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的流浪
2008年1月11日凌晨1时40分，飞机的双翼托起了一个小流浪者——我的儿子嘉言——一个人只身出发，飞往英国。
二十岁的年龄，开始的却已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流浪。而之于我流浪的脚步之后，他是第二代流浪者。
流浪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适应的过程，而适应的过程其实有时是很“不适应”的。
十年前，1998年1月2日，在他十岁，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把他从中国带到新加坡。
流浪的小脚一踏上这块全然陌生的土地，这个小流浪者就开始了他从“不适”到必须“适”的过程，开始了他心智的磨炼。
出国前，带他与中国的小学同学告别时，欢送会上，班长苗大林（现在已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主持欢送会，刚说几句话，眼泪便对对双双的从那皓月一般的小脸上滚落下来，全班74个小朋友马上受到感染，一个个哭得东倒西歪的。这时，一个小女生走到我面前，抽噎不止的说：“阿姨，请你给我和嘉言照张相好吗？你还记得吗？我就是总打嘉言的那个同桌。”——我流泪了，班主任皮老师也流泪了：打架，也成为了孩子们童年美好的记忆，成了告别时最珍贵的回想。
至今间或翻阅那些浸着泪水的照片时，我和嘉言会一下子变得默默无言，心头发潮。
突然，就把他从这样一个热乎乎的友情圈丢入进另一个圈子。
这个圈子非常的陌生。而陌生有时是非常压迫人心的。
校舍是陌生的，老师是陌生的，同学是陌生的，语言也基本是陌生的。面对这种陌生，成人有时也会张惶失措，何况幼小的孩子，孩子们。开始，他变得很沉默，蔫蔫的；后来，他对着墙默默的流眼泪；再后来，他小声说出：“我要回中国”，连说了两遍：“我要回中国”。我想，凭直觉他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他那颗小小的心已被陌生感挤压得有些透不过气来，才小声宣泄一下。果然，他并没有向我索求答案，第二天早上又自觉地背上书包上学去了。那一段日子，我自己也经历着克服“陌生”、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心理压迫，或许多多少少也能体会他那幼小的心灵经历着怎样一种隐忍，但我想，做为成人，我还是无法全然理解他年幼的悲情，这种感受也许有一天只有他自己才能真切地传达。我只知道，那一段，他只要一和我讲学校的事，声音便颤颤的，仿佛那颗小小的心也在颤抖，不转移话题就会有泪要流出来的感觉。
陌生的心理还未完全克服，“欺生”的事件便开始时不时地发生。新加坡有些孩子会时不时试一试这个中国小男孩的耐性。有时他们会用他听得半懂不懂的英语骂他几句，有时会向他竖起中指，有时会故意用肩膀撞撞他——这是孩子们的世界，“欺生”是很正常的一种天性，也说不上有多大恶意，只是孩子们
对新加入的成员感到一种好奇而已。但这种好奇有时却让这小流浪者敏感的心大受伤害。记得刚来那一年年末时，他因为进步比较快，在全班考第一名，被班主任推选为模范生。这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可是他学给我时，声音却有些酸楚，隐约着一种泪色。我马上问，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他眼泪再也忍不住地大把流下来，告诉我，老师让他做模范生，惹得3个同学很不爽，其中一个站在桌子上问：“你们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吗？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打嘉言一顿！”我听了这句话，一时激愤，说：“那你就对他说，打呀，看谁的拳头硬！”嘉言抽泣着说：“你拿个工作准证，我一打，再把你打回中国怎么办？”听了他的话，我一下子泪流满面，他那小小的心不但承担了自己的忧伤，竟还坚韧地承载了成人的磨难，令我心痛得发抖。我大声对他说：“宁可回中国，我也不能让你受委屈。”他挂着泪痕的脸竟变得平静下来，反过来安慰我说：“你不用担心，我自己会慢慢处理好。”过一段时间后，他回来告诉我，他们成了朋友。问他怎么解决的，他说用“摆擂台”的方式：他挑战那位小男生，请一些同学作证，观看两人“比武”。“比武”规则是：那个小男孩先打嘉言三拳，如果把嘉言打倒了，嘉言从此“听命”于他；然后，嘉言踢他三脚，如果把他踢倒了，从此不许再“称霸”全班。结果。嘉言干得很漂亮。自然会漂亮。