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的个人空间

引  言

　　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的社会面貌产生巨大的影响，意识形态的改变往往导致社会的重大变革与人民生活的改进。证诸中国自解放以来到今天，不同阶段的政经局面、社会面貌、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势，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意识形态变化带来对社会的强大冲击。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改变使中国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的，在新马，意识形态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使我们的社会随之变迁。

　　由于新马社会的种族、宗教与语言文化的多元性，意识形态与之交织因而形成复杂的社会情势。本文只求宏观的阐述而不作细微的考察，因而本文仅仅从主流政治切入来讨论意识形态与社会变迁。旨在说明这四十年来两国在意识形态上较大的转变与其所造成的政治社会局面，从而窥视其将来的发展和影响。

　　从意识形态的分野来说，新马这四十年的社会变迁脱离不了三股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势力消长。首先是共产意识形态与非共意识形态的博弈，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延长部分，属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的范畴；再来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较量；最终就是民族国家立国方略与国族营造的利害权衡。

　　当我们谈论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社会这四十年来的变迁，自然是指自从新马分家以来的四十年，即从1965年起至今2005年这个时段。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无奈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结束了新加坡作为马来西亚一个“特殊的州”成员的地位，也毁灭了新加坡行动党及其秘书长李光耀在马来西亚政治的发展宏图。新马人民被迫接受新马分家的事实，痛苦地去面对一个“割裂的马来亚”的现实。从此许多家庭一家人被强迫分裂成为两国人，要去承受由于新马分裂所带来的政治纷争的压力、为此后各自的政治前途做出痛苦的抉择。在马来西亚成立以前，无论哪一个党派、哪一族人在政治地域观念上，新马从来就是一家子。马来亚就是马来半岛加上新加坡岛，新加坡岛是马来亚不可分割的一部份。1965年这看似偶然的政治突变，从此割裂了马来亚，改变了新、马社会发展途径，造就了此后新、马社会变迁迥然相异的图景。

　　历史是不能分割的，1965年以后的历史，事实上与之前所发生的事紧密相关，因而这四十年的社会变迁自然脱离不了前此历史的影响。

民族国家与新意识形态

　　所有于二战后，在民族民主独立运动中产生的民族国家，一方面在持续的冷战当中寻求意识形态的依归、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却必须面对立国根本与解决实际的民生问题，发展经济以增强其民族或国族及其国家实力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主题。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其著名的《意识形态的终结》（ The End of Ideology）一书中写道：

　　“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正当19世纪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论争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就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中蕴含着20世纪50年代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

　　丹尼尔正确地论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旧意识形态的交替情势。新马政治发展正处于这个阶段， 1965年分家后，新马两地虽越走越远，但也不得不走民族国家的道路。1965年以后的国际局面，特别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政治局面，更突显亚洲民族国家的政治特征，国家利益重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新马在分别自治与独立后，立即面临建国的难题，民族与国家的需要重于一切，开始寻求可行的经济立国方案。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分家的时刻，这课题显得更为迫切。到了70年代，新马的立国方略与实践基本成型。八十年代以后，国际局势的进一步演变，使到区域合作变得更为必要 ，因而更突显了这个趋势而更着重于务实政治的耕耘。

　　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的确在新马产生积极的作用，两国都先后取得经济长足的进展。然而，在新马，民族国家绝非如西欧“一族一国”由文化民族组成那么单纯，而是一个多元的结构，是一个政治民族的复合体。按斯大林民族理论的民族定义 ，新马各民族在民族国家成型后，应已成型为新马的政治民族或称国族 。事实上，马来西亚的政治民族仍有待成型。政治民族是“臆想的共同体” ，他牵涉到主权、宪法、公民资格与权力等敏感内容。马来西亚以单一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替代国家意识形态严重损害少数民族的利益，致使“马来西亚人”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新意识形态（真正的国家意识形态）无法产生其凝聚力。相对而言，新加坡以强势的国家意识形态取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构成“新加坡人”这个政治民族的符号而取得相对强劲的经济成长与国力的上升。

新马立国后共产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式微

　　在新马，事实上丹尼尔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则远远尚未完结。在区域性意识形态兴起时，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左”与“右”的斗争还在剧烈地进行，这之间的交替和转换以更长的一段时间来完成。事实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在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高涨否定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议题 。

