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敏的个人空间

王润华南洋诗学/后殖民诗学解读：

边缘的张力

 

 

作家王润华获新加坡最高荣誉之文化奖档案照片

 

 

国家艺术理事会1986年颁发给作家王润华

新加坡最高荣誉之文化奖（华文文学）

 

获奖理由：

Wong Yoon Wah 王润华

   

Professor Wong Yoon Wah is one of the few Singaporean writers with an international following He has won the Epoch Poetry Award in Taiwan(1974) and the China Times’ Literary Award (1981).In 1984, he received the South East Asia Write Award and was made an Honorary Fellow in Writing by the University of Iowa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5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world literature. His poem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local and foreign literary magazines and anthologies in Taiwan, China,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and the US.

“I write in Chinese, but I write about things that are universal, instead of writing about or alluding to thing Chinese and in China I explore new subject areas for my readers, ” he said.

Wong’s literary collections include Beyond Symbols (1984), Poems of Water and Mountains(1988) and Tropical Forest and the British Colony (1999).     

One of his favourite poems is Shadow Show,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spired by wayang kulit (Malay shadow puppets), the poem tells how the performance is carried out with a leather puppet against a backlit white cloth screen.

“A man is speaking for the puppet and this a metaphor for control. We have all been colonies, for example. While I may write in     Chinese, I use Southeast Asian metaphors which have universal appeal and allow people to decipher their own meanings.”

His favourite book, Tropical Forest and the British Colony is also a clue to his fondest memories. Growing up in a Malaysian village, Wong developed a great familiarity and empathy for nature. His recent writings have focused increasingly on objects of nature in ASEAN countries.

“In the rainforest, the varied plants and animals give rise to many ideas, as do the event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jungle, like the Emergency, for example. ”

“My writing has many of the stories of my youth in Malaysia, You need a special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for me, my childhood surroundings, the tropical forest, give me something to bring to the world. ”

Born in 1941, Wong is a schola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is academic work includes essays and criticism. He feels that his creative work does not suffer because of his academic writing-and he is prolific in both areas.

“These have an impact on each other. Academic and literary writing help each other. My research interests and literary interests are connected. A wide general knowledge gives you a lot of resources for writing,” he said.

Despite his busy schedule as Professor and Head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ong is very active in the promotion of writing and literature. He has served for over 20 years in various appointments, as a member of the Literary Advisory Committee, editor of Singa: Literature and Arts in Singapore, and Singapore edit or of the Anthology of ASEAN Literatures. He also serves as the National Arts Council’s Arts Advisor.

Colin Cheong   （国家艺术理事会）     

 

 

 

前言：这里是一座森林

 

早年离开时的那个早晨，夜色还没有褪尽而朝雾已经迷蒙，小男孩瞌睡的双眼使夜色和晨雾更加浓重。这么潦草的告别，总以为会有一次隆重的弥补，事实上世间的一切都无法弥补，我就潦草地踏上了背井离乡的长途。

——余秋雨

 

像是一个童话，一个诗意的童话。

在不算很久以前，1941年8月13日，马来亚（Malaya,独立后称为马来西亚）北部的霹雳州的地摩（Temoh Perak）小山村，诞生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出生刚刚四个月，人类争夺土地、财富及荣誉的战乱便降临到这个小山村。为了逃避战乱，小男孩与家人一起躲入马来西亚一座原始森林中。为了知道森林以外的世界，小男孩每天迈着稚幼的双足穿越这片南洋的森林，到外面去上学。

小男孩便于这森林的每日的行走中长大了。

长到双脚很有力，迈出了这片森林。

去走台湾的森林。

去走美国的森林。

去走中国的森林。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从东到西，从西到东，“从浓荫成海的热带雨林，到冰雪聚合的北国”，“羁旅半生，有着比别人多几道色彩的足迹”。[1]如此，他不停地走，把生命走成了永不驻足的前奔，把前奔当成了永不息肩的担负。最后，他把他自己走成了一座森林，吞吐着一介诗化了的生命的万千气象——这生命的气象，就挥洒在南洋著名学者、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王润华的文学艺术创造工程之中。

