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视野

　　平常和有成就的人相处，往往并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异之处。吃饭，喝酒，抽烟，聊天，说笑话，耍幽默，大家都是如此地平等。但是，换一个场合，换一种环境，他们就完全变成另一种模样。
　　第一次与乐美勤见面，是在一个剧场门口，那天晚上有演出，是他创作的话剧《大红鹰》首演。一位在上海乃至在全中国都很有名气的剧作家，初次见面的那个时刻，竟然是那么地谦和恭敬，以至于使我错误地觉得，自己在他眼里原来也是个重要人物。本是慕名而来，而且还免费地拿了他的入场票，但反而是我在不停地接受他“谢谢捧场”的崇高敬意。他双手热烈地握着我的手，感觉软绵绵的，我下意识地判断他是个性格随和而心胸宽阔的人。
　　演出开始，乐美勤和我们一起坐在观众席上。灯光黯淡，帷幕开启，在数百名观众屏息的那个时刻，我立即感到坐在旁边的这颗灵魂，确确实实与我等平庸之辈是如此的不同。
　　乐美勤，这个名字并非所有人都很熟悉，但《留守女士》和《刑场上的婚礼》等等，想必没有人不知道。当年上海文化艺术界的风云人物，而且也曾是高级官僚一个，这样一个人近在身边多年我却浑然不知，除了我自己要担当孤陋寡闻的责任之外，主要错误还在于他深藏不露的功夫。很多人见面不到三分钟，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光辉的历史和盘托出，而我们大家所尊称的这位“乐老师”，竟然混迹于我等凡俗队伍之中，长期做出平凡之状。
　　不久前，在我持续施压之下，乐老师终于送我一本剧作集。看了书的目录之后，我一般喜欢从后往前看。书中附有几篇散文，最能反映其深厚的情感和灼烁文采。剧本是为故事和人物而写，所以作者本人总是把自己淹没在情节和对白之中。因此，从这些散文里，我们才能看到一位才华横溢的剧作家的真实面目。
　　那个周末的早晨，原本是懒洋洋地靠在窗边沙发上，准备轻松地看一页再翻一页，但结果却发现自己成了乐老师剧本里的人物，整个精神世界都完全被其笔墨所操控。伤感之处，眼泪止不住地滑落、再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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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蒲公英
——关于我弟弟的真实故事
乐美勤
一、
　　好大一个白雾漂浮的湖泊！
　　原来，是一片蒲公英。
　　轻轻地迈入湖中，无数颗小伞立即簇拥而来。
　　深深吸了口气。一阵温暖的晕眩。
　　忽然，山的深处闪出一叠黑影，一群墨黑墨黑，巨大如鸟的蝴蝶迅疾飞来。静谧的湖顿时被惊扰，黑压压的蝶群起落，风暴般掠起无数小绒球。无依的小伞们惊惶地四处飘忽……
　　黑蝶消失了。蒲公英的世界渐渐归于宁静。
　　我忽然狂奔起来四下寻觅。我知道，那些落在泥土里的种子会发芽生长，而那些不幸栽入水中的，则永远死去了。
　　我醒了，梦中重现的是十一年前的情景。我站在川陕交界的一个名叫平利的小县城边的山野中。隔着一条河，便是弟弟工作的那家小厂。
　　我是为他而来。
　　那时弟弟刚出事，还没有疯。
　　上海——西安——安康——平利
　　平利——安康——西安——上海
　　二十天，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旅行。
　　那是一次灿烂阳光下的黑夜之旅。
二、
　　一九七六年四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在上海的几个兄弟姐妹照例聚到父母家吃晚饭。
　　弄堂里忽然响起摩托车的突突声，邮递员大声喊着父亲的名字。
　　这是远在陕南的弟弟工厂的革委会打来的一份急电。弟弟六八年从西安交大毕业后，在那里当技术员。电报上说弟弟病重，要家里速派人前去。
　　弟弟真的病了，还是出了什么事？家里人猜测纷纷，可谁也说不出所以然。
　　五月一日，我与父亲，妹夫乘上了前往西安的列车。
　　灰蒙蒙的西安车站，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堆积场。举目无亲，东问西跑折腾了大半天，我们才找到一家小旅馆。瘦弱多病的父亲因为旅途劳累，很快发起了高烧，他不断地呻吟着，满脸通红。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彻夜未眠，商议的结果，决定让妹夫陪父亲返回上海，由我只身前往。
