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的个人空间

1997年6月1日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于澳洲墨尔本举行成立大会并举办《中华文化与移民文化国际研讨会》讲稿。

　　跨文化交流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敏感的课题，但在资讯发达、网际网络普遍使用、国际交通更为频繁和方便、经济发展越趋互相依赖的今日来说，却是一个不能避免也不该避免讨论的课题。

　　跨文化交流之所以敏感在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社会制度和生活行为等多方面精神文明的表现，各国各族文化之间隐藏着许多冲突性或不协调的形式和内容，极容易发生误读、误解而致引发冲撞和摩擦，甚或有文化战争的说法。跨文化交流之不能与不该避免则是这世界已因上述发展而趋小化。正如加拿大大众传播学者麦克鲁汉所提出的概念，这世界无疑已是个“地球村”。各国各民族不能也不该避免在人类生活各领域中相互接触和交往，从旅游到异族通婚到两国或多国间多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等等方面密切合作，人类正面临重大的生活上的改变，跨文化交流应是21世纪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日常内容之一。

　　由于文化的含义十分广泛，跨文化交流的层面自然十分深广和复杂。它包含着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从一般的生活习俗、饮食服饰到高层次的文学艺术、家庭、教育和社会制度与科学技术，要在这样宽广的层面上达致有深度的认识和理解、接受其存在并进行交流，那自然是有相对的难度。幸而，人类天生俱来有极强的好奇心和学习的热诚，有一定的排斥性、排他性，也有更强的兼容性和吸收性。对于不同的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会产生排斥、斗争、学习、吸收、融汇一系列反反复复的、既矛盾而又相容的情况。交流所产生的效果或好或坏也只有在人类往后生活中所得到的效应中去检定，常常一时间难于评定。

　　跨文化交流是一个缓慢的又极为复杂的过程，因为文化并非在一日内所形成，也不是一成不变地向前发展。其实，人类自古以来便已经在或多或少地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只是在廿世纪，世界各国各民族接触更为频繁，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阶段，由于物质的掠夺，产生了毁灭性的战争。再加上全球性共产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剧烈的斗争。跨文化的交流在两次大战前后基于战争和战略以及斗争的需要，已经是有目的性有意识的文化行为。但幸而在二战后，国际间民间的往来十分频密，近三十年来国际间各民族在经济和科技互动和配合下产生了许多国与国之间、民间经济实体之间和跨国经济实体之间的合作，严酷的意识形态斗争也趋于调和，于是各国各民族全面展开了良性和具真正意义的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应尽可能避免课题政治化，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和种族主义情绪。这些走向偏差，走向极端的政治因素对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相互交流与和谐带有严重的危害性。在这进入地球村的世纪，各国各民族都在讲求其文化具有环球意识，都想使之国际化，而具有世界性。其中有些实际上带有文化称霸的意味和行为，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是一种强势文化凌驾弱势文化、具有摧毁作用或取而代之的企图。这是跨文化交流必须特别注意的方面。我们祈望的是一种平和的、基于同情和理解的、具有诚意和热情的文化交流。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交流才能促进一国间或国际间民族相处交往的和谐，才能给这纷纷攘攘的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

　　不管在任何一个国度里，绝对的平衡一般上都是做不到的。故有所谓主流文化与支流文化或边缘文化的现象存在。经常的情况是：主流文化占着种种优势而形成对支流文化或边缘文化的有意或无意的压制。这种情况常表现于一国主要民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处理和安置的种种矛盾之中。居于少数地位的民族因此就变得特别敏感。大家可以从许多国家的实例中看到，有民族压迫的地方，首先表现出来的便是少数民族对其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显得特别在意、执着并刻意地加以发扬。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中，要避免形成种族的对峙和灾难，则无论主流文化还是支流或边缘文化都应采取积极和主动的态度作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以便取得理解和共识，而不是采取对垒式的动作。许多国家为确保民族和谐，都设有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法令和机构，以照顾和扶持的方式协助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繁衍，这是十分值得赞许的政策。公正和平等是跨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是民族和谐的基石。所以无论是一国间或国际间的跨文化交流都必须着重这个信念和准则，否则就会有失衡现象而导致双方或多方的不愉快，以致最终破坏了稳定与和谐。

　　在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度或一个区域（如东南亚）中，对于他族的爱国情操和心灵感受必须具备高度的敏感性才不致于造成不敬或伤害。从过去发生过的众多事件去分析，除却那些有政治意图的举止之外，这个定论有十足的根据。有过许多先例，一国国民轻率随意地批评他国或他族，在一个不适当的时机会即刻转变成不易收拾的局面。我们讲求跨文化交流也必须注意这种事例。

