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张爱玲电影剧作文本解读：边缘的现代性 》后记
1996年12月26日，我旅居新加坡。初始的想法，只是觉得作为一个大学中文系教外国文学的老师，应该有一点儿“外国”的经历，这样再给学生们讲课时，就有了一种“现身”的“说法儿”。没想到，这一走竟没回头了。如今整整十年，虽偶有回望，却终于没有往“回”走。
2002年，到新第六年，生存似乎安顿了，但一天比一天觉得，好像没把“心”安顿好，时时生出“不安”的感觉。六年来，忙于生存的打拼，忙于异域的立足，忙于艰苦的创业，似乎离学界越来越远了——于是去报考新加坡国立大学——从小及至年长，每每遇伤遇痛，只要读起书来或可缓解。
很感谢没有让我荒废了学业及至人生的恩师——王润华教授。
没有他，我想我很难在荒废了那么久之后还能回归学界。去报考国大时，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心下一片忐忑。其时，王润华教授正担任国大中文系主任，之前并不认识的他，以专业的学术目光及感觉审视了我以往的学术论著后，给予相当的鼓励与认肯，进而增强了我报考的信心。之后，经过校方层层考核后，我终被录取了。于此，我在国外开始了原来并不在出国计划中的“留学生涯”，就此，也开始了学术研究的回归——至此，张惶的心也才有了一点点踏实感。不巧的是，我入校不久，王润华教授就走了，到台湾元智大学从教去了。王润华教授在我人生的转折口处，无意中成为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这也许是连他自己也并不知晓的。所以借本书出版之机，向他致以深深的谢意！值得慰藉的是，后来，我在华中师大读博士时，导师王泽龙教授与我一起选择研究课题，正选定了研究这位生于马来西亚、就读于台湾大学、负籍美国、执教于新加坡，羁旅一生而从“发现南洋”的异质性出发走向国际文化合声的新华文坛最杰出的代表，从而有幸得到这位国际知名作家亲自点化庸愚，更蒙为本书赐序，这是后话。
报考时，要谢谢我终生的老师——朱焕文教授。
朱焕文教授做我的老师是二十八年前的事了。现在，他已鹤发古稀，然而，穿过28年的时空，回看近三十年浮云掩映的岁月，感到记忆仍是那样鲜亮亮的年轻。
那年，我19岁。
考上师范学校。他教我们外国文学课程。我几乎无法形容他在我面前打开怎样一座富丽的文学圣殿：古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那半人半神伟丽而生动的生命，俄而甫斯坐在船头那忧郁哀婉的爱的琴声；莎士比亚那旷世经典般的一出出戏剧；巴尔扎克那支令他成为文坛“拿破仑”的生花妙笔；雨果那“残酷而可怕的天才”所统治着的文坛法兰西……等等等等，他如数家珍般地将我们领入世界各国文学的朝圣之旅，多少个年轻心灵由此不再苍白。
世界上最动人的征服，是知识的征服。
这种征服，后来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这所中国名牌校府，听王智量老师、熊玉鹏老师、王圣思老师、许子东等老师的课时，也曾体会过，但是，朱焕文老师却是为我师者中最初的“拿破伦”——因为他讲课的风采，更因为他那份“人民有苦难，你岂能不哭泣”的人道主义的深远的同情。后来当我自己也做了大学老师时，系主任赵东航先生问我想教哪一学科，我连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首选外国文学！” 当我真的作为“外国文学”讲师站在讲台上给年轻学子们上课时，大家说，我的用语，我的表述方式，我眼神中的火焰，包括我的手势，像极了我的老师。但我知道，只是“像”而已，单是他那一口上海音说普通话的津津韵味，我就无论如何都学不来。
老师毕竟是老师。
老师永远是老师。
他做了我的老师后的第八年，我考入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世界文学助教进修班，靠了他给我的外国文学知识，靠了他授我的人道主义情怀，我交了一份挺漂亮的答卷。没想到的是，又过十五年，当我在异域的土地上要读书时，又是老师，在越洋电话里指导我拟定报考的研究课题，并指导我构建课题的纲要。其时，我已过了所谓“不惑之年” ……
遑论时间抑或学识，朱焕文教授都称得上我“终生的老师”。由于他，我对凡是为我师者，都永远心存一份属于学生的感激。这种感激是深扎在骨子里的了。
考入国大后，我之所以能于生存的忙迫与知识结构断层的双重压力中，虽一步三叹却坚实地度过了这段意义非常、可以够一生来回味的留学生活，实在是很幸运地遇到两位给了我许多教诲的导师——周建渝教授与林姵吟博士。这本专著原是在他们指导下做的硕士论文，其中倾注了他们许多的心血与宽容。
