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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走访中国回来。北京奥林匹克运动场和上海博览会，反映自1970年代后期，重返全球系统以来，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规模。
印度在国际系统扮演的角色毫不逊色。为了即将来临的德里共和联邦运动会，印度首都正在准备兴建一个最先进的机场，它见证了印度扮演的这个角色。
印度和中国是两个标签的国家，特别是它们又互相竞争，不是没有理由的。
但我的走访中国不一定要与这些现代的奇迹挂钩。我去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主办的一个拉宾德拉纳•泰戈尔的会议，他是印度的诗人，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这是一系列的会议的第三次。第一次是去年由哈佛大学主办的《南亚倡议》，第二次是今年由东南亚研究学院主办的《那烂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最后一次明年将由印度国际大学主办。泰戈尔於一九二一年在西孟加拉的圣地尼克坦创立这所大学。他将诺贝尔奨金与书的版权捐给它。
这四个阶段的庆祝於明年达到高潮将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二零一一年刚好是这位伟大诗人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在北京的会议称为《了解泰戈尔–新的观点与研究》，印度和中国的讲员，回顾这一个人物把两国关系拉近。他们回顾泰戈尔在一九二七年造访中国，其中一位学者将之誉为两个伟大的亚洲国家，二千年来（除了明朝末年被中断之外）最重大的一件事。
泰戈尔的造访标志了两个文明之间恢复文化交流–这是多大的一次文化交流的恢复啊。泰戈尔一踏上上海就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在他的五十八天的行程，他拜访了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源和汉口。他的演讲较后结集成书，书名叫《在中国演讲》。
“他每到之处，受到帝王般的待遇，尊他为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健教授告诉与会的人士。“有一段时间，他成为中国的第一号新闻人物。”
作为一个亚洲主义者，他也喜欢日本，但他却毫无含糊地谴责一九三零年代日本在中国的军国主义。他有礼貌但坚定地反对他的日本友人，诗人野口米次郎，试图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 – 为了在亚洲建立新的秩序，这是必要的。
泰戈尔回答：“你的亚洲概念是建立在堆积成塔的死人头颅骨上。”无论如何，“中国是不可战胜的。”
泰戈尔走访中国的一个结果是，他告诉他的一些朋友，他打算成立一个中国语言和文化学院–在他创立的国际大学之内。学者谭云山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教授中文，在泰戈尔於一九二七年拜访新加坡期间和他见面，并表达有意到该学院执教。泰戈尔同意。谭教授在一九二八年九月，於泰戈尔加尔格达寓所会见他，然后就直接到国际大学任教。
当中国语言和文化学院於一九三七年正式成立，谭教授成为它的第一任院长。蒋介石和周恩来赠送很多书给学院，将它转成在印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一个重要的图书馆。一座中国 – 印度友谊的 “万世的桥梁”於是建立起来了，根据中国的一个讲员所说。
现在是由谭中教授，谭云山教授的儿子，在今日的背景下，重新把泰戈尔定位。
他呼吁中国和印度不要为了争霸而牺牲了互相的了解。如果这样，它们就会走上过去西方帝国主义和现在的美国的“断轨”。
那就太过份了：如果任何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只可存在於他们的国家之间，这种从事竞争甚或对抗的权力框架上。
但会议达致一个重点，就是往后看向前瞻。正如过去亚洲主义者泰戈尔能为亚洲发言，现在的亚洲人，作为伟大文明的继承者，也一样能做得到。
中国和印度对亚洲的未来特别重要。如果它们合作，亚洲世纪还可能实现；如果它们偏离，亚洲世纪可能被拖延；如果它们走向冲突，它们会颠覆这样的一个世纪的所有希望。
泰戈尔爱人类是普世性的，但它保留了一个特殊的空间给受过苦难的人们。
中国和印度是受过苦难的两大堡垒，而它们也都认识这点。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如果这两个新兴的亚洲巨人，今天只认识到彼此的分歧。
正是由於这个理由，两国有必要在泰戈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重新审视泰戈尔所要传达的讯息。
译自K. KESAVAPANY的《Remembering Tagore’s China》（The Straits’ Times， 1 September 2010）
苏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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