，其没有说“过硬”的内涵，即标准可以掌握在易自己手中，即我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我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其实证据按来源分，可分为直接和间接，都是证据。从内容看，自然规律、定理以及众所周知的事实（常识）也都可以成为说理的证据。如果按易中天的说法唯有直接证据（如理解为过硬的证据）才能质疑，这比办刑事案件证据要求还要高。

三、质疑和诽谤

易中天区分的标准是有否过硬的证据，而法定区分标准是有无事实依据。无中生有诬陷他人是诽谤，而基于韩寒自称不知儒家、不读《红楼梦》而在其作品中又熟练应用这些书籍这些事实而提出质疑，这是读者言论自由权利范畴。易将自立标准的所谓过硬证据随意评判孰是质疑、孰是诽谤，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四． 自由和责任

易中天说：“负责的概念源于自由，自由的依据在于意志。也就是说，一个有着公民权利的自由人，他的意志是属于自己的。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选择杀人放火。但同时，正因为他的意志是自由的，因此，他必须为自己的所有选择埋单，而且必须自己来负。故，自由即责任。”   自由是随心所欲，包括选择杀人放火，这是易中天对自由的宣示。作为人的首项权利的自由，尽被如此糟蹋。这里给易中天启蒙一下。自由是不被强制、是被限制于不允许侵犯他人的自然发展，即孟德斯鸠说的，“自由仅仅是一个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由于易将自由比作杀人放火的任意发挥，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找了个责任来弥补，即自由的对价是责任，得出自由即责任的结论。

我们说自由是首要人权，是权利。康德说：“权利的概念就是把责任加于其他人的一种根据”。而责任有两个含义，一是职责份内应做的事，另一是义务的担当。由此看，权利是权利，责任是责任，是相对应的，而不是易中天所说的是一体。

易中天的混淆还在于不懂责任和后果的区分。凡事有因有果，不能说果就是责任。责任是义务范畴。举个简单例子：人吃饭是生存权利，而拉屎是吃饭的后果，不能说拉屎是责任，从生存角度拉屎也是权利。而按易中天上述逻辑，这命题就成了吃饭即拉屎。

五． 警示与负责

易中天说：“同是判处徒刑，专制国家是为了“警示”（杀一儆百），民主国家是为了“尊重”（自己负责）。”

不知易是否熟知法学和哲学，法的作用是保护权利、惩治侵权，正因为有此效力，就会引导人们能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做了不该做的有不利后果。这客观上起了引导、警示的作用。易将法律对犯罪的惩罚说成犯罪人自省的负责。在此，易中天将法的社会功能与个人自省对立起来，并以此作为国家文明的尺度，不知将严肃的命题扯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量刑的尺度只根据自省负责来决定，而不是依法而定的。（负责是个体私行为）判刑成了私行为的内省，这玩笑就开大了。

你说这是易中天瞎品，其实他有用意。文中说，“你不是‘自由地’选择了杀人放火吗？那好，请你把‘牢底坐穿’。因为这也是你自己选择的，是你在选择杀人放火时就清楚的。”根据这个道理，就是说不能用这种“警示”的方法质疑韩寒，韩寒若有代笔要由他自省，由韩寒自己把“丧失道德的牢底坐穿”。别人不容置喙。混乱逻辑推导出这样混账话。

六、鸡与猴子

易文通篇以鸡和猴子喻杀一儆百之恶，说”统治者和卫道士，要用其一人之“过失”，换取百姓之悚惧；一人之“功德”，换取万众之一心。这他妈的才真是“罪该万死”！落脚点在韩寒身上，说：“你既然做不了‘听话的猴子’那就只能去做‘该死的鸡’。而且，由于你曾经是猴子，还必须比鸡死得惨。这样看，韩寒有点冤，因为并没有人说‘学习韩寒好榜样’。说韩寒并未有人封为节妇，又非淫妇，只是因为做不了‘听话的猴子’那就只能去做‘该死的鸡’。