　　在那个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仅仅在冷战、而是以惨烈的热战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中印半岛的战争正从越南扩展开来，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泰国的共产游击战也迅速地进行。处身泰马边境的的马共，也在中国的支援下重整旗鼓，于1962年实行新方针政策，从57年后的“偃旗息鼓”退伍政策转变为招收新兵、重建武装、开展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游击战 。在新加坡，左翼正式与行动党决裂，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以之抗衡 。在马来西亚，劳工党、人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则更早团结起来组织起统一战线称为“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 ，为争取在马来亚及后来马来西亚通过宪制途径实现社会主义立国而努力。

　　五六十年代是伟大的年代，全世界都卷入意识形态的壮烈斗争之中。五十年代是全世界反帝反殖的年代，亚非拉许多殖民地掀起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纷纷取得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六十年代则因民族主义的膨胀致使世界情势的转变，也因而导致共产意识形态产生分裂。从五十年代中期发生的克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到批判、中国对苏联大国主义的不满和矛盾，引发中苏思想分歧的论争，到了六十年代则全面白热化。中苏决裂，毛泽东正式发起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全面批判，形成
共产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剧烈斗争。从中共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九评》 ，这股斗争思潮强烈地影响着全世界的反帝反殖的斗争，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无不波及，并在这意识形态斗争中做出取舍、认清方向。毛泽东的激进思想形成为毛泽东思想，成为世界革命的最先进意识形态。这也明确显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领导中心已经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也在1965年，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更进一步把斗私批修发展到极致，从而这最激进的意识形态席卷全世界。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左翼紧跟这股激进思潮，也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式，在新、马开展对内对外的大批斗。两地的左翼最终放弃宪制斗争的途径，走出国会，搞起所谓议会外群众斗争 。

　　1965年新马分家时，马共没有很好地掌握这分家的政治现实，主观上仍然坚持着马来亚的政治地域概念，从而无法摆脱固有政治理念顺应或主动掌握新的政治形势做出相应的改变。新马左翼则因此分裂。一派沿袭固有信念，跟随马共，坚持马来亚的斗争；一派则接受新马分家的现实 。马共与新马左翼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开始后，便一直紧跟中共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路线。1965年以后，追随中国文化大革命，奉行毛泽东思想，走的是极左的革命路线 。

　　在新加坡，自从李光耀在1963年2月2日以“冷藏行动”大逮捕 ，进一步全面掌握了政治主动权之后，左翼或马共均无法发挥其重大的政治作用而在主要政治舞台上无能扮演积极的角色。在马来西亚，马共继续追随着中共的路线，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进行着乡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于1970年派遣多个突击队南下 ，建立在马境的游击根据地，然而却无多大建树。中共自1976年推倒四人帮后，开始了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走市场经济路线，终于结束了输出革命的道路，放弃对马共的支持而马共不得不寻求和平的道路，放弃武装斗争，而在1989年12月与泰国及马来西亚政府谈判成功而签署和平协议下山，结束了长达41年的游击战争 。

　　新马左翼则因为一方面受着极左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屡遭新马政府的严酷镇压，促使左翼对宪制斗争完全失却信心，不再存有幻想。新加坡社阵首先退出国会，展开街头斗争。马来西亚的社阵则因人民党与劳工党在语文问题上的论争不能妥协而退出社阵，致使这左翼统一战线因而瓦解。劳工党则步上新加坡社阵的后尘，杯葛大选，在全马各城镇大搞议会外群众斗争 。由于这极左的路线与行动严重地脱离群众而导致整个左翼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先后于70年代初及其后致使组织全面瓦解，新加坡社阵无疾而终而马来亚劳工党则于1972年注册被吊销而结束。六十年代末，过半左翼上中层领导以及众多基层干部都遭逮捕监禁，左翼运动已呈半地下斗争状态。1969年五一三种族大屠杀 之后，部分左翼正式转入地下，纷纷组织地下革命组织如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同盟、马来亚爱国阵线、马来亚独立同盟等等，支持马共的武装斗争。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除了马共的第五及第六突击队分别为五六十人及八十至百多人（除由边区南下的数十名游击队员外，其余都是当地上队的上述地下成员）、分散于吡叻与彭亨两州继续战斗外，新马公开左翼运动基本处于瓦解状态。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东欧各国纷纷脱离苏联的控制，推翻共产政权 。国际共产运动趋于崩溃，冷战结束，共产意识形态的渐次式微，新马在这方面的意识形态斗争也趋于平静，人心开始转向。这时，新马民族国家经济建设取得成效，处于腾飞状态，这更强烈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社会面貌。 

