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的个人空间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突然脱离大马来西亚宣布独立。对新加坡人民来说，这无异是平地一声雷，不知是喜是忧。作者们自然也一时未能完全适应这个政治大变化。一个弹丸小岛，缺乏天然资源，此后要如何生存下去，已是举国上下一时间需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去应付的大事。

建国初期混乱的政治局面

　　要了解建国初期十年文艺发展状况，必须首先认识到当时复杂的背景。1963年，新加坡通过与马来西亚合并而独立。在这前后的两三年间，局势比较混乱。

　　其一是当时印尼苏卡诺政权强烈反对大马联邦的成立，采取对抗政策并以武装颠覆，搞爆破以及招募并培训新马左翼人士为颠覆兵员，支持马共的斗争。

　　其二是新加坡左翼势力与当权派的行动党决裂后，另组“社会主义阵线”。左翼的目标是在新加坡通过宪制斗争议会选举法推翻以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政府；同时支持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来西亚的武装斗争，推翻大马联邦的政权，企图建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在60年代中，“社会主义阵线”领导的左翼运动终退出国会，采“城市游击战”方式搞街头斗争。其时，罢工罢课极其频繁。华校左翼运动亦特别蓬勃。适逢政府先后提出中学学制与南洋大学改制，学生运动打着维护华文教育的旗帜，进行罢考罢课、反改制运动，政府实行严厉的镇压和控制。

　　其三是新加坡取得独立后，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外在矛盾获得解决，接踵而来的是内部种族矛盾加剧。华、巫之间的政治分歧日益尖锐，在某些势力有意的唆使下，最终演变为种族暴动。

　　建国的最初十年，亦是新华文学困难的十年，这也符合国家在初创期间所面对的政治经济困难情况。新加坡在薄弱的转口贸易经济基础上，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借助西方工业发展的经验，开始建立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新兴工业。政府一方面镇压和打击左翼运动、控制与疏导职工运动、大规模建屋解决住房民生问题、实施“居者有其屋”计划，另一方面则大量引进外资开设工厂提供就业机会，解决失业问题，大大稳定了社会现状。由于先进国家的支持，工业发展的成功，使新加坡顺利地度过了英军撤离和经济衰退这两大经济危机。

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最初的五年，新华文艺阵营的两极分化体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文艺正掀起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争。这个论争部分亦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大分裂，严重影响着当时文艺工作者的政治认识和文艺思潮。国际局势的发展与新马分家的既定事实，导致作者们必须作出严峻的抉择。除却写实派和现代派的论争之外，就是写实派亦因此分裂为激进派与温和派。

　　拥护当权派的作者们通过行动党机关刊物《行动报》以及报章副刊、纯文艺杂志等歌颂新加坡立国，为建设“国民意识”服务，为工业化欢呼，也反映当时劳苦大众的生活。如于50年代末便已闻名的周粲、钟祺、赵戌、泡蒂、谢克、杜红、吐虹、李向、杏影、孟毅、苗芒、苗秀、李汝琳等在诗歌、散文、小说与理论等领域积极从事耕耘，为建国文学努力。

　　反对当权派的左翼文艺则以“社会主义阵线”的机关报《阵线报》的文艺刊物〈旗〉为主要基地，配合着左翼工团的杂志、板报、油印小册子等形形色色的宣传媒介，进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极左的左翼文艺工作者追随国际共产主义的发展，紧跟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高张文艺为政治服务，是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政治斗争武器的旗帜，在《旗》及《新青年》等副刊杂志中实践。建国初期的经改和社会现象，在温和派的笔下和激进派的笔下，有完全相反的诠释和反映：左翼文学其时的主题大多为反大马来西亚、反行动党政府及其政策、反服兵役、反因兴建组屋迫迁等措施，宣扬共产主义，最初从隐晦到1966年后公开支持马共的武装斗争。

　　进入70年代后，随着左翼势力的日见衰退和瓦解，极左的文艺表现也渐次隐没：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争也沉寂下去，以后的论争中，实际上已不含政治意味而仅是文学方法论的探求，因而也就比较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实质上，后来的发展是双方都不约而同、不经意地采纳了彼此的创作原则和方法，致使双方的差距大大缩短。写实主义者在平实的创作中采用意象的营造、意识流的心理描写等现代主义创作方法；而现代主义者则从难明的意象转而为易懂，从晦涩的语言和古怪的文字堆砌改以浅白平实的表达方式，从纯抒发个人内心、追逐个性，转而关注社会民生、关注华社、华教、关注语文教育，关注根与文化的延续。这种合流现象大大促进文艺界的交流合作和团结。