事实上，在方韩之争中，统治者们有说过一句话吗？方舟子们有杀一儆百的专制权力吗？要真相是这场争议的主题，有谁动用权力大棒打压韩寒。这些，易中天是清晰的，在明知的情况下易中天玩起了电子游戏，自行给对方配上武器（挥舞杀一儆百的大棒），然后自己又用上正义、道德的法器，杀戮对方，你这样“自编自导、自说自话的自恋”有何意义。

七、动机和目的

易中天是反对追问质疑动机的，而本“杀一儆百”论的大作却祭起“问动机”的大旗，即认为质疑韩寒出于“杀一儆百”的动机。一个嘴上反对“问动机”的人，却评判起网民质疑韩寒的动机。好一个健忘历齿的文人。

易说，“问动机，是戕害了我们民族多年的恶俗 ”，那你为何自己也习起这一恶俗来质问质疑韩寒的动机？

参与方韩之争的网民可能有不同动机，这无从验证。但目的很清楚---要真相。这是公民也是读者的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请易中天不要挥舞专制、诽谤的大棒企图吓倒人们。平民无专制的桂冠，质疑也不是诽谤。澳大利亚Windeyer法官在Uren v John Fairfax and Sons Pty Ltd. （1966）案中说得很精彩：“法律不保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名誉，它只保护这个人值得拥有的名誉。”如果一个人名不副实，但却利用其盛名骗取了金钱、地位或他人的信任，对此人名誉的破坏就是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因此，真实性与公共利益是多数国家的名誉保护法都认可的辩护理由。说出真相不构成诽谤，这一原则早在12世纪就在普通法中得以确立。

[ 本帖最后由 运开 于 2012-3-8 09:43 编辑 ]

我有兴趣的是，把韩寒和方舟子的长相对换一下，结局是否相同？

韩寒指控方舟子的东西有人代笔？

第一：韩寒不会那么做，方舟子是炒科学课题的吧？那些东西没有群众基础，韩汉会去采这些东西吗？
第二：就算韩汉头脑歪了，真的去指控了，我看结局也不一样。至少不会引起易中天的注意，网上没人评论，可能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件事。

方舟子的东西，讲科学，难以切入言论自由的课题，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人不多。

我对方舟子与韩寒都毫无兴趣，不过“道德祭坛”这个词很有意思。

最近饶欣龙不就是被送上“道德祭坛”蒸发了吗。

我说的是长相问题。

韩寒若长得像易中天，或可以想象权怡凤和史亚平长得像陈菊，结局会不一样。

“方舟子的东西，讲科学，难以切入言论自由的课题，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人不多。”一一一运开

若以本地咖啡店的顾客交谈的内容水平来言，当然“有兴趣的人不多”，甚至无。

人家是认为这场方韩之战的“代笔门”不比春晚逊色呀。

对不起，没仔细读您的帖子就回应，该骂。

这＂代笔门＂的确不比春晚逊色。

[ 本帖最后由 运开 于 2012-3-8 15:38 编辑 ]

我看饶先生不是被送上道德祭坛，而是自我蒸发的。

他不自我蒸发，难道等别人决定添油加醋清蒸红烧？

易中天原来是只问结果不论动机的支持者。

以下文章来自网页：http://ndnews.imu.edu.cn/tly/201002/Article_20100201221015.html

有一句话，看来还得反复讲，这就是“不问动机”。

有此感觉，是读了刘仰先生批评拙著《费城风云》的文章。我这本书，副标题是《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感谢刘仰先生能够耐心地读了。遗憾的是，读得马虎了一点，批评就难免硬伤。比如，他说我在费城制宪会议会址“看到了日出的油画”，可惜“这幅日出油画是后人加上去的”。由此他得出结论，富兰克林站在画前充满哲理的话，也是子虚乌有，属于“描写革命成功后的习惯性标准写作”。这就完全搞错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刘仰先生，富兰克林的话是真的，日出图也是真的。只不过，不是油画，也没挂在墙上。是什么呢？是浮雕，刻在主席坐的那把椅子的椅背上，而且也不是“后人加上去的”。所以，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徒增粉饰美化的虚假”。