新加坡的立国意识形态

　　让我们来审视1965年新马分家后，两地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什么表现。分家后的情势是，新马之间不但越走越远，而有各走极端的趋势。

　　新加坡不得不走民族国家的道路，虽然基于东南亚地缘政治的关系，必须由衷地奉行种族平等政策，以争取国内外政治的安定。迫切的任务是如何在没有资源的条件下立国。李光耀说：“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他又说：“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效率……… 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任何国家，立国后第一要务实便是解决立国根本与民生问题。新加坡自然无法例外，事实上，自1959年自治以来，行动党本着其建国原则，首要任务是解决新加坡严峻的住房与就业问题。一方面在政治上面对着与左翼意识形态剧烈斗争中谋求出路，一方面需负起执政党的责任立即发展国家经济与解决人民生活的难题。李光耀与其人民行动党面对的是严峻的政治考验。在立国的政治考量上，李光耀把新加坡的出路建立在与马来亚联合邦的合并上，对英殖民政权所炮制、由马来亚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提出来的大马来西亚概念立即赞同。这当中，也有李光耀的政治野心和伟大宏图。因而在1965年退出大马前，他把工作重点都放在于大马建立行动党的架构和网络上以及与巫统为主的联盟的政治角力方面，一方面则在新加坡的建设上着力。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新马，特别是新加坡，地处东南亚的要冲，对大国特别是英国而言，在其环球政治、经济、军事的运筹帷幄各方面都特具战略地位。英殖民政府由于新加坡对英国远东策略与战略的重要性，一路来对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便分别对待，在政治上，一直以来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新加坡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有别于作为英国属地的马来联邦 。

　　由于英国殖民政策对新加坡的特殊性，也造成人口种族成分的差异性。东南亚一直以来便是华人南移开拓农、工、商业之地。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理位置最为适中的一个商业城市和世界最大转口贸易港，众多华商以新加坡为基地，发展东南亚的商贸，势之所趋，大量中国移民前来新加坡。英殖民政权自然高兴看到华商所带来的繁荣兴盛，对于大量华人移民则喜忧参半，故而在移民政策上，时松时紧。最终，华人人口占新加坡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成为马来亚华人人口最多的城市。从种族政治的角度去考量，这是后来在合并入马来西亚时，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在当时，新加坡作为一个“市”加入马来西亚，加上沙巴及砂劳越的华人人口，华巫人口对比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位置 ，带给马来西亚总人口一个相当具冲击性的政治因素。因而一旦政治形势出现倾斜，势必引起某方面的情势紧张或政治恐慌。