文艺新军的涌现

　　建国初期的十年，新华文艺在创作方面基本上活跃，虽则发表的园地不多，但却涌现了大批新作者。他们是李贩鱼、风入松、岭上青、长谣、孟毅、陈华淑、王润华、淡莹、杜诚、骆明、史英、流军、原甸、秦林、严思、佟暧、高静朗、贺巾、忠扬、史阳、槐华、谢明、谢清、莫河等。

　　其时，有另一批青年作者从大学校园闯入社会、闯入文坛，以全新的姿态，以突破传统、源自西方、源自台湾现代主义的概念和方法去写诗、散文和小说。开新华文学现代主义先河者以牧羚奴为首等数十人，他们是完颜藉、零点零、英培安、岗子、文恺、林方、孟仲季、贺兰宁等。

　　在建国十年期间，报章副刊有《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和《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和〈艺文〉、《民报》的〈新生代〉、《新明日报》的〈新风〉、《阵线报》的〈旗〉等。杂志则一时甚为蓬勃，有《赤道诗刊》、《笔端》、《茶座》、《新社文艺》、《新诗月报》、《岛屿文艺》、《北斗文艺》、《大学青年》、《建设》、《奔流》、《现代文艺》、《激风》等。由于局势的限制，有些杂志仅出得三几期便告停刊，在50年代蓬勃一时的单行本出版社，此时期亦渐趋沉寂。

多姿采的文艺创作

　　小说在创作量上，历来是新华文学的主要收获。但自建国以来，报章副刊大量缩减，杂志出版由于出版成本与销售量成反比例，大多不能生存。发表园地大为减少，不克容纳篇幅较长，字数较多的小说作品。出版社亦无绝对销售把握，致使出版单行本亦面对困难。于是近年来短篇、中篇创作锐减，长篇则更是绝无仅有。

　　近十年来，小小说或称微型小说应运而生，大行其道。1980年《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浮雕〉及〈文林〉开始刊载小小说及介绍这方面的创作理论。由于篇幅短小，在数百至一、二千字之间，占据版位有限。小小说讲求短小精悍、文字简练、推理性强而内涵丰富，符合当前后现代讲求快餐式生活的阅读方式。新加坡的小小说不愧为新华文学的新生力军，众多作家竞相加入创作队伍，经常发表作品者不下百名之多，除在本地报章副刊发表外，尚在大陆、港、台等地投稿。评者咸认为新加坡微型小说水平颇高，颇受世界华文文学界注意。新加坡作家协会特设《微型小说》季刊，提供更多发表园地，扩大它的影响。

　　这二十多年来，新涌现的小说作者甚多，自60年便投入创作者如牧羚奴、英培安、流军、周粲等至今仍努力创作。有趣而令人感奋的是在70年代，一下子涌现了大批女性小说、散文 作者。他们是青青草、尤今、蓉子、孟紫、张曦娜、尤琴、蓝玉、君盈绿、梅筠、杨秋卿、艾禺、罗伊菲、商晚筠、孙爱玲、刘培芳等。受评论界特别注意的有孙爱玲、张曦娜、商晚筠、尤琴等。

　　总体来说，由于小说作者所从事的业务各异，生活接触面各殊，因此表现的风格亦大不相同。一般来说，除个别作者和作品外，新华小说有几个基本的问题。首先来自小说作者的职业局限。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新华作家是教师，因而校园生活在作品中反映得最多也比较成功。他们也企图去剖析圈子以外的世界和人物，小说所显现得便相对平面化，内容贫乏而未能触及生活的本质，其次是创作方法受传统影响较深，表现手法老套。欣喜的是微型小说在这两方面都有所突破。短篇、中篇成功之作在近年也有所增加，由于许多创作禁区的无形开放，小说的创作领域便相形扩大。

　　诗歌在任何时候仍是最受欢迎的创作形式。建国后涌现的诗人之多远胜其他时期。除曾在50年代末出版《孩子底梦》的周粲，在60年代仍以唯美寻求诗与散文更高境界的创作之外，杜红、泡蒂、钟祺、柳北岸、李汝琳等亦成为诗坛主力。

