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敏的个人空间

 19世纪80年代起，雅加达和新加坡曾是翻译改写中国古典  

和通俗小说的出版中心，尤其在印度尼西亚，翻译改写的数量之

大，发行传播的范围之广，令人惊叹。除了上述三部名著（《三

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笔者注），中国古典和通俗小说

比较著名和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几乎都被译介过来了，其中有中

国历史演义小说，如《列国志》、《东西汉演义》、《隋唐演义》等

；有人物传记，如《英烈传》、《薛仁贵征东全传》、《说岳全传》、

《朱洪武演义》、《三宝太监下西洋》等；有神怪小说，如《封神

演义》、《华光天王南游记》、《北游记》、《上洞八仙传》、《孙庞斗

智演义》等；有公案小说如《施公传》、《海公大红袍全传》、《海

瑞小红袍全传》、《彭公案》等；有武侠小说，如《三侠五义》、

《罗通扫北》、《五虎平西》、《五虎平南》、《火烧红莲寺》、《江湖

奇侠传》等；还有著名的民间故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

蛇传》、《孟姜女万里寻夫》、《王昭君和番》、《陈三五娘》、《木兰

从军》等。……法国学者克劳婷.苏尔梦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 

做过统计，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被翻译改写的

中国古典和通俗小说多达759种。[1]

 

中国文化就如此藉着地缘、族缘，在南洋蓬蓬勃勃形成声浪，成为历史深处的回响，成为后来“南洋”话语的先声。

有了这道“先声”，令后来的王润华回归故里有了足够的精神依托和寻奔路向。

然而，王润华耳濡的不光是中国的琵琶，他还目染了欧美的吉他。

 

二  西方文化：孽缘  祸缘

 

西方文化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进入南洋。

西方的原始资本积累经历了一个残酷的对外掠夺阶段。他们的锐炮坚船划开了东方的航道，战端烽火烧毁了国界，从15世纪到20世纪初，东方国家除日本外，都逐一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马来半岛、新加坡等南洋国家在19世纪初叶成为英殖民地。纽结着这样一种战祸孽缘，西方文化渗入了南洋文化之中。

西方的殖民入侵发轫于16世纪，而西方文化体系的浸濡一般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始现出来。

 

    19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更高阶段，世界资

本主义市场大体形成。这时，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者不得不放弃以

直接经济掠夺和贸易垄断为特点的旧殖民政策，改为采取向世界

资本主义开放的新殖民政策，把东南亚变成西方资本输出的场所，

这样，整个东南亚经济便从封建割据的自然经济体系逐步地被推

向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变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属

部分。在这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西方殖民统治者十分需要从原住

民中培养出一批能掌握现代化知识、能满足现代行政管理和市场

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于是他们开始兴办现代学校，发展西式教

育，从原住民中培养所需人才，东南亚的现代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产生的。[2]

 

这些现代知识分子自西方殖民入侵以来，大都是反殖民主义的志士，他们在一次次的反殖斗争失败中逐渐领悟到，以旧日的封建主义的长矛是无法穿透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更高阶段的科学民主的西方文化的盾牌，于是，历史把南洋变成了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文化疆场——现代知识分子们从西方文化所提倡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和人文主义思想中汲取了精神成长的营养，重新武装了自己，以刷新的目光观照南洋族群的命运与走向，并配合着对族群命运的探索与阐释，开辟了崭新的文化发展路向。——本来，殖民统治者是为进一步垒砌资本大厦而给自己培养一群洋奴，然而，他们的与封建文化相对触的先进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却恰恰唤醒了南洋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不但没有成为洋奴，反而成了殖民主义的掘墓人。这是始作俑者们没有预见到的。

而常常为革命运动、文化发展摇旗呐喊的文学，在南洋亦不例外，自然形成南洋争取民族独立、颠覆殖民霸权、构建南洋新文化文本的先声：形成以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主义为主旋律、以反映殖民时期的民族矛盾和民族独立后国内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南洋文学。现代南洋文学就根据战前与战后大体分为两个阶段：殖民地时期的现代文学和民族独立后的现代文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近代文学作品开始被南洋译介，也便开始启发、影响、颠覆和重构着南洋文学质素，其结果是：