　　英殖民政权的种族分化政策造就了新马种族政治体制。合并后的马来西亚，一直处于种族紧张状态，一度还引发了在新加坡的种族暴动 。从事情的起因来研究，不难看到这种族暴动背后的政治原因。历史没有假如，但以情势推理作为可能性研究还是许可的。因而我们设想得严重些，对合并两年的两地政权的合作与冲突看来，假如1965年新马不是采取分家的办法，而持续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话，我们实在不难推断五一三种族大屠杀将提前到来。而在当时的情势，冲突还可能严重升级，甚或变成类似南斯拉夫的种族战争 。历史若走了那样一条路，这四十年的社会变迁将又会是一个什么模样？1965年割裂了马来亚，新马分家形成定局，这历史不可逆转。往后多少年，新马有可能再次合并，我们无从揣测。但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指标可以说明，那就是只要新马仍然奉行种族政治，再合并无由企望。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依靠马共与左翼的力量取得政权后，立即全面进行对马共与左翼的封杀，逮捕左翼领袖、封禁左翼团体、削弱左翼的力量，极力摧毁共产意识形态 。1965年以前，行动党主要藉马来西亚政府对付左翼。1965年以后，则需亲自更雷厉风行地执行镇压左翼的政策。在意识形态上，与左翼划清界限，巧妙地以国家民族主义作为新意识形态来团结国民，确立非共民主社会主义民生政策，标榜议会民主、民族平等、经济建国的务实政策，建立民族国家。实行一党专政、威权政治的统治，以务实主义、以外资建立和发展国家经济。作为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处于动荡的东南亚、夹在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如果没有大国的支持与作为后盾，处境是十分脆弱与危险的。然而寻求任何一个大国作为后盾都极容易成为附庸。新加坡以多国外资入驻新加坡，一方面通过外资进入国际市场，一方面外资成了新加坡的保护盾牌。新加坡逐渐从外资的引进发展经济和累积并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在独立之初，如何使国人能齐心一意来共同建国？新加坡刚从混乱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刚从与狭隘马来民族主义的较量败阵下，如何整合人民的思想，为立国建设奋斗而不再纠缠于各种政见的争辩，李光耀与行动党把“国家存亡”摆在了一切考虑的首要地位。从这开始，因势利导，在国民意识的塑造与建立方面，行动党有计划、有步骤地以忧患意识、外来与内在的种种威胁、经济立国的需要等共同课题，一再强调新加坡的脆弱性，一再塑造新加坡人的共同信念，建立国民归属感 。工业化、现代化、“新加坡民族主义”（新加坡国民意识）实际上是新加坡立国与维系人民与统一思想的“生存意识形态” 。从此，行动党人不再提起前此标榜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以务实主义挂帅。这种务实的意识形态最初为着建设国家政策的合理化而设，后来渐次从经济领域展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新加坡立国后长达二十年的时段里，这意识形态为行动党造就了稳定的政治局面、良好的投资环境、安定合理的劳工制度、活跃的商贸空间以及成功地解决失业问题（1965年失业率为14%）到全民就业、居者有其屋计划成功改造新加坡的居住条件、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 。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是在一党独大、政治威权合理化的条件下取得成就，使新加坡从一个殖民地转口贸易港迅速发展转变为工业化现代国度。行动党标榜民主社会主义，但在经济建设上，新加坡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 。英军撤退时期，新加坡一度面对困难，但工业发展计划取得长足的进展及大量外来投资疏解了这个危机 。行动党政权在经济发展上充分发挥其作用，政府全面控制了工会，一方面制定了有效的劳工政策和相关法令，有效地钳制了工人的罢工行动；一方面以协商与仲裁程序，保障工人的利益。这些措施创设了和谐的劳资关系，从而完善了稳定的工业环境 。威权政治管理的成效可从逐年增加的新加坡人均收入中看到。它从1959年的四百元美金增加到1990年的一万二千二百美元，从1999年的二万二千美元增加到今天的三万五千美元。这在二战后成立的民族国家中属佼佼者。

　　行动党通过由政府设立的广泛的基层组织而不是党支部来贯彻其意识形态与各种政策，也通过这些组织达到培养人民参政的意识并收集民意 。显然的，也避免人们认为这些基层组织为政府的代理人而裹足不前，行动党另设许多其它渠道例如民意组、以及与社区、社团、青年组织等组织不定期对话，以达到既获得民意所向，又做到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对各种政策的讨论与说明。每年的国庆，势必隆重举行，并通过不断宣扬的生存危机与建立“新加坡人”的共识，以为培育、强化和灌输国民意识 。自进入1980年代，行动党加速了其自我更新的过程，大量招纳杰出专才以增强党的实力与新陈代谢，保持党的年轻化。行动党在建国实践中强调政治稳定优先于政治民主，而政治稳定需建立在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基础上。“一党独大”与“指导性民主”或“家长式民主”强调全民的一致性、纪律性和统一性，国家的需要凌驾个人甚或社会的需要 。因而偶有“不愉快的政策”，人民基于国家的理由不得不接受。这种新加坡式的民主、民权、与言论自由经常引起世人诟病。这正是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部分。

马来西亚的立国意识形态

　　马来西亚虽然在1957年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积极谋求经济发展，1963年大马成立后，更扩大了立国的条件，然而，由于巫统主宰着大马的政治主权，奉行种族政治路线，造成严重的种族两极化 ，始终无法实现稳定的政治局面。1965年分家以后，更巩固了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基础，一切皆以种族利益为依归，以马来族统领马来西亚政治，实行马来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奉行的是狭隘的马来民族主义。这是马来西亚政治的悲哀，至今无法摆脱。1969年五一三种族屠杀事件更让国会选举蒙羞，摧毁了原有的国会民主。巫统通过紧急法令军政掌握了全盘的政治主动权，全面奠定了狭隘马来民族主义的统治 。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企图沿用新加坡行动党当年提出的口号，在马来西亚继续所谓“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的斗争策略，但最终摆脱不了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樊篱，而步了马华后尘走了种族集团主义或族群主义（Communalism）华人政治路线以赢得选票。