　　此时似群星闪耀一般在诗的银河里发光的诗人有以《我的家乡是座万宝山》奠定其诗坛地位的原甸、以《巨人》像巨人般夹着现代主义狂飙闯入诗坛的牧羚奴、完颜藉，以《在生活的道路上》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疾苦的李贩鱼，以《橡胶树》乡土气息，带来台湾现代诗影响的王润华。还有孟仲季、英培安、长谣、陈捷、白岗、史英、周天、山河、严思、南子、梁钺、谢清、蔡欣、康静城、贺兰宁、蓁蓁、林康、长风葛、梁上白、林方、林也等不下百人之多。70年代以后，灿烂的星群又增加许多新星。这时有杜南发、潘正镭、吴垠、莫邪、赵慕媛、刘含芝、李永乐、周望桦、董农政、许福吉、希尼尔、乐子等。80年代至近期则有华之风、木子、伍木、川依特、傅艾草、杜文贤、戴畏夫、梁文福、蔡深江、黄广青、韦铜雀等。

　　当前的诗坛已不再标榜某种流派。诗人们，特别是青年诗人们都在尝试各种表现手法，并大胆地以各种题材入诗。呈现出来的便是诗歌大拼盘，五光十色，各显异彩。可喜的是诗人们都不再追求艰深晦涩而更刻意在意象的营造上下功夫，感情的展示独特而强烈，风格从婉约至冷峭兼而有之。没有一种风格能在此时独领风骚。

　　散文的产量远超各类文体。新一代的散文自70年代始追求创新。文字清新脱俗，受现代主义的影响，改以丰实的意象代替陈旧的比喻和象征，执意于个人内心的感受。80年代的散文则更注意社会层面诸问题。探求问题的实质更多于文采的经营，社会性较强。特别是在60年代盛极一时的杂文，在80年代再度兴起，着眼于教育、文化层面不合理现象的批评、抨击和讽刺。在众多的作者中，尤今仍以其游记独居一席之地。蓉子则以中国经商见识和经验，抒发对中国开放后诸现象，褒贬有加、嬉笑怒骂。刘培芳以其清润雋永富于感情的笔调、绚丽的词采，渲泄市民和自身的内心感受，特别关怀大自然的生态、环保意识，与文化忧患意识为散文的主体。张挥则在意于教育界的时弊，予以鞭策、批评，在嘲讽中寄以改革的期望。散文的社会性紧扣社会思潮的指向。

华教处境引发的教育文化忧患意识

　　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其他政治和历史的原因，自建国以来，新加坡便实行了英文至上的教育和社会政策。英文至上政策的推行结果，华校学生锐减，华文小学纷纷因学生人数不足而关闭。华文中学则在英语第一、母语第二的政策下，除华文一、两科外，其他课程皆以英语授课。学校行政语文亦一律改用英文。唯一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也在1965年宣布改制后改以英文授课。南洋大学最终在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而遭遇完全关闭的厄运。这种为求政治和经济稳定而在语文政策、教育和文化政策上过度自我抑制的作为，足足牺牲了一代华校生的利益，也使华文教育急速地走下坡。

　　二十多年来，虽一再强调双语政策的重要，但在具体实施上却有极大的偏颇。不幸的是，这政策也造就了一代崇洋西化失根的人。其中不少追求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不顾国家和社会的集体利益，也欠缺社会和家庭价值观，更遑论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或许已经成为新加坡当代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政治上、在社会风气上造成不可弥补的缺陷。

　　近年来，由于国际大气候的转变，华文、华语的经济价值急速上升，华文、华语因而再度受到肯定。搞了十多年的，原来的目的在于代替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最近在推广层面上也提升到学习华文的高度，并发动和鼓励受英文教育者学习华文和华语。