从小看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的他，最着迷的就是陈真那漂亮的连环脚，第一脚踢上去，对方还没反映过来，第二脚就迅猛地飞过去了，当年拿我“练招”时，我有时也险些被他扫倒。和他同龄的新加坡小男孩哪会是他的对手。不过，那新加坡小男孩输的非常坦荡，也非常漂亮，马上和嘉言握手言和，成为同党——有时孩子的世界多么可爱！“擂台”结束后不久，嘉言在踢足球，那小男孩也很想玩，又不敢上场，嘉言招招手，让他上场，他一边走去，一边怯生生地说：“嘉言哪，我们不可以踢人奥？”——当嘉言用新加坡孩子特有的声调学给我这句话时，我们一起哈哈大笑，笑出来的，其实更是觉得他自己战胜了“陌生”，战胜了“欺生”，关键是战胜了在流浪中自己的脆弱心理。
后来，服兵役到了新加坡部队里，他的这种心理上的镇定显得更加令人欣慰。在他的排里，只有他一个中国籍士兵，排长是印度族青年。嘉言做东西本来就有些笨手笨脚的，年轻的排长也多少带一点“欺生”心理，所以每每在集合做总结时，常常会狠巴巴地“骂”嘉言，骂完之后，加以“惩罚”，所谓“惩罚”，通常就是节假日不让回家，做值班——这是全体战士们最不愿听到的“军令”，他们生活中最期待的莫过于周末或节假日回家了。所以，往往有些士兵一听到这样“最不爽”的命令后，马上会显得一脸的沮丧，闷声闷气地回答一声“是”后，满脸不快地坐下。而嘉言跟我说，每当听到这道命令，他都会双脚一拼，面带笑容，用响亮的声音回答“yes Sir!”他说，这是跟《阿甘正传》中的阿甘学的，要快乐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要对命运之神快乐地说：“yes Sir”。排长有些迷惑了，目光尖锐地盯过一眼，他不明白这个中国籍士兵面对他的惩罚怎么还会有这种好心情。于是，加码！在一次做总结，排长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加重语气，加重措辞，一直“骂”，一直“骂”，极尽挖苦，嘉言先是静静地看着排长声色俱厉的样子，后来默默把戴着钢盔的头深深埋下去，接着双肩激烈地抖动起来，——排长笑了，得意地说：“我今天终于把嘉言给骂哭了！”边说边走向嘉言，蹲下身躯，把脸低向和嘉言的脸平行的角度，从下往上看嘉言的脸，想看看嘉言哭的样子，结果，他大吃一惊，一时僵在那里动也不能动了，因为他看到，头深深埋在胸前的嘉言肩膀一抖一抖正笑得不可收拾，拼命在忍，他这一看，嘉言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出声来，全排人也都大笑起来。排长自己也笑了。向全排同袍说：“从此，嘉言再犯什么错，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心态实在是太好了。”
宽解化解了对立。
轻松化解了沉重。
笑声化解了火气。
余秋雨曾说：嫣然一笑，天涯也便成了故乡。
嘉言心说：“我在小五的时候就已经完成心灵的历练了。”
然而，最让嘉言和排长都没料到的是，无论如何都没被排长骂哭的嘉言最后还是被排长弄出眼泪来。那是要离开德光岛训练营地的一次长途急行军中。这次急行军要走四十公里，走不到一半，缺少锻炼的他脚掌就全磨起血泡来，血泡破了，每走一步都疼痛钻心，他只好掂着脚用脚跟走，结果落在部队最后边。惶惑无助可想而知。就在这时，一个高瘦的身影迎面跑回来——那是他的年轻的排长——排长从排前迎回到排尾，怜惜地将嘉言的枪取下来背到自己肩上，又把嘉言几斤重的钢盔摘下来，默默戴到自己原本就顶着几斤重钢盔的头上，然后，一小步一小步地陪嘉言走向显得十分遥远的终点。不久，急救车赶上来，就跟在两人的后边，并一再劝嘉言上车，嘉言感受着身边排长那沉重的呼吸，向身后摆了摆手，坚决拒绝了上车。就这样，排长陪着他，一点点向前挪动。
终于，终点在两人面前出现。
全排战友列队在路两边，看到他们的身影，欢呼雀跃，蜂拥着整帮跑过来，把排长和他抬起来，举得高高的。嘉言说，那时，他终于为这个一直想看到他泪水的排长毫无节制地流下了大把的眼泪……
他说，这个排长让他终生难忘，教会他很多东西。
就这样，嘉言流浪的第一个十年，就像这次行军一样，一路走，一路长大。适应“陌生”，适应“欺生”，适应“求生”，最后获得“新生”。
“新生”之后的他过早的结束了童年。喜乎，悲乎，难以说得清，成熟是好，可是神气飞扬的童年更好。为此，我曾歉疚地对他说：“我让你过早地失去了童年。”他却达观地说：“早一点成熟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是啊，有了这第一次流浪的铺垫，他才有足够的勇气第二次背起行囊，而且，这次是单独一个人，一个人浪迹远方。
昨晚，看着他从容镇定地步出海关，我把足够的信任给了这个第二代的流浪者——相信，他不回走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