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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 晴朗 心情: 高兴

  发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严重曲折。对于“文化大革命”,党和人民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特别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有过许多深刻的论述。他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他们的论述,坚持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于正确对待

  “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同心同德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三十年前“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百乱待治,人们的思想也处于混乱状态。特别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有代表性的错误思潮。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另一种是借口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毫无疑问,党和国家要从“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中走出来,首要的是要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正确的评价,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路线,实现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由于评价“文化大革命”与评价毛泽东同志紧紧地交织在一起,问题就更加错综复杂。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智慧处理好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看起来似乎矛盾的问题,这是对党的重大考验,也是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关键一步。

  兹事体大,举世瞩目。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总的指导方针,这就是: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

  他还明确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2页)总结历史与引导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是相辅相成的。团结一致向前看既是总结历史的目的,又是解决历史问题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总结历史不是要让人民纠缠历史,而主要是要认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开辟正确的道路。1979年10月,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又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的原则、观点和方法,及时澄清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错误思潮和模糊认识,使《历史决议》真正达到了总结历史、统一思想、引导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论述和《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从而为引导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清除了严重的思想障碍。

  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彻底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就谈不上了结过去、拨乱反正,就谈不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2—303页)《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是彻底的,但又不是简单化的。一是除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进行严肃批判外,还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这就有助于人们深入地思考和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同“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着统一并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这就把党和人民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区别开来,有力地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党的历史、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和具体分析,对于抵制和反对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进思想解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也难免犯错误,特别是我们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更难免犯错误。犯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正确认识错误和正确对待错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再次证明,我们党有勇气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能力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们党虽然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论述和《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科学的评价,从而为引导党和人民总结历史、团结一致向前看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成就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历史、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基础。拨乱反正就是要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面对当时社会上右的思潮,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不仅关系到党的历史,更关系到党的未来。邓小平同志对《历史决议》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提出两条原则:一是将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实践区别开来,根据毛泽东同志领导革命一生的活动来评价他的功过;二是评价毛泽东同志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他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98页)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主持和指导下,《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作出了科学结论。指出:毛泽东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的错误,就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实践证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科学论断,既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又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没有降低,而且他在20世纪中国社会伟大变革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结晶,今天仍然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对于当年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主持和指导起草《历史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今天我们给予怎么高的评价也不过分。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页)也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直到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总结历史、团结一致向前看,最终是要通过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犯错误的教训,形成新的正确认识,开辟正确的前进道路。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在回顾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还深刻地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2页)这段话集中地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处理历史问题的辩证法思想,也客观地反映了我们党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际过程。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对长期以来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毅然将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逐步地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坏事可以变好事。“文化大革命”是坏事,但由于我们党坚持向前看,对待这段历史采取了积极的正确的态度,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实践证明,总结历史一定要着眼于开辟未来,如果就历史总结历史,会始终跳不出历史的泥淖。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们党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问题作出的基本结论经受住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今天,我们要十分珍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我们党总结历史、开辟未来的思想和实践成果,坚持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的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做到既深刻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又不纠缠历史细节,既毋忘历史更着眼未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奋发向上,开拓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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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文革

南洋布衣 发表于 2007-05-29 23:11:08
《求是》重温“文革”历史教训:总结历史开辟未来
40年前,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发生严重曲折,这就是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历史的明判,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结论。

如今,我们党和人民已经远远地走出了这段历史的阴影,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着新的历史。面对新阶段新任务,牢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重温党对历史问题的正确结论,回顾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的伟大实践,对于我们进一步明确方向,坚定信念,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党和人民粉碎,“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怎样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我们党和国家向何处去?这是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一种主张是基本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另一种主张是借否定“文化大革命”之机,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决定我们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严峻历史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驾驭复杂局面、端正历史航向的超凡能力。

早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邓小平同志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拉开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序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彻底的纠正。一是恢复并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扫清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障碍。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态度”。同年9月,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并特别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二是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为刘少奇等一大批被迫害的同志平反,这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热情,而且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三是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决策合乎时世、顺乎潮流,深得民心、深孚众望。正是经过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努力,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逐渐统一,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条件日趋成熟,于是顺理成章地诞生了《决议》这一历史性文献。可以说,在十年内乱、百废待兴的历史时刻,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决议》就不可能诞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得到全面清理,改革开放的崭新历史局面就不会出现。

邓小平同志在积极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始终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我们党的历史,始终坚决地反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早在1977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979年3月,针对从右的方面来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他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斩钉截铁地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针对由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他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倾注了深沉的关切和极大的心血。他谆谆嘱咐有关同志:一定“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可以说,面对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如果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和国家就必然要丧失根本,社会主义事业就必然要半途而废,中华民族就必然要陷入黑暗的深渊。



我们必须重视历史,必须正确地总结历史,因为历史与今天和未来血肉相连、息息相关。只有正确地把握历史,才能正确地把握现在,拥有光明的未来。站在今天的历史制高点上回头望去,我们深切地感到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

正是因为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和“左”的危害及教训,才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正是因为要在总结历史中排除右的干扰,我们党才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基本路线形成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邓小平理论孕育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发轫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

从正确总结历史的起点出发,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形成了搞建设、谋发展的强大合力。从正确总结历史的起点出发,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空前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巩固、执政能力大大增强;党的基本理论在坚持和发展中更加丰富、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正是从正确总结历史出发,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看吧!社会生产力从来没有这样气势磅礴地迸发,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活跃和兴旺,整个国家的面貌从来没有这样生机勃勃、蒸蒸日上。28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主要工农业产品居世界前列,中国内地全球竞争力排名迅速提升,综合国力大大增强;28年来,我们坚持全面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长足进步;28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成果,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有较大改善,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而今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愈来愈成为社会思想舆论中的激越昂扬的主旋律。

