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敏的个人空间

潘正镭文笔在《交替时刻》的从容平静（下）

潘正镭先生笔下的《辑三  那把声音……》是用双脚走出来的，他文笔之纵横，述说着他脚步之南北。而他每到一处，都用一双只有优秀传媒从业者才有的独到慧眼，打量着瞬息万变的交替时刻中或物是人非或物非人是的交替气象，捕捉着在这交替的当儿，人文的荣华颓凉、人心的春秋冷暖。

这几年，最牵动他脚步、最牵动他目光的是中国。中国的变化也实在太快太大了。大国之大，足可以容得下千奇百变，大国之变，足可制造出几个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盛衰起灭。潘正镭先生游走这些“变数”历史现场时，一方面以盈喜之怀拥抱那嬗变的万千气象，一方面又以媒体专业者的缜密之心衡量着移替之时的物喜己悲，感性的描述之中总有一份哲理的关怀。

《回拨时钟的上海》，作者以自己1987年到2005年四游上海，不断转换历史现场的视角为线索，写“带着无限缅怀而又急步要赶超他人”的上海；写让人感受到“现代中国脉动”的上海；写“在沉郁的氛围中让人感觉到奋发的躁动“的上海；写“重擂海派旗鼓，在交替时刻里辐射着目眩的灿烂”的上海。当作者端详着极尽华耀的当年的十里洋场，低回之余，不禁在一个寂静的角落发出沉静的思辨之声：“上海的努力，竟然也只是复制自己搬造他人”，“上海的咖啡座，高消费只令人感觉到它是布尔乔亚心态的自慰场所”，它“以超速度回拨时钟”，“总感到它来不及创造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自己。”作者站在离大上海有一段距离的位置上，指出发展中的偏失。

《谁也不等谁的世纪》由中国北京申办奥运“赢了”引起话头，却笔端回指，对自己国家新加坡有关学习华语、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对中国行事认知等方面的族群心态发出警钟，明确提请国人注意：要“搭上中国经济成长的顺风车”，即便是“政经基建管理万事可具备，社会文化与行事认知上的差距却未必能让东风与君使。”“这是一场时间与时机的竞赛，这是一个谁也不等谁的世纪”，国人必须看清楚中国“她是世界政经版图上越来越鲜明的一大片”。这种理性的呼唤反映了潘正镭作为媒体工作者那种职业的操守，就如新加坡另一位文化推手方百成先生所说：“媒体应该领导社会潮流，而不应该顺应潮流”。他们站在不同文化现场反映了新加坡一代优秀传媒人士对职业质素的高尚认知。

《辑四  人气咖啡香……》，作者把脚步、目光从国外收束回来，回到自己国家的街道邻里，回到自己国家的物物事事：写物——尖头面包，牛油包子，福建虾面，猪杂汤，以“香愁”绕笔，以“乡情”成文，写的温馨宜人，痛快了嘴也痛快了心；写事——搅得人心惶惶的“沙斯”风暴，令人寝食不知其味的癌症，喜气洋洋的过年、“闹喜”等等，生老病死，喜乐悲欢，都在作者笔端娓娓流出，而在这些街头市井的的描述中，又始终贯穿着一条爱生护物的主线，启发着国人悲天悯人、善待生命的情怀。

《勇于承担》是沙斯纪实，写一位年轻护士，在沙斯高度传染期间，在每天都接触沙斯病人的医院，家人担心她安危，坚决要她辞职，苦苦相劝，可是她只淡淡轻语一句：“阿爸阿妈，我是一个护士呀！”没有豪言，不出壮语，不是英雄，绝无壮举，却用柔弱的肩膀担起了人类伟大的道义，深广的同情，高贵的慈悲心。正是这种道义，这种同情，这种慈悲心，成就着新加坡这个小岛国的深沉的精神内核，就如正镭先生在另一篇沙斯纪实中，感情凝重地写下的一段话：

一个岛国，就像一艘大船，我们都在船上。我们没有大陆，大海之外不是乡。老祖宗有言：同舟共济。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别人，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

这么简单——人类相助并不需要多高深的学问——却成为人们居息一处、代代相乘的精神凭借。

这就是潘正镭的散文，总是在看是最简单的叙述中揭示着生命成人成己的深刻道理，你读他的文笔，常常在他淡素的描摹中接受他静静的思索，明白些人生乃至生命。

好的文笔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