　　漫长的二十多年，华族、华社、华教、华文文化、华文、华语、华校生所面对的种种困扰、压抑、愤懑和不平等状态，实无从渲泄。这种苦闷和失落在身为华文教师的心中更加沉重。新加坡作家当中超过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教师或教师出身者，要不便是报人。他们深具这种教育与文化忧患意识。多年感受着心灵的压抑、身分的贬低、工作上遭遇的排斥，以及重新适应新的语文环境，使他们深受创伤。最后终究突破禁区，发乎为文，以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渐次强烈反映对语言文化的危机感和不平现象。从事这教育问题小说创作者有张挥、林高、林景、南子、黄孟文等众多作者。从他们的作品中，让我们概括地和感性地认识了当前教育环境和华文教育、华文教师的可悲处境。张挥的小小说集和它的主题小小说〈45·45会议机密〉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它描绘了在英文至上政策下的学校环境，女校长如何把学生的英文及格率的下降，巧妙地把责任转移到原不该负责的所谓“变流教员”（由华文源流转英文源流的教员）肩上，而不是由“科班”出身的英文教员负责，并借此逼使他们“自动申请转校”。张挥以几组数字巧妙地增强了小说的嘲讽和戏剧效果，此小小说集共收十九篇小小说，其中半数皆涉及这微妙而敏感的语文和教育问题。〈X就让他X吧！〉、《我是一粒球》、《网中人》、《翻译应用文二则》、《方老师的眼泪》等都揭示同样的主题。

土地的变迁，现代化的失落情绪

　　新加坡在建国后这29年来，经政方面除最初几年略有波动之外，都在平静的局面中稳步迁升。全国在有计划的急速建设发展中，乡村几乎全部消失，继之而起的是一座座组屋与店铺林立、交通方便、公共设施完备的新型市镇。人民的收入和物质生活大大提高，精神面貌也为之改变。可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却不因物质生活的提高而更为丰富。社会急速的变迁、现代都市的昂贵生活、强烈的竞争，带给人们沉重的生活负担和压力，产生无从解脱的心灵困境。依附土地从事农耕的老一辈人在迁入组屋后，过着在组屋底层空间不知何所适从的老年日子，失落和迷惘深深刻在每张脸庞上每一条皱纹之中；也使那些原来在泥巴中长大的孩子，在脚不着地的楼阁中滋长一分对土地的失落之情。于是有“我迷失了方向，在这熟悉的土地”（希尼尔《土地印象》）的呼喊，怀念着过去乡村的晨景！

古早古早以前的清晨
浓雾总徊逗在椰林与泥土之间
不肯离去

潘正镭在《赤道走索》中渲泄着也有此一股对土地的执着：

穿林是昨日驶过黄泥交错土丘
的是昨天吗？
还在回忆与气根争呼吸的日子
牵牛花，何时
已探首枕木，报响
四方涌动而来的机器脉博
工厂组屋谱写蓝空的曲调
    〈发轨〉

母体文化的情牵

　　自美国黑人掀起寻根热，《根》这部电影和它的原著广泛流传之后，寻根成了世界潮流。世界各地华人原就对乡土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寻根自不在话下。可是，自1949年以来，政治制度的隔绝，寻根曾是敏感的感情表现。文化认同有被误会为政治认同的危险。直到中美建交、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实行经济开放改革政策之后，文化认同和寻根才被重新肯定。
基于教育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以及经济繁荣和全面西化，触发了华族的文化忧虑。人们缅怀母体文化，追溯源流，再展现这不可解的文化情结。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
从遥远的万山流向大海
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
把漫长的黑夜渐渐点亮

为了大地和草原
太阳和月亮
为了生命和血缘
生命和血缘
每一条河都要流下去
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
    杜南发〈传灯〉

一支苦难点燃的香火
炷头在这里，袅袅的烟薰黄
那南方啊南方的小岛
另一页另一页的牵念
另一页另一页的历史
归人，我是吗？
    潘正镭〈还乡〉

　　像杜南发和潘正镭一样，梁钺、文恺、雨青、南子、长谣、希尼尔、周天、郭永秀、贺兰宁、原甸、陈剑、谢清、蔡欣等许多诗人和作家都因深受华文教育的薰陶，对于母体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切不断的文化情牵。这种具有血缘的关怀不因身处异地或成为他国公民而泯灭。另一诗人周望桦说得好：“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家族里，族人自小便给了你许多家乡的平面印象，等到真正返乡，一切都具体起来，你才明白，源头是什么？家族是什么？血缘是什么？”新加坡诗人和作家这种对中华文化的情绪表现应是对当前文化处境的强烈反射。