伟大的改革,天翻地覆的巨变!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其对历史的正确结论,正确地选择了未来;以其对未来的正确选择,创造了新的历史;以其创造的新的历史,正在迎接更大的辉煌。我们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总结历史的伟大意义,将会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充满魅力地展现。



今天的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和衷共济地忘我奋斗。这是对我们党和国家历史的继承,又是对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的创造。

处在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刻,我们总结历史,就是要学习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高尚品格。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严重的冲击,但是他从来不以自己的得失荣辱为怀,而是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以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为重。正是因为他秉持公心,所以能出以公道,既以大无畏的气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以坚定的意志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维护我们党的历史,维护四项基本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难免要出现种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但这些都是前进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像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以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改革开放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真正认识到,维护这个大局,就是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

处在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刻,我们总结历史,就是要学习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着眼未来的高远眼界。为什么要总结历史?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些精辟论断,字字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是我们总结历史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正确地总结历史、稳妥地把握现在、积极地开辟未来,这就是结论,对历史、现在和未来负责的结论!

(转贴:内山)
芳苑绿汀
方汀 发表于 2007-05-30 05:09:10
此帖很重要,不彻底否定文革,就是中国若干年后的大灾难。当过红卫兵的,造反派的,当过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当过工宣队员的,当过军代表的,大有人在。其中许多人在适当情况下,就是火药,会重新被点燃,爆炸。
木鱼桥-流浪
木鱼桥 发表于 2007-05-30 10:42:27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又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的原则、观点和方法,及时澄清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错误思潮和模糊认识,使《历史决议》真正达到了总结历史、统一思想、引导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论述和《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科学的评价,从而为引导党和人民总结历史、团结一致向前看提供了思想基础。"

我讨厌被人引导,也讨厌统一思想。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种提法,一点意义都没有。当然,我还是比较认可邓的贡献,他对文革的评价,我也大致能够接受。不过若这样,就说他的评价是正确的,应该为所有人接受的,那是不对的。
木鱼桥-流浪
木鱼桥 发表于 2007-05-30 10:43:21
另,贴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文链接(全文太长)。

http://njdj.longhoo.net/dj80/ca16695.htm
内山自留地
内山 发表于 2007-05-30 12:47:45
回复 #4 木鱼桥 的帖子
典型的自由主义心态......木鱼桥好久不见了.

作为一名政治家, 他的责任就是要引导人民, 团结人民, 从而实现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

宣战机构的号召是一回事, 人民是不是愿意接受他的引导, 是不是会选择跟他团结在一起, 往往都是由人民自己去判断的, 并不是由宣传部门的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

事实证明, 老邓是对的.
南洋小筑
村夫 发表于 2007-05-31 08:22:50
文革中,北京大学受难名单
这是北京大学的文革受难者名单,总共六十三人。他们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被殴打、折磨致死,或者在遭到殴打和折磨后「自杀」(笔者加上引号,因为不认为这应该被称为通常意义上的自杀)。