 

    东南亚的现代文学彻底打破了旧文学的传统。在文学形式上，它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摒弃了旧文学一层不变的传统形式，改用西方文学的小说、新诗、戏剧等现代体裁，但仍保留着民族传统文学的精华。在作品内容上，它积极宣扬反封建的精神，以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为主题，着重表现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和对个性解放的向往。后来，随着意识的增强，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表现民族主义精神的作品成为主流。在创作方法上，它也向西方的文学流派学习，主要采取现代的比较正统的创作方法，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至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流派在这个阶段还鲜为人知，故尚无多大影响。在文学语言上，它不用传统的古典文学语言，改用比较通俗的现代大众化的语言，使文学更贴近社会的现实生活，更世俗化和普及化。[3]

以上这些文化积成为南洋的“第三代儿子”——王润华——的诗歌、诗学中的南洋声音铺就了历史链条的必要环节。

 

第一节  近处的凝眸：现当代南洋学人的目光

 

毫无疑问，南洋的“媾和型文化体系”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策略，拿来中国的，拿来西方的，甚至也拿来印度的，拿来阿拉伯伊斯兰的，但是，“拿来”，并不等于放弃，加入合声，并不等于自我“失语”，与“世界性”接轨，并不等于抹煞“民族性”。南洋各国文化、文学的发展在加入世界合声的历史时刻从没忘记对自己的“本土”声音的坚持，特别是取得民族独立后，更是秉着“东方文化为体西方文化为用”的发展方向探索着发出“本土”声音的甬道。这道声音不但努力摆脱殖民地宗主国的控制，而且也不再因地缘族缘的亲密关系而属于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而是渐渐从中国文学的发展轨道走开，随着本土色彩的被强调成为各国民族文学的一部分。

斑斓的热带色彩，绚丽的南洋芳香，带着它的萌芽和草创的生机终于出现在二十世纪初页。

 

    一  雨林流荡出的欲望：马华的不安

  

    首先流荡出欲望的，是从马华那一片雨林中。由于热切，由于焦虑，而显得有些不安。这种不安往往体现在一次次关于“本土”话语的文学论争中。

1927年，新马地区的《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发表了几位编辑朱法雨、张金燕、黄振等的文章，同声强调“将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去”——这是南洋“本土”声音的第一道有意识的呐喊——“首次在文坛上提出反映南洋本土文化意识的要求” ；[4]同时，张金燕发表短篇小说集《悲其遇》，更是有意识地用创作实践把南洋本土声音传递出来：小说详细地描述了南洋的风土人情、南洋族群的生活习惯，南洋居民的口语方言，南洋居地的风风雨雨等——是为我们聆听南洋声音的最初的窗口。对这一历史时刻发生的事，王润华曾以文学史家一样的目光洞察到：“1927年是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因为这一年，马来亚的朱法雨、张金燕、黄振等率先主张“将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去”。他高度评价了以张金燕的《悲其遇》为代表的“富有南洋色彩”的文艺创作，认为是新华文学发展史中的“极重要的一步”。[5]

1929年，《南洋商报》的副刊《文艺周刊》创刊，主编曾圣提在创刊号上，以“土产土制”做比“本土”创作语境，昭然以明愿：

   

这个刊物并无特别使命，它只不过在万里炎阳的热国里寻找一些土产土制的粮料。它虽不想找寻钻石与珠子，以饰云石之宫，但它却情愿招募它的同情者。同在高椰胶树下，以血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6]

1931年，马来滨城的一批戏剧工作者在《光华日报》的“戏剧”版上发表《南洋新兴戏剧运动的展开》一文，大声倡导“南洋新兴戏剧运动”，随后，他们以南洋当地的社会生活为题材，推出剧本《夫妇》、《女招待的悲哀》、《凄凄惨惨》等，在戏剧舞台这一广大的公共话语空间发出“南洋”之声。