数位小说作家与作品简介

一、张挥
　　张挥出生于40年代，3岁时随母从马来亚逃离到新加坡定居。母亲是一位女工，在橡胶或啤酒等不同的工厂工作，一家生活十分困苦，自小学五年级始便在老作家以今的启发和指导下学习写作，60年代初便投身教育界，30多年来，他目睹了华文教育的起落浮沉。1976年发表处女小说集《再见，老师！》之后，更持续写作至今，先后出版了《琐屑集》、《那一豆灯光》两本散文集、《马的牢骚》、《马的唠叨》两本杂文集、《45·45会议机密》及《十梦录》两本短篇与小小说集。此外，他还是位画家。作为一位道地的写实主义者，他善于以朴实的语言去刻划人性的谬误和矛盾，并提出震撼人心的反思课题，揭露和抨击不平的现象，张挥的教育问题小说被评论解读为当代的《儒林外史》，是“批评求取科举功名心切，以致是非颠倒的讽刺小说”。（伍木〈新儒林外史〉），并且认为“这些小说存在杂文的影子”（怀鹰〈教育问题小说初探〉）。〈45·45会议机密〉是他近年最成功的佳作。

二、希尼尔
　　希尼尔是一位外资电池厂工程技术人员。70年代中开始进入文坛。他写诗、散文和小说，是一位平衡并成功的多面手。他的作品都植根于土地和传统之上，对新加坡有一分深沉的乡土之爱。王润华说：“他把现代诗艺术技巧带进了小说。”并认为他的小说的乡土成分促使写实主义深刻化。做为技术业务人员，他亦有较广泛的生活接触面，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透过新闻和事件发现问题和真理。
他把新闻资料和生活中天经地义地存在，但却不合理的诸种现象，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技巧地衍化为诗、散文和小说再现于读者面前。他勇于思索，又善于使思想升华为情感，把复杂的生活现象，以极简练却涵意丰富的语言去刺激读者的反思。他先后出版了诗集《绑架岁月》和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于承受的重》。评论者咸认这两部作品是这十年来新加坡文学的重大收获。
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新加坡建国以来土地的变迁、历史传统和文化面临现代化及西化环境的考验，以及人们在急速的变迁中引发的内心的困境。试举他一篇佳作《舅公呀呸》为例。这小小说描写一个“我”（叫符家兴的学生）跟着舅公参观文物展。这个“我”对传统文物十分无知。舅公于是买了一本《华人传统》的书让他慢慢读。他在课堂中阅读时，让英文老师金毛狮王发现，《华人传统》就毁在他的手上，还被捉去见主任密斯特奥格斯汀陈受罚，当他把事情原委告诉舅公之后，舅公说：“你只不过丢失了一本书罢了，他们却丢失了一个传统。”这篇小说不足千字，揭示了90年代的新加坡在英语至上的语文环境中，语言分化的华族间的矛盾，以及某些失根的人自毁传统的可悲情景。

三、英培安
　　英培安在60年代中开始创作。首先便以诗《手术台上》和《无根的弦》以及匕首投枪式的杂文闯入文坛并创办《茶座》杂志。至今已出版《人在江湖》等不少于十本杂文集。70年代中期之后，英培安便从事小说的耕耘。出版过《寄错的邮件》、《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和《孤寂的脸》。后两部中篇小说都企图描写现代男性的困境。前者主要反映因两性关系的变化和造成挫折而引发的种种问题。后者则描写一位受华文教育的男人面对诸如妻子的贞操、对亲人的孝道等问题导致道德观的困扰，和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的种种剧变。英培安对小说情节的处理和人物的描写，一反传统的顺序叙事技巧，而以跳跃的、倒敍的结构和意识流心理的描绘去进行人物内心活动的剖析。作者自己认为《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在风格上较接近索尔·贝娄（Saul Bel. Low）的心理写实主义，《孤寂的脸》则接近法国新小说。

四、流军
　　仍坚持传统写实主义手法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流军，继《浊流》之后，共花5年的时光做过大量人物采访和研究，完成了最新一部长篇《赤道洪流》。小说的背景是日本南侵时期的马来半岛南部的胶园和矿山。人民在强权统治下所过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悲苦生活，以及抗日军对抗敌人的英勇事迹。主角田雨丰是一位新闻记者，在逃亡中流落敌区后，辗转入森林参加了游击队。之后，在抗日军中他当了政治指导员。他与抗日军第七中队队长江少华领导的抗日军，与村民同日军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书中人物多达30多个。这部长篇是流军计划中的《山河泣》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近年来新加坡文学唯一的长篇创作。
这样的题材在过去仍属“禁区”。流军创作始于60年代初期。以《热爱土地的人》等短篇小说反映劳动人民勤劳朴素的生活和受压迫的遭遇，被评为乐观的现实主义佳作。一度停笔从商。80年代初终弃商从文，出版《浊流》（长篇）和中篇《蜈蚣岭》，1993年出版中篇《暗渡陈仓》。