姓 名 年龄 性别 职务 所属部门 党派 死亡日期 死亡情况

汪 籛 48 男 教授三级 历史系 中共党员1966-6-11 服敌敌畏

张永信 25 男 食堂出纳 汉中分校 中共党员1966-7-22 自缢

董怀允 39 男 讲师,教研室主任数学力学系中共党员1966-7-28 上吊

吴兴华 45 男 教授四级西语系群众1966-8-3 劳改时被逼喝污水中毒当晚死亡

吴素珍 60 女 东门外沟沿八号居民附近居民群众1966-8-22 被北大附中红ˉ兵打死

俞大絪 61 女 教授二级西语系民盟1966-8-25 服毒

陈彦荣 37 男 工人科学院气体厂群众1966-8-27 在北大附中被红ˉ兵打死

无名氏老女被指为「地主婆」附近居民1966-8-27 在北大附中被红ˉ兵打死

孔海琨 老 男 法律系职员孔繁荫之父 家属群众1966-8-29 被人民大学附中红ˉ兵打死

程贤策 38 男 干部十六级,中共总支书记中文系中共党员1966-9-2 服敌敌畏

杨明爱 29 男 学生五年级经济系共青团员1966-9-11 上吊

沈乃璋 55 男 教授三级哲学系群众1966-10-6 服毒

刘长顺 40+男 员工食堂管理员后勤部门群众1966-11-8 被「批斗」而死

向 达 66 男 教授二级历史系群众1966-11-20 在劳改中不准治病尿毒症死亡

陈树峥 23 男 学生1964级中文系共青团员1966-11-21 跳楼

沈达力 21 女 学生1962级中文系群众1967-3-18 服毒并投水

程 远 64 女 打字员西语系群众1968-1-9 自缢

蒙复地 36 男 讲师西语系群众1968-3-27 自缢

温家驹 20 男 中学生地质学院附中群众1968-4-19 被打死

李 原 40 男 教员历史系群众1968-4-21 被打重伤后缢死

殷文杰 20+男 学生无线电系群众1968-4-27 被乱枪刺死

王 厚 50 男 食堂炊事员北大附中群众1968-5-7 投河

卢锡锟 45 男 副教授化学系中共党员1968-6-24 服敌敌畏加自刎

林 芳 41 女 职员,器材室副主任化学系群众1968-7-16 投湖

刘 玮 24 男 学生1961级地质地理系群众1968-7-20 被打死在四十楼

陈同度 65 男 教授二级生物系群众1968-8-28 服毒

许世华 48 男 讲师,图书馆员图书馆系中共党员1968-8-00 投河

朱耆泉 32 男 助教俄语系群众1968-9-15 跳楼

李 洁 50 女 附中教务处职员北大附中群众1968-9-00 在北大附中被打死

吴连勤 24 男 学生1964级国际政治系共青团员1968-10-6 上吊

饶毓泰 77 男 教授一级物理系群众1968-10-16 上吊

崔雄昆 49 男 中共党委副书记教务长校办中共党员1968-10-17 投湖

董铁宝 52 男 教授三级数学力学系群众1968-10-18 上吊

廖 莹 42 男 讲师物理系群众1968-10-21 自刎

李大成 32 男 助教生物系群众1968-10-23 跳楼

吴维能 41 男 职员,校文革委员历史系中共党员1968-11-4 投湖

钱荣佩 57 男 采购员仪器厂群众1968-11-7 投河

龚维泰 36 男 讲师俄语系中共党员1968-11-7 用刀片割断股动脉

张景昭 49 女 讲师六级数学力学系群众1968-11-9 服眠尔通自杀

陈永和 33 男 讲师十级数学力学系群众1968-11-11 跳楼

郭湘贤 47 男 校医院副院长校医院中共党员1968-11-16 刀片割断动脉后自缢

汤家翰 38 男 讲师东语系中共党员1968-11-23 自缢

刘 平 23 女 学生1963级中文系共青团员1968-12-4 服毒

何挹堂 32 男 助教生物系中共党员1968-12-6 跳楼

李其琛 34 男 教员地球物理系群众1968-12-8 跳楼

徐月如 39 女 系办公室主任西语系中共党员1968-12-10 上吊

刘有文 32 男 助教无线电系中共党员1968-12-17 卧轨

翦伯赞 71 男 教授一级,副校长历史系中共党员1968-12-19 与妻子同服安眠药自杀

戴淑婉 68 女 家庭妇女,翦伯赞夫人

家属群众1968-12-19 与丈夫同服安眠药自杀

谢德斌 54 男 食堂炊事员食堂群众1968-12-00 上吊

魏 璧 75 女 经济系周炳琳教授夫人家属九三学社1969-2-17 服安眠药自杀

李人杰 23 男 学生1963级化学系群众1969-2-23 上吊

严开伟 男 讲师地球物理系1969-10-00 在「审查」期间病死

李戈良 男 职员校医院群众1969-10-00 服毒自杀

崔芝兰 68 女教授生物系群众1970-5-2 被「批斗」中病死

阎华堂 60 男教授三级体育教研组群众1970-5-24 肝病被从医院叫回「斗争」劳改而死亡

王爱清 32 男职员物理系1970-8-11 服敌敌畏

陈信德 65 男讲师六级东语系台盟1970-12-20 死于监狱中

焦福聚 51 男工人事务科群众1970-12-00 服毒

姜肖管 30+ 男实习员校医院群众1971-2-00 自刎

刘长和 44 男实验员化学系群众1971-8-9 服安眠药自杀

周善丰 28 男助教汉中分校共青团员1973-5-12 自刎

王重民 72 男教授二级图书馆系九三学社1975-4-16 上吊

注:以死亡日期为序
南洋小筑
村夫 发表于 2007-05-31 15:11:32
文革经济究竟是“濒临崩溃”还是迅速发展(上)山海绅士
本文将重点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下同)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加强其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基本建设的关键时期,一些大建设、大工程、大项目都是这期间完成的,它在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是由于这段历史长期以来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把它看成是毛泽东时代的完全失败的典型例证。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时期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还有的说“长期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等。是也、非也?对此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澄清事实,应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

客观事实不容抹刹

  “文革”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对它究竟作如何评价,它将对历史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这是一个有待历史验证的问题,或许在短期内是难能有统一认识的。然而对于“文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它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只要不抱任何偏见,则是完全能够得到正确说明的。

  其实,要正确说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将“文革”后的中国经济状况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较。人们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当时大多数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经过了十年“文革”,中国经济与1965年相比究竟是降低了、没有变化,还是大大提高、发展了?这对于稍有一些历史知识和经验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两个时期相比,中国经济状况不仅存在着量的巨大差别,而且存在根本层次的差别。

  1965年中国经济形势虽然很好,但那主要是调整、恢复的结果。应该看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十分薄弱的,工业、农业、交通等各方面都还没有什么“大东西”,发展并无后劲。工业方面,那时独立、完整的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交通、能源建设和制造业还落后;农业方面基本建设很差,水浇地和化肥使用量很少,抗自然灾害能力很低,产量不稳定。可以说当时在工、农业基础建设和科技水平各方面都不能适应继续大发展的需要。而这一根本状况的改变,主要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发展都上了一个很大台阶,基础、实力大大增强。它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地位,成就不可磨灭。

  自从“彻底否定文革”以来,人们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成就讳莫如深,政坛上对“文革”期间的事情采取“报忧不报喜”、发展数字宁抑不扬的做法。即使如此,依据国家统计部门所公布的数字仍能看出一些真相:止于1978年,(“文革”虽然是在1977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被宣布结束,但到1978年12月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工作指导思想和经济方针并未改变,当时华国锋明确宣布“按既定方针办”,因而这一年就经济工作来说仍可算到“文革”时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例如:钢产量达3178万吨,原油产量达104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800万吨,粮食产量达30475万吨,它们分别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①这样的增长速度从哪方面能说是缓慢呢?如果说“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是“停滞不前”,那就是说它比1965年没发展、没变化,这岂能是事实!