　　第二天清早，我们分手时，父亲拉着我的手说：“即使他已经……你要平安回来。”我突然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感觉。
　　我在街口的小摊上匆忙吞下半碗对于我这个南方人来说难以下咽的羊肉泡馍，便赶到长途汽车站。我打听到，从西安到弟弟所在的平利，还有两天两夜的山路，中途还须在安康转车。这段山路崎岖险峻，常有车翻下悬崖。
　　生死未卜，也许一去不能复返，我感到前途充满凶险。
三、
　　这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弟弟的工厂座落在一条清澈的溪水边。溪水对面，起伏的群山像无尽的驼峰。初夏浓绿的山坡上，开满了野菊花，映山红。山区的空气是那样芬芳明净。
　　但是，一走进厂门，我立刻感到一种死寂的气氛。
　　没有轰鸣的机器声，到处是涂满墨汁的标语。三三两两的工人在墙角窃窃私语。也许因为我的脸和弟弟很相像，他们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
　　传达室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认出了我。他的笑容有些尴尬。我被带到弟弟住的那间阴暗的小屋。他对我说：弟弟因偷听敌台被发现而畏罪自杀，现在县城医院抢救。
　　我什么也没有说，唯一的念头是马上能见到弟弟。
　　一间大病房，杂乱地躺着各式各样的病人。我一眼就认出了卧在一角的弟弟。那张熟悉的脸死灰一样苍白。他的眼睛紧闭着。护士对我说，他拒绝治疗，拒绝进食已经有四五天了。
　　我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感走近病床，轻轻叫了一声他的小名。
　　眼睛微微睁开，他看了我一眼，摇摇头。
　　“你觉得怎么样？想吃点什么？”
　　他仍然摇摇头，双目紧闭。
　　我找到了负责治疗他的医生。医生告诉我，昏死的弟弟送进医院时，全身都有被捆绑的痕迹，他服了老鼠药，幸亏救得早，但药的毒性已随着血液流遍全身，积聚在神经末梢，使他的手脚都蜷缩了。
　　又回到病房，我凑近弟弟耳边说：“我带你回上海去。”
　　他的眼睛睁开了，那里面闪出一丝希望的光芒。
　　住在弟弟那间弥漫着霉味的小屋的第一夜，我独自在昏暗的灯下抽烟。我没吃晚饭，食堂里只有发臭的咸菜。忽然，我听到一阵似有若无的脚步声。一张纸条从门缝中飘落在地。
　　“你不要与他们顶撞，他们已经准备了一个民兵排对付你。”
　　我打开门，门外悄无一人。
五、
　　“你弟弟是现行反革命，他畏罪自杀。”
　　我没有说话。
　　“现在，你准备怎么办？”
　　“我明天就把他带回上海。”
　　“好的。“我发现，他们仿佛如释重负。
　　“明天，我们派个车送你到车站吧。”
　　“不用了。”
　　医院门口，我曲下双腿，让弟弟趴上我的背，他那蜷缩成鸡爪形的两只手搭在我的双肩，两条腿软软地晃荡着。
　　我用力站起来，两手还提着沉沉的旅行包，这是弟弟的日常生活用品。
　　在走向车站的路上，我又看到了那一片蒲公英，在清晨的雾里像迷蒙的湖泊。
　　我背负着弟弟，像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开始了漫长的归程。
四、
　　五月十六日，我们坐的长途车进入安康县城。这是陕南一个地委所在地。
　　天气特别晴朗，阳光灿烂得眩目。
　　车子行至县城中心大街时，被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堵住了。我探出车窗，前后左右全是不见首尾的人流。红旗子，红横幅，红标语源源涌过，人群木偶般举着纸标语喊：“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
　　我们的车陷入了一片鲜红的沼泽。
　　我第一次感到强烈刺目的阳光是那样令人痛苦，绝望。我宁愿把自己埋在沉沉阴霾之中。
　　身旁的弟弟身子筛糠般抖动起来，呆滞的目光发亮了。
　　我喊他的小名。
　　他没有听见，他和窗外的人群一起呼起口号来，神情无比亢奋。
　　他疯了。
　　近黄昏时，我们住进了县城的一家小旅馆。
　　我让弟弟躺在一张小木床上，告诉他我到街上去给他弄点吃的。上路以后，他一直拒不进食。
　　游行队伍散尽了，县城唯一的大街像退潮后的沙滩，遗留着各种残骸。才下午四点，街上已冷冷清清，临街的店铺都早早关门，初夏的这个陕南小城竟然一派萧瑟。从街的这头走到那头，我没有找到一点可以充饥的食物。
　　我懊丧地往回走，街旁住户的门也都紧闭着。我忽然看见一扇破旧的黑木门虚掩着，门口杂乱地堆着扁担，柴禾，木桶，门内依稀似有一老妇垂首而坐。
　　或许，这个老人可以帮助我？