王润华用他的脚走世界，用他的艺术反映世界。世界装点了他的脚步，他的脚步又经过艺术的整合进而踩踏出一条与世界媾和的甬道。

我选择了这则南洋童话做为我研究南洋文学的起点。

我以为，研究诗，研究诗学，其诗人本身这套文本也一定要具备诗性，童话性。否则，何堪以诗？更何况，在南洋作家群中，王润华堪具代表性，称得上经典作家之一了。之于南洋，他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教于斯，诗于斯，文于斯，著作于斯，著名于斯，脚步走了回，回了走，走了又回，心中始终眷恋的，依然是这一片给他无限话语的南洋热土。正如另一位诗人浪迹了许久之后，就着仆仆的风尘，对着故乡的酣酣斜阳，写下虽只有两句却愁肠千回百转的诗句：

 

         黄昏的树影拉得再长

         也离不开它的根

         浪迹的脚步走得再远

         也走不出你的心……

 

由此，研究具有多元文化交汇的南洋文学，王润华正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文化范例，他一生行走，本身就涵容了多元的背景、多元的经历与多元的文化。

王润华祖籍广东，生于马来西亚，少时完成小学、中学教育于本土，青年时求学于台湾，后负籍美国，就读威斯康辛大学（Madison）硕士、博士，师从汉学家周策纵教授，学成返回与马来西亚一水之隔的新加坡执教并入籍，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2002年底以后赴台湾元智大学，曾任人文学院教授兼院长、系主任等。现任台湾元智大学国际语言文化中心主任。做为学院中人、学者、文学研究专家的王润华，他擅长中西比较文学、唐代诗论和诗歌、现代文学等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着重于对郁达夫、鲁迅、沈从文和老舍的研究，卓有建树，著作甚丰；做为文人、诗家的王润华，他是当代著名的诗人与散文家，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现任名誉会长，文华诗果，自是硕硕。其著述成就阔远宽深，囊括五大领域：（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著有《中西文学关系研究》、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二）古代文学研究：著有《司空图新论》等；（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有《鲁迅小说新论》、《沈从文小说理论与作品新论》、《老舍小说新论》等；（四）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著有《华文后殖民文学》、《从新华文学到世界文学》等；（五）诗歌散文创作，著有有《患病的太阳》、《高潮》、《内外集》、《橡胶树》、《南洋乡土集》、《山水诗》、《秋叶行》、《把黑夜带回家》、《王润华自选集》、《地球村神话》、《热带雨林与殖民地》、《榴梿滋味》等诗集、散文集。

几十年诗耕文耘，令王润华的身上，不仅凝聚了一位南洋作家“我尽我心，我努我力”的个人诗性，同时也集结了南洋作家群的某些共性特征，尤其诗歌创作、诗学构建更具相当典型的南洋本土文本价值：那就是以王润华为代表的一个族群的南洋之子们一边从未停息向着中华文化投奔的脚步，一边更是从未忘记对自己脚下这片南洋热土的强调与诉说，他们始终执著于建构本土文本，始终用本土情怀温暖着他们的诗情“话”意。

由此，笔者把王润华的诗歌诗学研究作为自己进入南洋文学领地的出发点，从其独特的南洋创作语境起步，建立起一个独特的南洋文学观照视角，以了解中国大陆主流华文创作中心以外的另一套华文创作文本。

 

  

导  论  南洋与后殖民话语意识的觉醒

         王润华来到历史的链条上

 

                                文化史上，国界是政治性强且很 

                            森严的分水岭。然而岭下那汩汩流动  

                            的江河清溪，那化作文人笔底波澜的

                            蓝墨水 ，可不是那么受约束。文化人

                            有自己的祖国，但文化是没有国界的。

                                        ——中国著名学者萧乾

 

显而易见，追寻南洋诗学的轨迹并非易事，因为首先，“南洋”本身，就是个地理位置指涉有些模糊，有着几种地理定位的概念。根据当代南洋学者许维贤的研究成果表明：

 

    有关南洋过去的地理位置指涉，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第一种是史家许云樵在《南洋史》的看法：“南洋者，

在地理学上，本为一暧昧名词，范围无严格之规定，现以华侨集   

中之东南亚各地为南洋。”

    （二）第二种看法是出自冯承钧著述的《中国南洋交通史》。

该书认为今之所谓南洋，就包括了明代史籍所谓的东西洋：今之

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元代的人隐约以今日的爪哇和苏门

答腊南部的巴领旁为界标，由此而东为“东洋”，由此而西为“西

洋”。

    （三）最后是根据李长傅在《南洋史入门》的分类，有广义 

和侠义说。广义的南洋包括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和群岛：始

自澳大利亚，止于纽西兰，东面太平洋诸岛与西面印度，侠义的

则只指马来半岛及马来群岛而已。

 