①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

  谈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还有两个重要情况值得指出:其一,当时是在没有任何外援、借贷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建设的。中国在1968年就全部还清了公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其二,当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泡沫”和虚假现象的。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大多年份高达百分之八、九,然而这其中仅银行不良资产就达百分之三、四十,还有大量的资源浪费、“豆腐渣工程”、腐败成本等,而这类现象在“文革”时期是极少见的,因而更加真实。

  有人说“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试问:当时全国没有任何企业倒闭,没有一年农业减产,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产品买不出去,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或发不出工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6.8%以上,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所谓“长期发展缓慢”究竟有何根据!

  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1966年至1978年年均增速是8.5%,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至1981年6.7%的增速。有许多经济指标,如煤、石油、钢铁、发电量、机床等产量增速更是超过改革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9%,远远超过1979至1981年年均负1.7%的增长速度。如果说“文革”期间经济“濒临崩溃”,那么改革之后的1979年至1981年经济岂不更是“濒临崩溃”吗!

  有人说:“自从1957年以后,中国耽误了二十年”。还说“十年动乱使中国经济步入低谷,进一步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事实真的如此吗?

  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大后面,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事实充分说明,从5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而关键性的建设大都在文革期间。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没有拉大,而是逐渐缩小。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所谓中国“耽误了二十年”从何说起!

  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新~轮的经济危机,美苏两霸冷战不断升级,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趋缓,但这时中国在“备战”的拉动下投资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据韩德强《中外对比五十年》中提供的材料,1965年至1985年西方国家GDP年均增长率是、:美国1.34%,英国1.6%,西德2.7%,日本4.7%。其他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7.6%,韩国6.6%,香港6.1%,印度1.7%。而同期中国是7.49%。可以看出其中除了新加坡、韩国、香港与中国速度接近之外,西方发达国家和印度等都远远低于中国。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步人低谷”、“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等等纯系一派谎言。

  经济发展有时候并不是单凭产值增长率所能完全说明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六、七年代中国人所于的许许多多大事情,所创造的雄伟业绩,也许更具有其真正的意义。
南洋小筑
村夫 发表于 2007-05-31 15:13:52
文革经济究竟是“濒临崩溃”还是迅速发展(中)山海绅士
“文革”时期中国工业、交通建设的发展

  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首先把工业搞起来这是富民强国的关键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工业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大跃进”时期,二是“文革”时期。“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些在“三年困难”、时期下了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来形势好转时又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与此不同,“文革”时期的工业发展却要谨慎得多,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何效益不好的企业。

  在仅仅30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只要看看当时国家在能源、钢铁、建材、机械制造、化工、交通、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投建的大量工程项目情况就很清楚了。

  以石油、煤炭、电力和钢铁、水泥为主的能源、原材料建设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基础性的工业。“文革”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间国家对能源建设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在石油工业中,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南阳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其发展步子之大是任何时期所无有的。如果没有当时石油工业的大发展,我国八、九十年代以及现在的石油自给将是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也不会发展起来。在煤炭工业中,新建了山西高阳煤矿、山东兖州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新疆哈密露天煤矿;在电力工业中,不说各地兴建的众多的中小型发电站,仅全国大型的发电站就有: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以及唐山陡河发电厂、山东莱芜火力发电厂等,发展同样是很快的。十年间中国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2%。全国80%以上的县都建立了水泥厂,产量比1965年增长4.1倍。这都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增长速度。

  在看待“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时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必须看到: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峻的:在南方正在进行援越抗美战争,美国军事飞机还不断侵入我国领土上空;北部与苏蒙的边境上苏联陈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西南印度军队不断侵入我国边境等。在当时形势下既要搞建设又要加紧备战,为此工业发展不能不采取以内地“三线”建设为重点的方针。从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这期间中国的造船工业由造万吨巨轮逐步提高到造五万吨和十万吨级巨轮的水平,发展极为迅速。全国有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湖北二汽、贵州铝厂、邯郸大型水泥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江油特殊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山东托拉机厂等也都是那时新建的。至于各地建设的大型骨干企业就更多了。到70年代末期仅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由原来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了3.92倍。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经济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一改原来的指导方针,实行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向沿海倾斜的方针,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资金“孔雀东南飞”,造成地区差别和社会矛盾迅速扩大。可以说,如无过去“三线”建设时期的基础,目前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还会更加落后。

  在这期间,各地新建的工业企业特别多。1965年全国企业总数是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集体所有制的11.2万个;到了1979年企业总数就达到35.5万个,是原来的2.25倍。其中全民8.4万个,集体27.1万体,分别是原来的1.83倍和2.42倍。而且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其中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全国职工总数近一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制7693万人、集体制2274万人),比1965年的4965万人(其中全民3738万人、集体1227万人)增长70%以上。这也大大促进了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时中国基本上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52年,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改革以来喊起来的一个口号,20多年来中国交通发展十分迅速。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大力加强全国的大干线建设,这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十多年间,不仅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每县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这个时期铁路、公路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大多是在西南地区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条件下施工的,而施工技术、物质条件又很落后,其艰难程度中外少有。工人阶级、技术人员硬是靠发扬“敢啃硬骨头”和“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谱写了人类建设史上最豪迈的篇章。

  在交通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大桥梁建设步入新阶段。1968年世界闻名的大工程一一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此后,十年间中国又先后建成了长沙湘江大桥、山东省北镇黄河大桥、前扶松花江大桥、浙江省兰江大桥、蚌埠新淮河大桥、上海黄浦江大桥、闽青大桥、洛阳黄河大桥、田庄台辽河大桥、江苏省淮南大桥、五河淮河大桥、重庆长江大桥等,使我国大桥梁建设无论在设计施工水平,还是在建设速度上都跃上一个新台阶。

  “文革”时期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很快。在国际航空方面开通了北京、上海与巴黎、与日本、与巴基斯坦、与苏黎世、与瑞士、与德黑兰、与地拉那、与亚的斯亚贝巴、与万象等许多新航线,与外国10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在国内,新开了上海――兰州――乌鲁木齐、上海――桂林、兰州――拉萨、成都――上海等航线。到1973年国内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连结全国70多个城市的80多条民用航空线。

  其他方面,在大港口建设、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高压远距离输电变电工程、载波通信干线工程,卫星通信地面站建设等方面都创历史最高记录,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

  仅十多年时间,国家工业建设就干出了这样多的大事,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难道就因为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从而可以将其一笔勾销吗?