书中有一半的部分是周建渝教授指导的。他嘱我：在学术研究的态度上，要尽力克制感性，以严整、理性的态度服侍于学问；他嘱我：要抱着圆融的心态对待学术，克服本土观念，用包容的视角去审视学术中的不同论见。他这样教导我是因为，我在研究张爱玲的过程中，潜意识里总是带有“张爱玲属于中国”的情结，对海外学者的某些介评间或感觉不适，也便在论述的语气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对凡是这种有点“坚硬”的东西，周建渝教授总是严厉而又谨慈地挥笔删去，他嘱我：“学术研究千万不能带有这种狭窄的习气，要建立平和的学术形象。”他的这一教诲，令我在后来的著述中少了许多火焦气。而他留给我最生动的印象是，他在为我们讲授《三国演义》专书课程时，对《三国演义》中对应叙事结构的展开讲析，他以流丽、明快、透朗的语言去描述，去评介，用专业、精准的目光去剖析，去解读，让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觉到《三国演义》是那么地精彩，那么地无愧于经典。后来我考取华中师范大学博士时，正是运用了他所教导的“对应叙事结构”这一研究方法撰写入学考试论文的——他令我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从幼稚走向成熟。很遗憾，他指导我一年后便转去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在临走的前一天，他还埋头纸堆，逐字逐句地修改着我的论文，我则默默地坐在他的旁边，那情景是至今还记得的。
周建渝导师走后，林姵吟导师接手指导我。这位出生于台湾的留英博士，年纪轻轻却显示了她学术上相当的成熟和学养的深厚，她从容不迫地把她学惯中西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一点一点灌输给我，清明秩序地规定着我的研究架构，仔细地编排我的研究计划，指导着我不断拓展新的研究视角，甚至亲自为我查找、复印一些较难得到的前卫资料。在她的指导下，我按部就班，顺利地完成了研究课题。而且，她的人品一如她的学品，踏踏实实，自自然然，亲切友爱，宽解包容，具备着作为一位老师应该具备的同情的心怀。她让我从她身上不仅仅学到了知识，更看到为人师者的襟怀。如果说周建渝导师在“文格”上教会我“圆融”，那么林姵吟导师则在“人格”上为我树立了“圆融”的境界。以致后来我在新加坡新跃大学作辅导讲师、指导我的学生作毕业论文时，也正是努力地像着她那样——包容而同情。在林姵吟导师身边接受她教导的阶段，是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书最愉快的一段日子。而刚好在我完成论文、拿到硕士学位时，她荣调英国剑桥大学执教。现在，藉着这部包涵了她心血的著述将要出版之际，我衷心祈愿我那年轻的导师在国际汉学界一展学识。
还有一位女性，也影响着我在异域的生活、事业与学业，便是符美珠女士。
我认识符美珠时，她是新加坡培青学校的校长。八年前，在她不大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干练、聪明而且美丽的她。她是我所遇到的相当出色的新加坡人之一。
她的人品出色
她的能力出色
她的气质出色
就连她的衣着也非常出色。
她是那种从里到外都透着品味的女人。对着她，你只觉得她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的女人。作为女人，我羡慕过她。
算算整整八年了！我的绿原语言中心和她的学校合作至今整整八年。八年里，她以开明的领导作风、智慧的文化目光，让我在她的学校举办华文课程及活动时，实现了很多教育设想、弘扬华族文化的举措：比如把课本词语编成诗歌，让校园里充满朗朗读诗声；比如较早就带新加坡学生到中国四川推展文化教育之旅、中华文化浸濡活动；比如在她的学校建立了全国第一间校园小记者站，在新加坡最早创建小学校园媒体组织；比如组建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支儿童花鼓队，号称“南洋腰鼓第一支”……八年来她像中流砥柱一样支撑在我的世界里，不管于事业还是于个人情感，不管是于现实还是于心灵，她都成为我最坚实的支撑力量；也不管东来的风或西来的雨，她都信任地给我解释的机会，给我一个人格告诉的机会，以至沟通达到了解与理解，帮我一起顶过这一路来在异域的风风雨雨。我在国大读书、撰写论文的两年，是她给我最切实支持的时候。她，成了我在异域里生命透气的一条甬道。八年，点点滴滴，足以考验出她做人的原则；八年，是是非非，足以证明她深实的品味。除了折服，我还有一份感念深埋于心，她总算让我见识到了优秀、出色的新加坡人。有时我想，为了她的这份支持与信任，我也要把路走好，把事做好，把人做好。
缘至于深的是，后来我们竟成了华中师大的校友，而且师从同一门下——都是王泽龙导师的研究生，更而且，我们研究的课题也颇为紧密：她研究散文家的王润华，我研究的则是诗人的王润华。
在命运的河道中，她和我一起走了这么远，这是缘，我惜缘。
要谢的还有我在本书中所引用的参考资料的作者们，谢谢您，
您的心血流在了我的著述中。
感谢为我安排印刷、校对等事宜的我的交往至深的挚友彭俊铭女士，她帮我处理了许多最麻烦的事。
谢谢所有我写在后记和未写在后记中的给过我许多关怀的人们。当我怀着一份感恩的心情数点着于这艰难时世中一颗颗友善的心灵时，觉着以往所吃的苦都值了。没有了这样一份份的搀扶，也许便没有这本书，或者连我的人生也不是这样一种写法了。
识于新加坡
2006年10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