五、陈瑞献
　　陈瑞献在60年代，以牧羚奴的笔名，夹着现代主义狂飙驰骋于诗坛。他通晓华、英、法、巫等多种语文，从欧美文学中汲取现代主义精髓。
1968年出版诗集《巨人》，成为新华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主义诗集。他亦以现代主义手法创作小说，开新加坡现代主义小说之先河。他亦是文与艺双棲多面手，除诗歌、小说、散文、寓言、论述、翻译著作甚丰外，尚是新加坡首席艺术家，擅油画、泼墨、书法、雕塑、艺术摄影等。他潜心佛学，并常以哲理和惮思融合于作品之中，植根于生活中，他常以超常的洞察力窥常人之所不能见，而以揉合东西方传统之簇新手法，去表现现实的复杂场景和面貌。

　　1967年，他以短篇〈平安夜〉一炮而红，奠定了文坛的地位。〈平安夜〉以极其流畅的生活语言描述几个私会党徒的故事，反映60年代下层劳苦人家的喜怒哀乐。他的另一著名短篇〈针鼹〉亦同样着眼于小人物。描绘几个靠小驳船到轮船上兜售物品的海上小贩，在中秋前夕，冒着生命危险，惊心动魄地攀上货轮去抢摊而引致彼此格斗的故事。陈瑞献十分熟悉劳苦群众中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遇和处境。通过对他们苦难重重的生活描述中，映现人性的复杂层面，阐释人生的意义。他并不以批判或谴责的笔调去描绘人生，而往往在极纷纭的场景中，极坏的人性纠葛中去显现善和美。这种表现手法是既写实亦十分现代。陈瑞献已出版著作达23部之多，其文学创作精华近收录于大陆长江文艺出版社印行的5册装《陈瑞献选集》中。

文艺书籍的出版与文艺政策
　
　　新加坡人口仅得3百万人，华族人口占百分之67。长期以来，华族语文的分化以及英文至上政策，使得华文、华语日见式微，阅读华文书报的读者有日减之虞。

　　一般诗集能卖个三几百本、散文能卖个七、八百本、小说能超过千本那已是可喜可贺的现象。一般知名度较高、书本能发行至中学者或可卖个二、三千本则是难能可贵。这样的书籍市场自然无法支持得住专业作家的生存。新加坡作家全都是业余的“文艺发烧友”，出版书籍也都是自掏腰包。作品如能获得宗乡会馆、热心机构或个人赞助，那自是欢天喜地的事。这些年来，个别宗乡会馆热心文化，斥资赞助学术和文艺书籍的出版，对推动新加坡文艺起着重大的作用。其中表现最佳的是潮州八邑会馆，自其文教委员会出版组成立以来，已有系统地先后在5年内出版了数十本作品之多。同安会馆及宗乡总会亦不落人后。

　　1988年始，政府有鉴于经济高速发展后，国民文化素质反日见低落，提出积极提高人民文化素质、走向优雅社会的建议。于是成立了一系列的文化委员会，从事各艺术部门问题的研讨并作出建议、报告，制订发展策略和方案。次年，国家艺术理事会成立，具体掌管文化艺术计划付诸实施事宜。目前，仍以视觉艺术为主要工作重点，文学作品出版方面则设有辅助计划，作家可申请出版辅助金，只是为数不多。

　　除杂志出版必须事前申请准字外，书籍出版无须申请批准。但对进口书籍、杂志、报章仍有检查制度。基本上只要不在种族、政治、宗教、黄色与暴力这四方面触犯现有条例者一概放行。对本地出版物，这四个禁制一样适用。如发现有颠覆性言论、鼓动种族仇恨、挑拨宗教情绪、渲染色情与暴力者则立即禁止发行、销售和收藏，违者严惩。

原文发表于台湾“幼狮”文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