对外开放和经济技术交流

  70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一直在探索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渠道,并形成了一个对外引进的新高潮。1972年以后,以“四三方案”为中心,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批准关于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扩大经济交流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化工企业。当时引进的这些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大大促进了我国基础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化肥、化纤、冶金工业的发展,直接为80年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例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投产后,1984年就实现利税6.85亿元,比投产前增长1.66倍,所生产的大量钢板填补了国内品种的一些空白,减少了进口所需要的大量外汇。

  在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同时,7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和出口创汇也获得迅速发展。1973年、1974年、1975年全国出口总额先后达到58.2亿美元、69.49亿美元、72.64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2.58倍、3.07倍、3.21倍。1975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7.51亿美元,是1970年的3.22倍。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没有达到的。

  有人说:“文革”期间中国实行“闭关锁国”、“自我封闭”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这完全是对事实的颠倒。相反,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日本、加拿大、奥地利、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正是在这个期间,打通了同美国的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两国进行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并于1978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同欧、亚、美、非洲许多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开展了大量经济技术合作和援助活动,开通了许多国际航空新航线;正是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使我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正是在这个期间,如前所述,我国的对外引进,对外贸易步子迅速加大等等。十年的时问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作出这么多的重大决策,所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之类的谎言何据之有!

  实事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开展对外开放方面是一贯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并没有超过毛泽东。所不同的是:那时的对外开放决没有带来这样多的苍蝇、垃圾和病毒罢了。

“文革”时期中国农业的巨大成就

  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人们都知道在改革之初的80年代曾出现过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对此有些人归结为只是实行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

  其实,农村干部和群众都很清楚:当时实行土地承包,一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这只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其中主要是:一是农田灌溉面积大量扩大;二是化肥使用量增加;三是种子改良、病虫害防治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而这三个方面都是70年代取得成就的必然结果。在看待这个问题时,不能只讲果子丰收时的成绩而不讲当时栽培、灌浇时所投下的劳动和汗水吧!

  事实是,“文革”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9445万吨增长到30475万吨,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增幅达42.4%。油料产量增幅达61.6%等,增长速度超过了改革后的90年代。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能不承认:“文革”时期“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其实,何止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最重要的还是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支农工业和农业机械化建设、农业科技发展等,能够有后来中国农业的大发展、大变化吗?

  历史说明,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农业发展就一直十分重视,长期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针。尤其是在1965年以后,国家对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村电力、推广农业机械化等方面投入越来越大。至70年代后期基本上完成了包括海河治理、淮河治理、黄河治理、辽河治理等在内的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不仅消除了水患灾害,而且建立了许多具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产生了兴利除弊的巨大效益。
南洋小筑
村夫 发表于 2007-05-31 15:21:24
文革经济究竟是“濒临崩溃”还是迅速发展(下)山海绅士
例如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挖、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同时还建了许多水库,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使海河流域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

  又如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修建水库220座,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浚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河、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在水利建设中,止于1977年全国各地共兴修了近百条人工河,建了七万多座大中型水库。例如,令世界震惊的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1969年全部建成,总干渠长104里,灌溉面积可扩大60万亩;湖北省的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

  诸如以上这样的艰巨豪迈的工程,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实现的,而且都是在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施212212具落后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完全称得上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不是靠集体的力量、靠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怎有可能实现呢?

  人们看到,到了80年代,由于土地承包到户,农村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不仅大部分停止,而且大量工程失去维护并遭到破坏。一些堤防被扒了,河渠被平了,排灌设施被拆了,以至洪水等自然灾害重新肆虐。到了90年代,有些地方虽然又建了一些水利工程,但办法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大部分是靠资金堆起来,一个工程动辄数千万、上亿投资,几乎是没有钱就没人去干。有很多工程还带有“形象”、“政绩”的色彩,其中仅吃喝、送礼、庆典等费用就占去不少工程款,更不用说主管部门和承包人层层剥皮。工程建起来有相当部分还是“豆腐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设方式何者更有成效?人们岂不是看得一清二楚吗?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农村的土地不用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都是坑洼不平的,绝大部分无法水浇,常年有旱有涝,好年景产量就是每亩二、三百斤。而正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学大寨”运动中,农村公社展开了以整平土地、修畦田为主要工程的农田基本建设。当时广大群众和干部一起奋战在田野,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推、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使大地变了模样。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把大部分耕地改造成了畦田水浇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的确,当时农民劳动的报酬是很低的,差的生产队一天的工分只有二、三角钱。然而,他们所创造的真正价值却远远高得多,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变革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的汗水并没有白流,其功绩惠及当代!