　　马来西亚所走的经济建设道路实际上与新加坡塑造的民族国家建设途程相类似，所不同的是新加坡缺乏资源和土地，必须走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道路，而马来西亚则可以大量发展资源开采和加工的道路，显著的是石油化工业与棕油业的开发。同样地，马来西亚以工业化、现代化和“民族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以立国。然而，严重的损害来自其企图建立的“民族主义”却是狭隘的马来沙文主义。历史事实一再证明，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一个多元民族与文化的国度，最终将导致种族仇视与争斗，悲剧性的例子便是南斯拉夫。在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马来西亚在不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悲剧政治的情况下，将会走向一个怎样的结局，实在值得三思。

　　马来西亚在建立民族国家这方面似乎与新加坡并无矛盾。靠着丰富的资源，马来西亚在振兴经济方面，应该比新加坡容易。然而，新加坡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基础设施；国际金融的架构；展示在投资者面前的对左翼工运的钳制；并以由行动党主导的职工组织建立和谐的劳资合作局面；反对党的式微、行动党一党专政的形势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廉洁而高效率的官僚系统；务实优惠的投资政策加上一条龙的投资服务，在引进外国投资方面卓有成效。在短短的十年间，新加坡便走在东南亚各国的前头。马来西亚同样地采取积极振兴经济的政策，一方面积极收购英国人留下的产业，一方面开拓能源，大力发展石油工业，开拓棕油业。然而，由于民族意识形态的偏颇，经济发展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马来族宪法保障的特权一直是马来西亚政治的毒瘤，长期以来，宪法上以及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形成的种族不平等 ，致使其他种族在各项发展上都不敢做长期的投资和打算。政治的不安定一度还造成非马来族的移民现象，外资因而裹足不前。比之新加坡，形成经济发展上的滞后现象。

　　马来西亚业企图以发展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统领人民一道建设国家，却仍然是个种族政治挂帅、民族不平等、持续着文化与宗教的论争和冲突、贫富悬殊、阶级矛盾显著的不稳定社会。由于经济分配不均衡，阶级矛盾有扩大化的趋势。这些年来，马来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与阶级矛盾，明显地说明这些与民族国家立国原则相悖的情势将带给马来西亚灾难性的冲击。自1970年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真正得益者除了封建集团外，便是新兴的统治垄断集团与分得一羹的为数不多的新兴中产阶级。大部分的马来农民与小有产者仍然处于社会的底层。70年代发生的哈密大领导的农民抗争运动既是当年明显的阶级矛盾的案例。今天，我们看到仍有大批园坵种植工人（以印度人为多）及城市贫民与游民 。国家资本主义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是以某些资本集团得益的形式进行，贪污情况一直无法根治。比较严峻的对立，就是土著特权形成的政治不平等；华、印等族在经济上由于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冲击而渐次处于劣势；华印文教育自从独立以来就一直处于屡遭压制、自力更生的局面。因而，华、印两族为主的非马来族群一直在民族平等与语文教育问题上一再向当局争取平等相待的地位，企望通过政治的努力，达成撤销土著特权与华、印文列为国家语文之一的诉求 。由于土著特权与语文教育的论争白热化，1987年，当局担心它最终演变成为再次的种族冲突而以“茅草行动”逮捕上百人进行镇压。然而，只要当局仍然奉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和教育的狭隘民族主义或一些学者称为种族国家主义（Ethno-nationalism）的政策 ，华、印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诉求始终不会间断。

结论

　　四十年的发展，新加坡以严刑峻法管制社会；以“指导民主”方式引领新加坡的政治；以“高薪养廉”及制度化反贪措施杜戒亚洲盛行的贪污恶习和行为；务实的民主社会主义民生政策，不断改善人民的住房与生活环境，以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外资创建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从不断的积累中再以国家资本进行高科技的投资与发展，从所得利益中进行再分配，用在国家建设与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李光耀以其独到的视野和廉洁与高效率的行政组织，造就新加坡为一艘在全球化波涛汹涌的经济海洋中急速前进的现代渔舰，捕获甚丰。今天， 新加坡已成就为一个中产社会，是一个所谓公有社会（Communitarian Society） 。经济的成就与民族平等政策的切实施行，使得国族营造具有一定的基础，危机意识与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维系着国人朝向一个目标前进，有望建设成“新加坡国族”而完善为真正的多元民族国家。努力的方向将是民主政治逐渐代替威权统治，趋向建设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它的隐忧是威权政治统治下，人民，尤其年轻一代显得对国家政治漠不关心，一些人在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中养成享乐主义，崇尚西方放任的自由主义与极端民主主义，由于新加坡的成就而具相当的优越感变得自大而肤浅，对区域性的或本国的民族问题毫不敏感，可能形成“丑恶的新加坡人”。就国家的位置而言，全球化的新环境，新加坡如何适应与保持其优越的竞争性，如何拓展知识经济的空间，维持新加坡在东南亚领先的经济地位，如何在地缘政治、经济与军事的操持中维持平衡，确保区域和平与稳定，将是新加坡作为世界上一个小红点的持续的挑战。