笔者本文所探讨的“南洋”指涉，亦即诗人王润华诗歌、诗学中的“南洋”指涉，应该比较接近第一种看法中所说的“以华侨集中之东南亚各地”的“南洋”，而本文所涉及的 “文学现场”，则主要取自王润华生长、求知、问学、执教、从事文学活动文学研究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又和第三种看法的“狭义”说有点交叉的地方。

其次，诗人王润华本身的身份以及他所涉及的文学现场也因多元性而势必为其诗歌诗学带来一定的模糊性。王润华出生于马来西亚，但青年时代求知台湾，后又问学美国，马来西亚便成了他名副其实的午夜梦萦的“故乡”，即便是他入籍并执教大半生的新加坡竟也并未成为诗人流浪的最后的“驿站”。因此，其诗学构建活动自是不可避免地、自觉不自觉地染上“他者”之风，异邦之趣。

纵是这样，纵有再多的“模糊”，南洋的“话”却还是要说的。

中国著名东方学家季羡林教授以包聚天下的文化胸襟指出：

 

    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    

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 

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

但其为贡献则一也。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创

建的。使用一个文绉绉的术语，就是“文化多元主义”。[2]

 

是故，南洋自当有其贡献，自是有其文“话”，自该成其一元。

但是，成就这“一元”，需要的，是一个乐于为此坚诚守望勤勉奋力的族群。而王润华则正是这族群中一个最杰出的代表，他以其诗，以其诗学，于中西方大文化场豪阔的声阵中坚执不疲地发出属于南洋自己的声音，这把声音带着南洋的清亮与温度，流出地域的疆，越过国家的界，来到历史的链条处，汇入世界文化的和音。

本文研究王润华其诗与诗学，要追觅的正是南洋这脉文化活水的流经走向，看看王润华这位“家住南洋”的南洋之子为我们的华文文学盛坛填补了些什么。

 

第一节  久远的呼唤：中西两大文化投射出的“媾和型文化体系”

 

要解读王润华的“南洋”诗学文本，首先应该大致知道“南洋”本身这个文本的文化积成。

其实，南洋，历史上的南洋，在文化上一直都在为有一天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做着种种文化的积淀。一般来说，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欧美文化体系，都各自情有独钟，各自分别影响着某些国家和某些族群的文化发展，唯独对南洋，这四大文化体系众情所归，以共同的文化滋养浇灌着这块土地。而南洋文化亦是不负众望，研习“众声”之后，终于轻拈琵琶，热弹吉他，挟着蕉风椰雨，琅琅而来。换句话说，世界四大文化体系都曾喧闹在南洋这一片热带雨林中，使南洋文化在一起步，自身就带有了季羡林教授所说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质素，成为独特的文化体系，笔者暂且把它命名为“媾和型文化体系”。

这种“媾和型文化体系”一方面,因为遗传基因复合混杂而模糊了自己的面容，自身的特质显得不甚清晰，但是另一方面，恰是这不甚清晰的模糊性又造成了它的特色，就像新加坡的象征物——鱼尾狮一样：它有着狮子的头，但却不是狮子；它有着鱼的尾巴，但却又不是鱼，它是它自己——鱼尾狮。它狮头鱼尾，模糊了狮的特质；它鱼尾狮头，也模糊了鱼的特质，但这却恰恰成了它独有的特质——就如中国的“龙”，结果,它成了一个很有名的,甚至可以说在东南亚一带家喻户晓的一个国家——新加坡——的象征物，成了几个不同族群的共同的文化符号。

在世界四大文化中,对南洋文学影响较大的是中国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与南洋文学有着“本是同根生”的地缘、族缘的亲密联系，而欧美文化与南洋文学则有着殖民与被殖民的孽缘、祸缘但也是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王润华的诗与诗学表述的正是这样一种具有特殊的综合多元质素的“媾和型文化体系”。我们翻开历史，从历史文化积成的宏观视角铺开王润华诗歌诗学中发出南洋声音的文化有序性，看看王润华不断发出“南洋”诗声的这片热土上，久远的历史殿堂中,中西两大文化体系，为回归故里的“南洋之子”准备了怎样一桌飨宴。

 

    一  中国文化：地缘 族缘

 