  止于1977年,十年内全国农村共建了56000座中小型电站,农村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生产大队都通了电,机电排灌动力达到6500万马力,有二万多眼机井,灌溉面积达到七亿多亩,农业人口达到每人有一亩稳产高产田。与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了51%,农业用电增长了470%,机井数增长了935.89%,机电排灌面积增长了355.58%,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643%。全国拖拉机有56万台,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5.7倍;手扶拖拉机140万台,增长了65倍。①

①数字来源于《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5―43页。

  中国农业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上的。从70年代始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方面取得的成绩就是世界闻名的。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从60年代就开始了,70年代其成果就开始推广,新品种使水稻产量提高了20%,亩产达千斤以上。另外,有关科研所培育的小麦新品种、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粱等不断更新,给农业产量带来很大的变化。在防止病虫害方面,1968年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的问题。到1977年我国连续十年没有发生蝗灾,这一危害中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被消灭,也是农业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由于70年代支农工业的发展,我国化肥、农机等产量都迅速增加,1978年化肥产量达到869万吨,农药50万吨。到80年代土地包产到户时,化肥、农药已大量使用,这成为当时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文革”期间中国农业在基本建设和改变生产条件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发展是具有历史决定性的。从此中国农业不仅告别了因发生自然灾害而使产量显著下降的历史,而且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其直接成果就是80年代初期的农业大发展。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七十年代的成就,中国农业仍然停留在60年代中期的条件上,尽管你实行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改革,农业产量在短时间内有那么大的提高是不可能的。

经济发展事实不可因政治需要而任意加以褒贬

  有人说:“文革”时期中国经济虽然有发展,但是假如不发生“文革”,一定会有更快的发展。

  我们说,社会历史从来是在曲折、跌宕中前进的,那种理想的直线发展方式从来就没有。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假设不发生“文革”,但在期间或其之后是否会发生别的什么动乱,谁能说得清?例如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生“文革”而在80年代后期岂不都倒台了吗?历史就是过来的路程,岂可用假设来说明?问题是,“文革”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已是客观事实,那个时代的人们干了那么多事情,难道能够以假设推理去加以否定吗?相反,历史不是更有理由提出:如果没有当时的建设成就,又怎么会有后来的改革和发展呢?改革开放难道是建立在空白地上的吗?的确,现实的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和强大了,然而能够以此否定前人打下的基础吗?

  有人会说:难道十年“文革”对经济建设就没有带来破坏和影响吗?

  对这个问题应该实事求是、辨证地看待。一方面,“文革”动乱对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包括经济建设确有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影响,这主要是一个时期的派性斗争、无政府主义等干扰了生产、工作秩序,有些单位一度发生停工停产等。但同时还应看到另一方面,即党和国家在“文革”前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发展规划和目标并没有改变,国家发展的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照常进行和实施。尤其是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从总的看经济建设并没有放松。对“停工停产闹革命”行为中央始终是不允许的。而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高涨的革命热情推动下,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工作,不过节假日、星期天,而又不讲任何报酬的事情更是经常的、大量的。例如,在当时长江大桥建设中,在成昆铁路、川黔铁路施工中,在大庆、大港油田的大会战中,在“两弹一星”的科学试验中,广大工人阶级和技术人员顽强拼搏,充分发挥其智慧和力量,建设速度和效率何曾有什么降低和影响?若讲经济效益,就当时所有建设工程都没有吃喝浪费、贪污行贿、造假和截留工程款之类的行为,就使建设成本费用低了许多吧!

  诚然,“文革”时期思想宣传上一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封资修”为口号的,但是对于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来说,他们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在搞生产。设想十多年间生产队和工厂每天都在搞运动、开批判斗争会那是离奇的。尤其是农民群众,他们是最讲实际的,不管你上面喊什么口号,唱什么高调,我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因为这里不同于机关、学校、事业单位.没有人给发工资,因此,想要停止生产更加困难。因此说,从政治和人气因素看,当时的经济建设既有干扰又有促进,从总体上说还是按自身规律发展的。

  本来,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是蓬勃发展的,但不幸的是它与那场大受争议的政治运动赶在一起,有些人处于政治需要必须全面否定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历史就这样遭到了最粗暴的涂抹和践踏。一种最肤浅和廉俗化的见解也被当成了真理而载于史册。
南洋小筑
村夫 发表于 2007-05-31 15:22:06
文革经济究竟是“濒临崩溃”还是迅速发展(续)山海绅士
当然,对于“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主流的宣传并非是全部否定的,其中也有被高度肯定的年份,那就是1975年。原因很清楚:这一年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按照吹鼓手们的说法:这一年他力挽狂澜,使中国经济“迅速扭转危局”,实现了比上年增长11.5%(社会总产值)的高速增长。而在此之前和之后的74年、76年经济都是“严重危机”、“全面下降”。明白人可想:短短的时间难道经济发展就真的差别如此之大?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于1975年2月任“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次年一月即被解除职务,在这期间他的确是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批判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提出“全面整顿”方针,大力恢复生产秩序等。然而这段时间毕竟很短,邓小平当时还只是“代总理”,他并没有改变党和国家总的经济方针和决策;“全面整顿”也未来得及全部实施,怎么有可能根本改变整个发展局面?“文革”时期的经济本是一个连续统一的发展过程,怎能把它各个年份割裂开来,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岂不是典型的因人而异来评价历史事实吗?只因为是邓小平任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这一年的经济就快速发展;然而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总理一直主持国务院工作,难道经济就不是发展的吗?

