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自留地

内山 发表于 2007-09-19 21:20:44

二. 人类历史的进步历程真的就是袁伟时教授所说的那么一条路吗？

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说：“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这段话如果应用于当下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也许大体上是适当的——同时我认为也有一定的片面性。然而，袁教授似乎忘了他是在谈历史教科书，在谈一百多年以前的那段历史。放眼到一百多年以前，甚至更久远的时期，人类历史真的可以仅仅沿着袁伟时教授所说的那么一条路进步的吗？根本不是这样。

不知道袁伟时教授翻没翻过两位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贝京和曼德拉的历史。1946年7月22日，这是西方历史学家们认做现代恐怖主义发端的日子。这一天，贝京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爆炸，炸死91人，其中有70名英国人，还有许多犹太人，以及一些阿拉伯人。曼德拉呢？他于1961年6月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自任总司令。几十年后，贝京以及其他一些和他具有同样背景的通缉犯成为了以色列国的多届总理，不仅成为美国政府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包括曾经通缉和逮捕过他们的英国政府的座上宾，而且成为它们最亲密的盟友；曼德拉则成为全世界，包括西方世界的和平、民主、自由的象征。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两段历史，就是想告诉我们的年轻人，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也许不尽像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说的那样，但也并不像袁教授说的那么简单，袁教授所说的进步道路并不总是行得通的。如果袁教授所说的道路在历史上总是行得通，那么，姑且不论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20世纪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也当被归入愚昧无知，开历史倒车，“反文明、反人类”的“暴民义和团”——当时的这些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为什么没有“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在没有修改以前”，还是“遵守它”，却是揭竿而起呢？我们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历史吗？我们能够教育我们的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历史吗？不能，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到了可以通过不断批判和揭露列强主导下形成现存的规则和条约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的时代，那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由于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先驱者在我们之前走过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我们才有了今天。具体到中国，我前面说袁伟时教授的“这段话如果应用于当下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也许是适当的”，至少原因之一也是叨无数先驱者的光，我们今天相对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中国而言是强大多了。要是从这个世界上走过的每一个人都对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深信不疑，恐怕我们今天整个人类都还会停留在两三千年以前的奴隶制社会。

如此轻佻地对历史上的先驱者进行评论，如此轻佻地总结历史，则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是不适宜的，作为一个认真的学者是不适宜的，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不适宜的。遗憾的是，这样的轻佻在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并常常被同样轻佻的大众传媒恶炒。


三. 在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强调了“学习”就应该完全否定“反抗”吗？

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说：“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我不知道袁教授所说的“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这句话究竟指的是“现在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还是“当时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如果是前者，那是当然：现在的洋人是在我们允许的前提条件之下，或来旅游，或来做生意，或来学习，或来公干，或来生活和居住，总而言之，是我们允许他们来，甚至是请他们来的。如果是后者——从上下文看恰恰是后者，那就只是袁伟时教授本人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样的观点不应出自一个理应具备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教授之口。为什么？这道理太简单了：因为那时候的洋人首先是作为毒贩子和强盗打进门来的，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允许他们来，更没有欢迎他们来；就算是那些商人和传教士，也是仗着毒贩子和强盗闯进来的。毒贩子和强盗强闯进你的家门，你却无法阻挡他们，这就意味着你已经沦落到完全不能保护自己，自由乃至生存都已落入他人之手的被奴役的处境，这怎么能说“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呢？用我们看现在洋人进城的眼光去看当时的洋人进城，然后去责骂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我们今天的开放胸襟，这不是太荒唐了吗？以这样混乱的逻辑去教育我们的青少年，那才是真正的误人子弟。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的入侵，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承认它确实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乃至先进的人文思想，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它带来的是屈辱、欺凌、被奴役、被屠杀，乃至生计的破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从朝廷到学者到一般百姓，能够有什么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虽然这种反应也许不是最明智的，不是当时中国人的最佳选择，然而，这种反应却是非常自然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引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而是引用西方史学界的名著《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评论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时，有这样两段话：“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但是他们很难在中国人中赢得信教者，因为中国人痛恨基督教在炮舰保护下的入侵。有些传教士对中国皈依者提供金钱补助或其他舒适环境，甚至在诉讼中也为他们的教徒向县官说情。总理衙门在一份奏章中将传教士的保护权总括为这样一句话：‘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有教士责罚教民之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般民众对于作为外国入侵者的一员的教士、倚仗外国入侵者作威作福的教民当然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愤恨情绪，而这种愤恨情绪积累之下会爆发出来，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有可能扩展到对于无辜者的侵害。这种对于外国入侵的简单的、自然的反应从外交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明智的，有可能招致进一步的侵略；同时，这种对于外国入侵的简单的、自然的反应往往还表现为对于入侵者的先进科技乃至先进文化的弃绝，反而妨碍了被入侵的民族学习入侵者的先进科技及先进文化，从而反击侵略者的机会。这种对于外国入侵的简单的、自然的反应绝不仅仅限于义和团运动，也不仅仅限于中国，而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我们当然要从这种失误之中吸取历史教训。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两点。第一，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当事者确实很难作出我们后人“事后诸葛亮”所能看到的最佳选择——我们自己也做不到。第二，如果我们就此而得出结论说，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失误，所以就不应该反击侵略，反击侵略就是如袁伟时教授所说的“反文明、反人类”，那么，这不仅仅从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如前所述，从策略上也未必站得住脚。