1934年，爆发了“马来亚文艺”之争，这场论争是南洋“本土”话语发出划时代声音的一页——在《南洋商报》副刊《狮声》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废名（丘士珍）的文章《地方作家谈》，文章中明确提出推进“马来亚地方文艺”的主张，为本土声音的构建树立起又一道里程碑，其最大贡献是首次提出“马来亚文艺”这个名称，等于在整个国际文艺界第一次提出了“马来亚”这个地理概念，促使了本位概念的形成。这引起很多来自中国作家的反弹，争论持续两年之久。[7]

1936年，爆发了“马华文艺”的论争，论争由曾艾狄的《马来亚文艺界漫画》引起，文章中呼吁：“马来亚文艺应该有马来亚文艺的生命，马来亚文艺不只是搬尸的公式主义的理论。”[8]

1938年，爆发了“华侨救亡文学”论争。起因是《南洋商报》副刊上发表了署名小红的文章《关南洋的战时文学》，反对用“战时文学”来定义南洋抗战时期文学，建议改称“华侨救亡文学”，以区别于中国“抗战文学”，强调“南洋色彩”，但是遭到许多人批驳，认为模糊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目标。论争持续了两个多月，小红的本土声音淹没在抗战的声浪中。

同年，爆发了郁达夫的“几个问题”之争。当时，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来到新加坡，他具有前瞻性地在《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南洋文艺，应该是南洋文艺，不应该是上海文艺或香港文艺。南洋这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地方性，应该怎样使它发扬光大，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我以为生长在南洋的侨胞，受到南洋的教育而写作的东西，又是以南洋为背景，叙事的事件，确是像发生在南洋的作品，多少总有一点南洋的地方色彩的。”胸怀辽远的郁达夫也同样遭到反驳，理由同样是“统一抗战”比什么都重要，不宜强调“南洋”。论争竟持续了两个多月。而后，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抗战胜利后，那些批评小红、郁达夫的最积极者却成为南洋本土色彩的最有力的倡导者。

1947年底，爆发了“马华文艺独特性”之争。起因是一些本土出生的青年作家提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口号，言辞带着青年人的激情与激烈，结果引起认同中国派的不满，双方展开论战。这次论战有了明确的结果：

 

    新马华文文学不应是中国文学的支流和附庸，而应是真正的新马华文文学；不应以中国社会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而应反映当时当地的生活；不应亦步亦趋于中国文学，而应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9]

 

至此，经过一次次论争，经过一点点觉醒，新马华文学终于从

中国文学的胎床上起身，改辙易帜，开始构建本土化独立发展的文本，在承接传统中华文化，面对异质文化中，开始建立起独特的文化语境、人生经验、观察视角以及思维方式。

王润华差不多就在这个年代出生了，就出生在先代们高喊着书写“本土”的声浪里——也许，书写“本土”就如此成了这位著名诗人天时地利的宿命。

 

    二  鱼尾狮困惑的目光：新华的悲情

     

1965年8月，新加坡从马来亚中分离出来，成创了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来之不易的独立自然唤起了人民爱国的情愫，而爱国的襟怀则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文学上的“本土”话语。这种话语因为参合着刚刚独立的喜悦与感怀，因此总是有点激动，带些悲情。

这种激动着的悲情着的“本土”诗情，在新加坡早期诗人力匡（1927－）、柳北岸（1905－）等的诗作中有着最响亮的表述：

 

    凡是人，

    哪能没有祖国，

    哪能让一颗心，

    到处漂泊。

 

    在地图上，

    你虽只是一小点，

    但这一小点啊，

    是我的水，

    是我的树，

    是我放心的地方，

    是我的全部。

 

这是诗人力匡《新加坡，19年前》中迸着血泪的“本土”爱情；而柳北岸的《我们有二百万能干的兄弟》更是以江山虽小却可纵万里壮志的豪情遥相呼应着力匡那种“本土”的情怀：