  经验说明,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时候都不会直线前进。在不同的年份、不同阶段增长快慢不同、效益不同,这本是正常现象,大可不比凡事都与政治问题连在一起。

  拿“文革”中的情况来说,个别年份经济确有下降。如1967、1968两年都是负增长,但在1969年以后又逐渐上升,如69、70两年GDP增率分别达16.9%、19.4%,这不仅高出1975年,而且在建国以来也极为少见。①特别应该看到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和1978年,中国经济建设也是发展迅速的,各项经济指标增长幅度都很大。那两年的GDP增长分别达到7.6%、11.7%。两年中全国钢铁产量增长55.3%,原煤增长28%,原油增长19.5%,发电量增长26%,化肥增长66%。1978年粮食总产量达30475万吨,比上年增长7.8%,超过历史最高纪录。其他方面:两年中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6%,外贸总额增长53.7%,财政收入增长44.4%。全国农民从集体分配的平均收入增长17.7%。1977年给全国6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等等。当时的经济形势确实很好。但是,由于这两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是华国锋主持的,因而其经济成就也就蒙上了政治上的阴影。其理由当然不能再以“发展缓慢”、“停滞不前”问责,那就反而说是“急于求成”、“盲目性”、“搞洋跃进”,成为华国锋的一个错误。

①《数字中国》第11、12页,《中国GDP增长历史波动》。

  对于华国锋政治上的问题这里无意评论,然而那两年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却是客观事实,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到现在都看不出有什么大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盲目性”、“搞洋跃进”吗?当时没有任何乱开发、乱圈地,没有任何破坏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现象,没有任何向群众乱集资和发放国债,没有银行不良贷款,没有通货膨胀,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没有重复建设和效益不好的项目,更没有照搬外国模式和“与世界接轨”等,所谓“急于求成”、“洋跃进”之类从何说起?如果说有“急于求成”、“盲目性”、“搞洋跃进”错误的话,难道还比得上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出现的问题吗?当时已经退居的邓小平公开批评中央“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号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等等。之后,中国各地立即掀起一场乱开发、乱圈地、乱集资、乱上项目的热潮,1992年、1993年和1994年中国GDP连续剧增达14.2%、13.5%和12.6%,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过热”和“泡沫”现象。而大量银行不良资产、重复建设、无效投资、“豆腐渣工程”由此产生;走私、造假活动猖獗、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大量出现,官员们弄虚作假、贪污腐败、大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行为推向高潮,其中许多问题成为久治不愈的固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遗害。然而对此严重问题有谁来认真总结和清算过吗?有谁追究过领导决策的责任吗?其危害之大难道是任何“急于求成”、“盲目性”、“大跃进”问题所能与之相比的吗?

  有人对改革之前的经济成就任意诋毁,横竖指责,不是说成“濒临崩溃”、“进人低谷”、“耽误了二十年”,就是指责为“急于求成”、“盲目性”、“洋跃进”,几乎达到欲加其罪何患无词的程度。否定他人、抬高自己,开创了完全以政治需要任意扭曲历史的先例。在这里还有什么党的真理、历史的公正可言?是非真伪还将混乱到何时!

写于2003年2月

注:文中有关数据和资料主要援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出版1982年6月出版。
(2)《中国统计年鉴(1993)》,国家统计局编,1994年出版。
(3)《数字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4)《实事求是地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陈东林,《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0期。
(5)《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陈东林,《回首“文革”》,第45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6)《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韩德强,《思潮》第1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内山自留地
内山 发表于 2007-06-01 11:13:54
首先谢谢村夫兄转来的文章, 让我们丰富了对文革的了解. 但是, 我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 作者的水平有限, 而且是属于先有预设立场, 再去寻找数据. 他的结论并非是根据全面的事实和数据得来的, 他收集数据的唯一目的, 只是用来为自己的结论佐证.....

所以, 这样的文章经不起推敲, 经不起考证, 经不起反例......

村夫, 玉兰, 黑公, 成阳等, 都是多多少少经历过文革的. 请问你们当时的生活,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能够感受到多少变化吗?粮票, 布票, 油票....都还记得吧, 莫说一年两年, 就算整个十年二十年, 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有多少改善呢? 村夫兄恐怕也无法否认文革结束后的十年, 中国人民的生活出现了怎样的天差地别吧! 为什么这样一些事实没有反应在这篇文章的数据里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作者拿1978年的数据跟1965年做了如下比较:

QUOTE:
.....年均递增率达6.8%。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例如:钢产量达3178万吨,原油产量达104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800万吨,粮食产量达30475万吨,它们分别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
哈哈, 多么伟大的经济成就! 我虽然不是经济学家, 但仔细研究, 还是可以看出问题!

先来谈谈粮食的1.6倍! 这是什么增长? 13年增长60%, 年均增长3.7%. 伟大吗? 可笑!

为什么? 大家想想看这个增长是怎么实现的! 其实后面作者也给出了大量的数据! 农田水利, 河流治理, 道路建设, 农业机械的普及, 水浇地的增加, 化肥的使用, 还不包括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学大寨,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乡, 国家对农业的各项扶持...

如果作者找能够也提供给我们这13年来的耕地面积和全国人口的增加数字, 那么我们将会非常遗憾的得出结论....13年来, 所谓农业产量的增长(姑且相信数据本身是真实的), 相对于耕地面积和人口的增长来说, 几乎是看不到任何真正的进步! 中国十年来对农业的投入哪里去了? 农村的基础建设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中国的粮食依然存在严重的短缺, 依然必须实施严格的配给制呢?

我想, 这应该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 不需要任何数据就可以告诉我们的真实历史!

穷则思变啊! 如果说文革有任何好处的话, 我认为是它再次励炼了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和强大的生命力! 它也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再次逼进了山穷水尽的绝地! 穷则变, 变则通! 改革开放不是谁拍拍脑子就想出来的, 改革开放的鼻祖"包产到户", 最早是一群农民冒死进行的一项自我救恕的私下"协议", 是最典型的穷则思变的产物. 如果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不是处于这样濒临崩溃的绝境, 就凭他一个邓小平? 谅他十个邓小平也斗不过一个死去的毛泽东!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在我看来, 简直就是由毛泽东他老人家高瞻远瞩, 发动文革, 以至物极必反而造就出来的!