　　马来西亚的种族结构成为立国的难题，英殖民政权的“马来亚联合邦计划”埋植了一个种族冲突的定时炸弹。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年以种族集团主义或族群主义（Communalism）立国 ，土著特权把人民分成主次、土著与非土著两种公民，权力与地位不平等。非土著被迫接受这个宪法。成立马来西亚后，这个争议放到了台面上而终至新加坡遭排除出局。此后，狭隘马来民族主义或种族国家主义一致主掌着马来西亚的政治。五一三事件后，以紧急法令维持了长达一年九个月由国家行动理事会近乎军管的统治，并在其间实行了一连串纯粹利于马来族的政策与措施，包括颁布“国家原则”（Rukunegara） 、新经济政策、修改颠覆法令等。这“国家原则”是拉萨政权为巩固巫统政权，是新一轮营造“马来亚国族”的国家意识形态。其冠冕堂皇的五个信条强调民主、平等、公正、自由与进步的社会以成就一个团结的国家，仍然在不可动摇的土著特权的基础上来完成。颠覆法令的修改为杜戒非马来族群公开对马来语为国家语文、土著特权以及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非议与责疑 。拉萨政权的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马来种族国家主义的霸权地位及其主宰营造国族的意识形态。马哈蒂当权后，为回应“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种对立的国族概念，提出2020宏愿 ，即国家建设及“马来西亚国族”的国族营造的意识形态。宣称将改造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度发展、现代化、公正与平等的先进民族国家，到时“马来西亚国族”（Bangsa Malaysia） 将形成。换句话说，“马来西亚国族”将是全马人民努力建设的目标。这或许是马哈蒂个人或者是巫统的愿望，除非土著特权能在宪法上剔除，否则，“公正与平等”的宏愿只是空谈，“马来西亚民族”也始终不会实现。马来西亚虽然立国已经数十年，但国族营造还远远有待努力。它是，也仍将是多元化种族、文化、宗教立国或“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与马来种族国家主义(Malay Ethno-nationalism) 之间的长期斗争。

　　今天大多数国家都是一个“多元社会”，作为标志性的种族身份变得更为重要，而且种族、宗教和语言是其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根源。兼容、忍让、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谐团结、并以平等的法律加以保障，才是多元民族社会或国家和平生存之道。从新马推行的所谓种族集团主义或族群主义（Communalism）与单边的马来种族中心主义或狭隘的马来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看来，要实现这种宏愿将遥遥无期。无论新马，今天已经以国家机器来诠释与发动全民运动来推动国族的营造。新马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在于马来西亚包含着文化差异与种族不平等因素，被边缘化的族群将难于认同，因而国族塑造的进程即使以国家机器强力执行亦将极其缓慢，甚而难于成功。

　　在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变得无关重要，民族或文化意识形态替代了政治意识形态。几乎在世界各处，民族紧张关系持续上升。巴尔干半岛与地中海地区，意识形态的瓦解立即变成民族对抗，南斯拉夫因之解体。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阿尔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族人之间的古代冤仇再次演变为灭族行动。阿拉伯世界源自同一本经文而后发展为希伯来教、基督教、东正教、及回教交织着民族差异而演化成跨世纪的宗教、种族战争，至今猶烈并扩大到世界范围，美国的霸权与单边主义激化了这一情势，由此渊化的穆斯林原教旨极端主义形成为环球恐怖主义 。在日益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日益激化的趋势，它甚至成了一个民族在观念领域寻求扩张的主要形式。二十一世纪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袭击在在都呈现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的论断有其一定的道理。

　　新马四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前期以政治为主导、后期以经济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改变着它的进程，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新环境中，新马社会将朝着怎样的方向前进？会各自发展成怎样的社会类型？新马将会越走越远还是会朝向相同的路径？新马还会否在全新的条件下重新合并？这些都是新马人民关注的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假如新马两国都已进入中产社会，各民族人民均富，民族之间相互尊重彼此间的差异，或许新马有可能重新再走到一起，那会是一个美丽的图景。

2005年12月

陈剑，原名陈松沾，1940年生，毕业于南洋大学地理系。曾任南洋学会理事兼学报主编、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理事，澳洲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南方华裔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学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