袁伟时教授对于香港的教科书相当推崇，他说：“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香港的教科书是否就是我们应当遵照的范本另作别论，无论如何，我都无法从袁教授所引用的香港教科书的评述中得出仅仅是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而外国入侵者的“任意焚掠屠杀”就不是“反文明、反人类”这样的结论。

袁伟时教授在他的文章里还给我们开出了一个“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的“药方”，那就是“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这个药方对不对呢？有些地方是对的：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确实必须“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才有可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然而，以学习来否定反抗侵略，把反抗侵略说成是“反文明、反人类”，说成是“吃狼奶”，这就不是持平之论了。从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讲，如果落后民族对于先进民族的侵略只能学习不能反抗，否则就是“反文明、反人类”，那么，历史上的很多被包括西方人在内的人们讴歌的反侵略抗争，包括很多被美国好莱坞大片所讴歌的反侵略抗争，就都成了“反文明、反人类”了。按照这个逻辑，大概在幸存下来的人类当中是找不出不吃“狼奶”的人群了，要找只能到已经被灭绝的人群或者是绵羊群中去找了。从战略的角度讲，被侵略的国家和地区要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学习”和“反抗”都是必不可少的：不学习则改变不了自己的弱小，不能做成功的反抗；而不反抗则很可能在来得及学习之前就被奴役，甚至被灭绝，完全丧失了学习的机会。当然，还有一个策略的角度，就是也不能忘了适当的妥协。以这样一个角度去评价义和团等近代中国人的反侵略运动，并吸取经验教训，才有可能对古人是公正的，对我们今人是有意义的。

内山 发表于 2007-09-19 21:23:11

四. 结语：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问题

袁伟时教授对于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没有采用一些有利于他的观点的史料而激奋不已，斥之为“狼奶”。我在这里要提醒袁教授，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同样没有采用许多不利于他的观点的史料。在我看来，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与其说是“狼奶”，不如说是中性的“清汤寡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青少年确实不太喜欢这些教科书——不仅仅是历史教科书。我要报告给袁教授一个或许可以令他欣慰的消息：根据我们的研究，至少到了大学这个阶段，中国青年把教科书放在了他们关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信息来源的最后一位，倒数第二位是课堂老师讲授，他们的信息来源排在前面的依次是“互联网”、“报纸”、“电视”、“朋友之间口头传播”、“广播”。也就是说，即使教科书真的是“狼奶”，他们也没怎么吃，就算中学吃了一点，到了大学也吐出来了，所以袁教授根本不必担心“狼奶”会造成他所担心的种种灾难。鉴于袁伟时教授在互联网和报纸上的话语权，甚至可以说是话语霸权，他的“奶”倒是被放在了我们的青年的信息货架上最显著的位置的。至于我们的青年吃没吃他的“奶”，吃了多少，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在最近的互联网上看到一个署名林思云的帖子，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进入近代后，人们发现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右半球负责感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男人的大脑结构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男性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学原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黄种中国人与白种欧洲人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比同种的男女之间遗传基因的差别更大。因此不难类推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大脑结构上有很大不同。”我不知道袁伟时教授对于这一段话怎么看，写这段话的人是吃什么“奶”长大的？我认为，首先，据我所知，这段话没有任何现代科学的支持：很多由西方人主持的最新科学研究得出的都是与这段话相反的结论，要找这段话的“科学依据”恐怕要回到19世纪去；其次，这段话与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何其相似，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它所贬低的是自己的种族，所以我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然而，在一个人气相当高的思想网站上，这样的言论受到了热烈的追捧。我认为这些人病得不轻，而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不仅仅是历史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以为，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好，大学历史教科书也好，乃至其他一些人文、社科教科书，确实有必要容纳进更多的史料及各种不同的观点——也应包括“狼奶”，互相配合而达成一个营养丰富并非“清汤寡水”的持平，允许我们的青年在其中摄取各种各样的营养，也允许他们有自己的选择。具体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我认为把那些义和团干了不好的事情的史料放进历史教科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对于这些史料的解读，当然也不能只采用袁伟时教授的一家之言，也应当把别的观点放进去，由我们的青年讨论，形成他们自己独立的看法。只有这样，才能培育现代化的，具有开放心智的青年。另一方面，历史学乃至其他人文学科的特点，就是很难有一个毫无争议的定论，不要说中学历史教科书，即使是大部头的历史专著，要把所有的史料和所有的观点都容纳进去，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作为教科书，对于史料和观点，在不歪曲历史的大轮廓的前提下，有其基于国家或民族的立场的取舍，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和日本右翼在历史教科书中抹杀南京大屠杀这样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知袁伟时教授能否同意我的看法。

任我行 发表于 2007-09-19 23:44:17

没错，本来历史就应该百家之言。

啊呀啊呀 发表于 2007-09-19 23:45:15

我在1992年，第一次读到老袁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对我的历史观启发还蛮大的。现在来看，很多新的史料以及观点出台，一些观点已经不稀奇了。不过，在90年代初的中国，那样的史观对于我脱离教科书史观的单面影响，还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现在老袁顶着一头白发，在江湖中大声疾呼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

关于如何看待历史，有本书叫《历史学家的技艺》，受这本书的启发，我归纳了对待历史的十几种心态。

天地人 发表于 2007-09-20 09:23:21

QUOTE:

原帖由 啊呀啊呀 于 2007-9-19 23:45 发表
关于如何看待历史，有本书叫《历史学家的技艺》，受这本书的启发，我归纳了对待历史的十几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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