邓小平不过是审时度势, 顺势而为, 并在之后的大潮中, 为中国把准了几次方向而已!
内山自留地
内山 发表于 2007-06-01 12:01:21
我猜, 作者的水平不够, 跟他本身缺乏经济学背景有关!

在文革之后(忘了哪一年), 中国的统计方式曾发生重大的调整! 把沿用于苏联的计划经济的统计标准改为采用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更为科学的统计理论. 所以国民产值(记不太清了)被改为了国内生成总值(GDP).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因为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是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的, 这一点并不能从他的统计数据中看出来. 如果大家看计划经济下的统计数据, 无不是各项重要产品的产量如何巨大增长, 但有时候, 这些数据并不能真正反应出经济的真实运行情况!

中国经济当时濒临崩溃, 并不是因为十年内全国人民都没有做工! 而事实上, 当时的中国人民正勒劲裤腰带, 都在无私奉献, 忘我奋斗! 但是, 就算没有打砸抢之类的物质破坏, 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极左路线的笼罩下, 也不可能是科学的, 合理的, 务实的..... 在这样的一条错误路线上跑下去, 结果是什么?

最终导致有可能面临崩溃的真正原因, 并不是因为没有在某些领域取得些许卓越的成就, 而是国民经济本质上所存在的结构性弊端, 与大面积的经济和产业上的失调与失衡!

大家对苏联的例子都不陌生吧!

论重工业, 论军事工业, 论基础建设, 论航天科技, 论国民素质.....等等, 哪一条不比中国强! 他们为什么还会崩溃?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某些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 而是因为他们整个经济结构的严重弊端和失衡! 是因为缺乏轻工业, 缺乏农业, 缺乏第三产业的支持, 尤其缺少了市场经济的调节, 单纯靠国家指令性计划保证的重工业发展终将无以为继续!
南洋小筑
村夫 发表于 2007-06-01 20:38:52
揭穿文革期间经济“迅速发展”的谎言(思闻)
计划经济时代用工农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这样的指标来反映国民经济的总值和增长速度,是很不科学的,因为它计算的是社会产品的全部价值,包括中间产品的价值,存在着大量的重复计算。

现在以简化的生产衬衣为例来进行说明,忽略固定资产折旧。衬衣的原料——布,布的原料——棉纱,棉纱的原料——棉花,都是中间产品。现在假定用价值为100元的棉花生产棉纱,之后生产布、生产衬衣,每项生产都新创造价值30%。我们来对比一下使用社会总产值指标和使用现在通用的剔除中间产品价值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不同计算结果。

产  中间产 新增  产  累计社会   累计国民
品  品价值 价值  值   总产值    生产总值
棉纱  100   30  130    130     130
布   130   39  169  130+169=299 130+39=169
衬衣  169   51  220  299+220=519 169+51=220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据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衬衣的实际产值是220元,而用社会总产值指标来计算,却是519元,这是因为中间产品棉花、棉纱、布的价值分别重复计算了四次、三次、两次。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社会总产值中重复计算的总额,约占该年社会总产值的53.23%。(蒋学模《政治经济学教材》第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第9版)

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总值,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些重要项目往往虚报,以次品、废品充当合格品。比如钢产量,1958年总产量,《人民日报》公开宣布为1108万吨,实际上只有800万吨合格(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6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虚报率为27.8%。1959年钢产量1335万吨,只有860万吨合格,虚报率为35.6%;1960年钢产量1845万吨,只有1200万吨合格,虚报率为35%。(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第28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有一张《国内生产总值指数》(http://210.72.32.26/yearbook2001/2002/c0303c.htm),根据表中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数,可得出建国来各阶段国民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不妨和根据工农业总产值计算的年均增长速度作一比较——

1953-1981国民经济年增长速度(单位:%)
时段      1953-1957 1958-1965 1966-1978 1979-1981
根据工农业总产值  10.9    6.0     8.5     6.7
根据国民生产总值   7.7    1.8     5.9     6.5

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反映的年增长速度大相径庭,工农业总产值指标明显虚假。

并不是1979-1981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文革时期。事实是,前者是6.5%,后者是5.9%。1979-1981的增长速度高于文革时期。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1967年为上年的94.3%,是负增长;1968为上年的95.9%,又是负增长,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1976年为上年的98.4%,又是负增长。这就给整个经济发展速度拉了后腿,出现了倒退。

而且,文革十年结束于1976年,不是1978年。1966-1976年实际年增长速度只有5.2%;改革开放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计算,也计算十年,算到1988年,年增长速度是10%,是文革时期远远达不到的。所谓文革时期经济迅速发展,改革开放时期却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倒退的论调,完全是颠倒黑白,胡编乱造。
内山自留地
内山 发表于 2007-06-02 00:45:41
村夫这篇转的好! 分析的相当透彻....
芳苑绿汀
方汀 发表于 2007-06-02 03:45:49
这是一篇狗屁不通的帖子!经济发展与否,人民生活水平是试金石。在那个时期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大家是怎么活过来的!
内山自留地
内山 发表于 2007-06-02 09:40:53
哈哈....老汀看仔细哟......村夫转来的两篇文章立场是对立的喔......

我猜您批的是8楼的那几帖吧!
南洋小筑
村夫 发表于 2007-06-02 16:27:21
哈哈哈哈,笑死人吧?!
老汀就是见文革弊反的代表

内山,你要是猜错了呢?
内山自留地
内山 发表于 2007-06-02 23:05:26
理论上是不会猜错的.......

否则就是老汀在耍我们啦......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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