中国与南洋诸国是近邻。因此其地缘、族缘的关系几乎是“血浓于水”的关系。

从远古开始，中华民族便与南洋诸多族群借助地缘而产生亲密的族缘关系。从古老的神话文本可以看出这种族缘关系的丝丝缕缕的迹象.中华民族创造了自己族群的象征物——龙，把自己说成是龙的传人，而南洋诸国的许多族群也把自己的王族列祖说成是龙的后代。为什么会这样？有史料记载：

 

今日分布在东南亚各国的百余种民族，他们分属于操汉藏、南亚、南岛等语系语言的民族。但追根溯源，他们大多是早在几千年前从中国大陆分成若干批徙来定居的蒙古人种。许多民族相互之间都有着历史的联系与预案元。”[3]

 

还有史料考证：

 

“大约从5000年前开始，，一批批中国的先民，或从云南和广西直接进入中南半岛，或从南中海进入南洋群岛，与当地居民相结合，共同创造东南亚的史前文化。据考，这种民族迁徙的浪潮经历了数千年之久。”[4]

 

可见，南洋地区正处于中国邻近。由是，地缘发展了族缘，族缘媾通了文化。那些从历史走到今天的一批批一代代中国徙民移入南洋后，便成了在那里世代定居的南洋子民。他们大多为男性，而且大多是目不识丁的男性。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娶了当地女子为妻，生下的子女被称为“土生华人”。

王润华正是“土生华人”的第三代儿子。

这些与日俱增的“土生华人”流下去的是汗水，兴起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当他们的经济状况与地位有所改善时，他们把最热切的目光投向教育——借助教育之桥，问学中华，让他们的子女通向中华文化的传统。

 

    有的从家乡请来私塾先生，给自己的子女传授四书、五经之

类的中国文化知识，有的则让子女就读于当地办的学堂或西方人

办的教会学校，受当地或西方语言文化的教育。这样“土生华人”

中间便产生了一批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他们具有使用双语的能

力，能使用中国语文和当地语文，少数人还掌握了西方语文。[5]

 

受了教育，有了知识，也就有了欣赏文学艺术的要求和传播文化艺术的欲望。物质欲望满足后，人类膨胀的一定就是永不魇足的精神欲望。

首先，中国南方的地方戏曲开始流行

从17世纪开始，南方的小戏班子开始到南洋各国家地区巡回演出，东南亚许多华人社区还设有专供粤剧、琼剧、潮剧、闽剧等演出的戏园。演出的剧目大多取材于中国古典和通俗小说，如：《白蛇传》、《孔明献空城》、《长坂坡》、《三气周瑜》、《三战吕布》、《赵云救主》、

《武松杀嫂》、《荆轲刺秦王》、《杨宗保拜塔》等等，我们可以开出长长一纸剧目单。可以想象，那些小戏班子，热火朝天，走街串域，搭起一个又一个小戏台，或者干脆就不搭戏台，借着一拨又一拨热情的人们围起的圆圈，一个曲目一个曲目演着，一支曲子一支曲子唱着，中华文化的香火就如此在南洋唱响了，唱热了。

在这种氛围下，说书人也坐不住了。

从古至今，从东到西，从中国到古希腊，在文明发展的源头处，总有那么一批行吟者，他们行动时，只一个人，用一双脚，用一张嘴，却把文化传得很远。南洋也不例外，出现了一些行吟说书人，他们在流浪中传承着中华文化，每走到一处，就在街道边，手敲着小鼓，开始讲述古老的中华民族的故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专》、《开辟演义》、《隋唐演义》、《包龙图公案》等等。

以上这些流行于民间的传播中华文化的艺术形式带动和刺激了新的文学艺术形式——翻译和改写。

南洋那些“土生华人”的受过教育的后代们逐渐觉得那种旧的文学艺术形式已经远不能满足他们对文学的需求，而“中国的古典和通俗小说对他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从父辈和中国地方戏曲以及说书人那里，他们早就听到过有关的故事片段。现在他们受了教育，有了文化，有能力把早已听说过的中国古典和通俗小说直接翻译改写过来，以满足广大的‘土生华人’对文学欣赏的迫切需求。”[6]这些“土生华人”的有文化的后代们在南洋“话语”发展的历史链条上的贡献是巨大的：

 

    19世纪80年代起，雅加达和新加坡曾是翻译改写中国古典  

和通俗小说的出版中心，尤其在印度尼西亚，翻译改写的数量之

大，发行传播的范围之广，令人惊叹?/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