　　我轻轻推开木门，夕阳的光线霎时射入这个昏黑的小屋，室内外光线反差太大，老人眯起浑浊的眼睛惶然地望着我。
　　我用刚学会的几句生硬的陕南话说：
　　“老妈妈，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弟弟病了，街上买不到吃的，你能不能给我熬点稀饭？”
　　老人显然听懂了我的意思，布满皱纹的脸平静下来，但仍木然地坐着。
　　“我弟弟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我停了停，又说：“我给你钱。”
　　老人用一只手撑住椅背，颤巍巍地站起来，我发现她的背佝偻得很厉害，一身黑布褂脏得油亮。她指着一个小板凳示意我坐，然后背转身向里面更黑的一间屋子慢慢走去。
　　一阵的响声。仿佛过了很长时间，老人终于走了出来，双手捧着一个粗糙的瓷碗，里面有半碗雪白的大米。
　　我的心竟因这半碗大米激动起来，连忙从板凳上站起：“谢谢你！谢谢你！”
　　老人默默地淘米，烧火，一会儿，那口大大的黑铁锅里飘出了诱人的粥香。
　　我从背包里取出一个搪瓷杯，双手捧着递上，老人把粥舀入杯中。
　　我摸出五角钱递到她干枯的手上，又一次向她道谢。老人接过钱看着我，那朦胧的目光里竟含着感激。
　　迈出老人的门槛，我只有一个念头：快把这杯热粥送到弟弟嘴边。我想跑，又怕粥溢出来，只能竞走似地快步行进。
　　弟弟捧住搪瓷杯，狼吞虎咽地喝完了粥。
　　我坐在床边静静地望着他。
　　月亮升起来了。夜，特别寂静。几天来，弟弟第一次安宁地熟睡了。我长长地吐了一口烟，那个穿着黑布褂的陕南老太太渐渐凝成了一幅黑白分明的木刻。
　　从安康到西安，又得坐几十个小时长途汽车。但是，有人告诉我，安康有个小机场，每周两次，有一架能坐二十几个人的苏联造的飞机飞往西安。在售票处，一个脸色冰冷的女人丢出一句话：“票子？早卖完了。“
　　旅馆里的服务员告诉我，那个管机票的男人就住在街上。他手里肯定有票。但你得带上礼品登门拜访。
　　送礼？我从未干过这事。
　　当晚，我找到那管机票的男人的家。一个女人出来开门。我说明来意，恳求帮助，那女人默然地说：“我男人不在，要买票，到售票处去。”没等我再说话，门“嘭”地关上了。
　　我在幽暗的街上慢慢地走。没有别的办法。明天我必须再去。
　　又是那个女人来开门，她对我手上提着的两包糖果瞟了一眼，紧绷的脸色缓和些。她把我引进屋里……
　　那个所谓的飞机场其实是一片坚硬的泥地，上面有短短的草。四周全是一人高的茅草。飞机起飞时尾部喷出的强大气流把成片的野草压服下去。茅草在气流的强压下紧贴地面狂乱地颤动。
　　犹如海浪中一叶小舟，小飞机在空中颠簸摇晃了两个小时。
六、
　　我曾经以为，只要把弟弟背回上海，治好他被摧残的身体，就尽到了作为长兄的责任。但是，我失败了。
　　十一年了，弟弟再也没有回到那个使他恐惧的工厂。他靠每月二十五元的退职费维持生活。
　　回到上海的第二年，是我亲手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弟弟至今恨我。
七
　　我在长长的走廊上走，一张浮肿的女人的脸忽然扑过来，对我痴痴地笑。走出几步，又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横眉怒目拦在我的面前，握着两只拳头对准我。走廊两边，不时可见木然呆坐的男女。
　　我仿佛在黑暗的迷宫中摸索，一个个奇形怪状的灵魂纷至沓来。我恍若进入了但丁《神曲》中的地狱。
　　弟弟，你在哪里？
　　透过小窗，我看到弟弟躺在一张铁床上挣扎，双手和双脚被白布条紧绑在床架的铁条上。
　　突然，那具瘦弱的身体猛烈抽搐了一阵，发出狂乱的嚎叫，而后，渐渐平静下来。
　　电流正在通过他的全身。
八
　　黑色的大门紧闭着。我来得太早了，只能沿着高高的红砖墙来回踱步。
　　郊外的这个精神病院建造在一片田野之中，初夏的空气中散发着那种青草和牛粪的气息。
　　走着，我站住了：前面，两米远的墙角处，分明有几株小小的绿色植物生生地立着。
　　这是蒲公英！
　　我慢慢蹲下身去。
　　我在这小小的一角看到了一幅斑斓的图画：暗红的砖墙，映着黄的花，绿的茎叶，阳光把那份黄和绿夸张得浓郁艳丽。
　　种子，这几颗种子是从哪里飘来的？
　　它们多么幸运！尽管落在这毫不起眼的墙角，但只要有阳光，泥土，它们就喧闹出一片生命绿洲。
　　这是一幅关于生命的图画。
　　走出精神病院的大门，我径直奔向车站。我仿佛在逃亡。我强迫自己不要回过头去。我知道，在我的背后，那个小小的墙角里有那么一幅灿烂的油画在追逐我。
九
　　湖
　　黑蝶
　　小伞
　　蒲公英，
　　你迷失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