好在这是枝节问题，无关宏旨。成问题的是他对制宪动机的追问。刘仰先生说，当初制定美国宪法的人，为什么要对政府的权力“严防死守”？就因为那些制宪代表，大多是有身份、有地位、有巨额财产的社会精英。他们对权力防范的潜意识，是防止权力侵犯他们的个人财产，这才“防官如防贼”。对此，刘仰先生还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比方──只不过大资本怕大管家偷钱而已。
这个判断，我个人认为基本准确。这个比喻，就更是妙不可言，精彩之极，让人忍不住拍案叫好。正是如此，正是如此啊！我甚至还可以补充一句：就连他们制定宪法、建立合众国政府的动机，也不崇高。是什么呢？是独立战争时他们借出去的“国债”，收不回来。没有一个“合众国政府”，谁来还钱呢？这就要有联邦政府。要有联邦政府，又先要有联邦宪法。这才不得不坐下来开会，讨价还价。如此而已。

然而，恰恰正是这并不崇高的动机，却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美国，也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像共和国的共和国”。请问，这又怎么说？还有，制宪代表“防官如防贼”的动机，固然不过“大资本怕大管家偷钱”。但其结果，却是这位“大管家”甭管想偷谁的钱，都不容易。大资本的钱保住了，小资本、老百姓的也保住了，不好吗？

可见，动机不纯，未必结果不好。

当然，这里面不是没有问题。比方说，小资本、老百姓的钱，也只是保住了不被“大管家”偷。能不能保住不被“大资本”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美国的开发商，是不敢也不会逼得拆迁户自焚的。这就至少保证了“不最坏”。至于“最好”，全世界没有。
反过来看咱们。比如焚书坑儒，李斯当年怎么跟秦始皇说的？李斯说，先前的天下，之所以战乱不止，就因为有民间思想（私学）。民间七嘴八舌，则天下四分五裂。因此，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天下的安定团结，必须消灭民间思想，把人心都统一到官方思想上来。这动机，比美国的制宪代表“崇高”吧？结果怎么样呢？不说大家都知道。

再比如，文化大革命，动机怎么样？理想又如何？芙蓉国里尽朝晖，六亿神州尽舜尧，好极了！结果呢？也不用说了吧？

其实，就连希特勒、本·拉登、波尔布特，动机如何，都很难说。你去问他们，肯定满嘴“崇高圣洁”，反正不会是“大资本怕大管家偷钱”。所以，不要问动机。你不要问他为什么，你只要问他干什么，也只要看他干得对不对。硬要问动机，许多事情都经不住问。比如刘仰先生参与写作的某书，不就是某个书商忽悠出来的吗？那位书商，我可是太了解他了。如果我们也来如此这般地妄测一下动机，刘仰先生会做何感想呢？还有，刘仰先生写这博文，当然是为了讨论问题，但如果被说成趁机炒作，又会做何感想呢？

实际上，动机与结果，有四种关系，四种可能：动机结果都好，这个大家都喜欢；动机结果都不好，这个大家都反对；动机好结果不好，只能表示遗憾；动机不好结果不坏，这个可以接受。选择取舍之间，更重要的，岂非结果？

所以，真正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不纯的动机，有时会有不坏的结果；看起来或者实际上“崇高”的动机，却可能弄出最坏的结果来。这里面的玄机，究竟在哪里呢？

这就只能“从长计议”了。

附记：去年年底，我接受《精品阅读》主编老愚的采访，简单谈了谈“道德沙尘暴与国民性问题”（见该刊2010年1 月1 日第一期，也见新浪博客）。1月15日，该刊第二期又刊出刘仰先生的批评和我的简单回应。我表示，刘仰先生提出的是“真问题”，但不妨“从长计议”。1月16日，刘仰先生贴出博文，问我“真问题有没有真答案”。如果有，能不能快一点。刘仰先生忧国忧民，其心可嘉。但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治本还得先把脉，可不就得“从长计议”？不过，我倒是愿意先回应他对《费城风云》的批评，以为后续之前导。为什么？因为牵涉到思想方法问题。方法和程序如无共识，则无异于鸡同鸭讲。后面的讨论，也就没有意义。故有此文。

刊载于2010年2月1 日《精品阅读》第三期（北方新闻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