　　就新加坡的经验谈，做为一个国家，坚持的民族和谐政策采取的是各民族一律平等、一视同仁。在运作上，基于某些原因，政府在所谓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策前提下，一再强调原非本国各民族语文的英文至上独尊的地位，生怕华文沙文主义的抬头，妨碍了和谐的种族关系，新加坡政府或许有其恐惧的原由。总体来说，新加坡基本上做到对种族平衡局面的控制，但各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则离理想尚远。特别是在文学这个领域，各文化源流作品的交流非常不足，对译的作品甚少。各源流作家亦少有交往。既使是人数占最多数的华文作家与次之的英文作家之间亦欠缺交流的安排，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家彼此互不认识或甚而完全不知彼此的名字更遑论阅读对方的作品。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一直在这方面努力但基于各种原因，所取得的成绩有限。在艺术的领域，情况亦好不了多少。从这里可以看到语文的隔阂是文化交流的重大障碍。做为新加坡文化界的一分子，我深切感觉着交流的急迫性。

　　跨文化交流不是仅仅上中餐馆吃一碗云吞面或上西餐馆叫一客牛扒那样简单的事，而是一件长远而艰辛的任务。它要求各国各民族之间实事求是地深入认识与了解彼此间的文化和其内涵，相互汲取养分从而彼此融汇贯通。它是必须日以继夜、经年累月不断地进行的工作，在国家的层面上，在社会工作上，在民间等不同范围内，在家庭与家庭、个人与个人之间进行。

　　跨文化交流所强调的是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加深认识，增进情谊，建立真诚的交往和合作，在共存共荣的信念下，共同繁荣文化。

　　跨文化交流在寻求彼此的共性和共识，在共性和共识的基础上才能建立长远的合作。但也不忽略彼此间的差异，这差异其实就是彼此之特质或独特性，应给于十分的尊重。不因共性而淹没自己，不因差异而分裂是跨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

　　跨文化交流必须是双向而不是单程交通。语文的学习也是相互的。只有充分地掌握了语文能力，跨文化交流方能做得更好。

　　我们是搞文学的，因此我们最关心和关怀的是在文学上需不需要进行交流，有否进行交流？和如何进行交流以及进行的进度和效果又如何？从事文学工作的我们能为跨文化交流与和谐做些什么工作？

　　文学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和生活在文字上较深入和细緻的记录。文学是发乎情的产物，具有相当程度个人与民族的情感，因此是比较敏锐的感性文字。它同时亦带有浓厚的作家本身的固有的民族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文化素质。它因此比较贴切地呈现该民族对所述事件的感受和抒发作家及其所代表民族的是非观点。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较之其他文字的叙述和演绎应更贴近那个民族。正如我们阅读高尔基、托尔斯泰、苏辛尼津等认识俄国和苏联及其人民，阅读巴尔扎克、左拉、罗曼罗兰、沙特等认识法国，阅读狄更斯、毛姆、雪莱、拜伦等认识英国，阅读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认识日本，阅读马克吐温、惠特曼、阿瑟米勒等认识美国，而欧美人士阅读李白、鲁迅、沈从文等认识中国。

　　通过文学的交流特别是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能够更为贴心并震撼于其人物的思想感情强烈的波动，不论是通过翻译还是直接阅读原文，其效应较为透彻和持久。从各国各民族的发展来看，文学方面跨文化交流的工作还是做得太少，远远赶不上资讯的发展。较之物质文明或大众文化的传播，文学往往显得落后得很多，但它却是最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世界上许多人都知道或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马奎斯的《百年孤独》、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鲁迅的《阿Ｑ正传》等等，在文化交流的意义看，文学所取得文化上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深远的。

　　文学上的交流未能赶上资讯，究其因，主要是语言文字的障碍使然。过去少数人懂英文或他国语文，现在虽已大量增加，但从总体人口角度来看，还是非常之少。而这中间还牵涉到文化殖民主义的敏感课题，那是“你该不该也学习我的语文呢？”等复杂的国际民族关系问题。在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时期，语文所兼带的政治敏感度大为降低，但时不时仍难避免问题的突然发生，所以上文特别重调语文学习是双向的。

　　对文学作品的认识，除直接掌握原文的手段之外，翻译还是目前唯一的依赖。不管翻译是否用在视觉艺术诸如电视电影方面，还是不可或缺。不言而喻，大家都非常明了我们所面对的庞大而不易克服的困难，就是如何有效地把文学作品通过翻译及其他形式大量地进行交流以达致彼此间更为深入的了解。

　　我不想在此唱高调，具体的工作还是比较重要，那就是多举行这一类，双语的、坦诚交流的座谈和讨论，交换意见和心得，多举行双语并行的诗歌朗诵、散文和小说朗读和欣赏等，发动作家，有组织性地进行互译的工作，争取基金会的支持或设立跨文化交流基金会，支持与鼓励互译的进行和出版，并多多介绍彼此的文学作品，最好先创办一份这样的杂志，掀开跨文化、文学交流的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