 

    我们有二百万能干的兄弟，

    我们有一片珊瑚色的土地，

    时时可以望见辽阔的海洋，

    海洋是我们生存的长堤。

 

    我们有千万形象，颜色，声音，

激泻着澎湃宏丽的巨力，

像一颗颗的金星伴着眉月，

排去了云翳在东方突起。

 

我们要造个坚固的堡垒，

由四百万双手合力堆砌，

周遭有春风年轻了花树，

用踏实的智慧团结独立。

 

每一寸空间都添上了热爱，

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竖起了大旗，

似一股洪流急急奔来，

为建设新国而抗争到底。

 

虽然不免有点儿口号化的肤浅，但却决不失为“本土”话语觉醒的强音。而且，这种肤浅也很快就被深刻的思虑与悲情所取代了。新加坡著名诗人梁钺写下的《鱼尾狮》，堪称诉说新华悲情走向深刻的经典之作：

 

    说你是狮吧

    你却无腿，无腿你就不能

    纵横千山万岭之上

    说你是鱼吧

    你却无鳃，无鳃你就不能

    遨游四海三洋之下

    甚至，你也不是一只蛙

    不能两栖水陆之间

 

    前面是海，后面是陆

    你呆立在栅栏里

    什么也不是

    什么都不象

    不论天真的人们如何

    赞赏你，如何美化你

    终究，你是荒谬的组合

    鱼狮交配的怪胎

 

    我忍不住去探望你

    忍不住要对你垂泪

    因为呵，因为历史的门槛外，

    我也是鱼尾狮

    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

    两眶决堤的泪要流

 

这只永恒吐着苦水的鱼尾狮，这首两眶决堤之泪长流不止的经典诗作，标志了新加坡文化思想的成长，标志了新加坡文学诗学的成长，同时也标志了新加坡“本土”话语的成长：鱼尾狮眼中那道困惑的目光是属于新加坡这个特有的族群的，是“本土”的，在中国文化中找不到，在西方文化中也找不到，这只能是“媾和型文化体系”中特有的集体意识积成。而这种深刻的悲情深深沁进了王润华那颗问询故里的心：“我读希尼尔的《绑架岁月》，发现他在新加坡人急剧都市化、现代化中，处处感到被连根拔起的悲痛。”[10]

 以上，当我们从近处着眼，镜头摄入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文学现

场，捕捉一簇簇“南洋话语”的底片时，不难发现，八十年前乃至八十年来，南洋的文人诗家们从未停息过发出本土声音的坚持。

而王润华正来在了历史的链条处，使这“长相厮守”的八十年的坚持有以为继。

 

第三节   行走中的梦回：王润华家住南洋

 

也许，把南洋本土话语接着往下说是王润华的宿命，因为，他是南洋的儿子。而这种宿命赋予了他对本土话语的敏感，注定了他的艺术脚步走了，又回。

 

    一  距离外的再认

 

往往，人们对故土故国的情感上的偎依，心灵里的归属是在离开故土故国之后，是距离外的再认。山外的风景召唤着人成为旅人，而旅人的脚步踩踏出的却是“月是故乡明”的千古喟叹。

王润华如是。

他20岁离开出生地马来西亚，开始他距离外的行走：在台湾读大学6年，在美国攻读硕士博士6年，在新加坡执教30年，在台湾执教迄今5年。在此期间，著述何其丰也：诗歌、散文、译著、理论著作等，凡四十余部，其中诗集8部。然而，纵观其创作和创作所反现出的艺术思想及其诗学审美走向，却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这个发现，我们可以用新加坡另一位诗人的一首诗——刘文注的《地铁旅程》——来概括：

 

    他们宣布

    铁路将穿过我的土地

    我走了

    沿着铁路走进我的城市

    你宣布

    地铁将穿过我的城市

    我走了

    沿着地铁走进我的记忆

    我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