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视野

   　　　　　　　　为黄彬华文集《从东南亚看东北亚》作序

　　世界华文媒体有很多造诣深厚的长辈，一直让我仰慕和钦佩。他们毕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自己挚爱的事业倾注了心血和精力，从不懈怠。我感到庆幸的是，作为一个晚辈，总有一些因缘际会让我有机会与这些学有专长之士相知相识，不仅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知识，而且还在日常交往中体会到做人为文之道。而在这些人当中，就有黄彬华先生。
    论年龄，黄先生是我的父辈；论新闻从业生涯，他是我的师长；论日本问题研究，他是我无法望其项背的前辈；论个人交往，他是一位敦厚温良的忘年之友。在这样一位长辈面前，我当然有自知之明，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嘱我为这本文集写序时，我感到受宠若惊。我深知，无论是学识修养还是人生体验，自己都没有这样的资格。但黄先生十分坚持，并且认真地列出了几大理由，使我拂逆不得。其为人之谦逊与真诚，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我毕竟也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独特条件。在过去七年里，因为主持编辑《联合早报》“天下事”评论版的缘故，我一直是黄先生评论文章的第一读者。这本文集里的大多数文章都由我编辑发表，所以现在再次拜读，许多往事会随之在脑海泛起。可以说，在新加坡本地和海外无数读者中，我是黄先生评论文章的最大受益者。
　　我自认为对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充满好奇和激情，对日本内政及其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很有兴趣。但由于不谙日语，加上关注的重点有限，所以认识比较肤浅，对战前和战后日本与东亚国家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也是蜻蜓点水。在这种情况下，黄先生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章，就成了我补课的好教材。有好几次，黄先生很客气地对我说，这些年我帮他审稿，一定感到很烦，“因为我的中文烂，让你花了不少心思”。但实际上，我对日本政治、社会及其外交事务的了解若是有一些长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非常用心地拜读了他的每一篇文章，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知识养分，也激发了很多思考。
    诚如早报的很多读者所熟知，黄先生的大多数评论都是以日本内政外交为焦点题材，但其视野绝不局限于日本，而是涵盖了整个东北亚。从日本的角度看中国，从中国的角度看日本；以历史的视角审视现实，从现实的角度反刍历史，直至站在当代世界战略大格局的高度，寻找其中互为因果的规律，探讨东亚大国乃至政经发展的趋势。这种观察和评论的方式，是黄先生很多评论文章的最大特色，也是他在东北亚问题的评论中得以独辟蹊径、独树一帜的重要基础。
    就我个人了解，从事某个领域研究的国际问题学者和专家，毫无疑问都是专精而深入，但宽度和广度往往略有不足。作为长期潜心关注日本问题的学者兼评论家，黄先生对日本问题的研究同样也是深入和专注，但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被各种动态的细节所困住，不把日本问题孤立起来研究，而是跳脱繁杂的现象，把目光辐射到更大的国际格局。在经济全球化、国内和国际安全难以分割、本国利益与外国利益无法绝缘的当代世界，这一点是任何一位国际时事评论者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只有把握了大格局，看清了大趋势，我们的思考才会深刻，观察才会准确，观点才有高度，结论也才符合现实。黄先生的评论文章之所以有看头，观点之所以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就在于他把整个东北亚，包括中国和朝鲜半岛在内，都一并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和思考范围之中。
    要在东北亚的大格局下研究日本，中日关系就是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在这本文集中，黄先生的很多评论都涉及到中日关系，原因就在于此。从平常零零星星的交谈中，我也感觉到黄先生考虑最多、也最为用心的一个课题，就是异常复杂而敏感的中日双边关系。作为新加坡的学者和时评家，黄先生在观察和评论中，主观上显然是力图保持平衡和超脱，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认为无需讳言的是，作为一位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老报人，他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也时常隐约透射出对本身文化的深沉情怀，对中国发展时局的关切，以及对中国崛起之未来的期盼。黄先生这一代人曾经亲眼目睹过战争所带来的屈辱，经历过民族衰亡的危急时刻，其内心深处的历史正义感以及对自身文化的荣誉感，不仅完全合情合理，而且也是令人激赏的。
　　我还记得，在小泉纯一郎执政那几年，黄先生有关中日关系的评论文章相当频密，既对两国交恶的现状深感担忧，同时也试图借助对事实真相的冷静分析，提出可供各方参考的中肯见解和善意建言。他在一次电话交谈中说，对中日关系的一再恶化，小泉政府的所做所为难辞其咎，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对日政策缺乏连贯性也是值得反思的地方。这后半句结论在平常听起来似乎没有特别之处，但我很清楚地知道，若不是对中日交往进行了长期的追踪和研究，就不可能得出这一切中要害的结论。
　　黄先生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对中日关系的独到观察，与他早年在中、日两国的生活经历也有很大关系。黄先生在少年时代从中国移民到新加坡，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接着他前往日本留学，在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渡过了几年青春岁月，相继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学成归国之后不久就涉足报界，先后在《星州日报》（早报前身之一）和《联合早报》担任社论委员兼言论版编辑。几十年脚踏实地，笔耕不辍如一日，即使在1997年退休之后依然不厌不弃，这就为他的厚积薄发开掘了一条悠长的思想之源。如此积累深厚的日本问题专家，在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都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我有时候甚至会杞人忧天地感慨：像黄先生这样孜孜不倦研究日本和东北亚事务的评论家，将来在新加坡是否还会出现？
　　站在新加坡这个小岛上评论中日这两个大国以及朝鲜半岛的事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且能引起各方的重视，这并非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境界。这不仅需要具备不寻常的能力、视野和历练，而且还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很显然，从这本文集的几乎每一篇文章中，我们都不难看出，黄先生的文化自信来自于他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坚定信念。假若没有文化上的自信，任何时事评论都会缺乏灵魂。
　　黄先生在嘱我写序时说，这本文集可能是他此生最后一本著作。闻听此言，我心中不禁生出一阵伤感。我真希望他能继续写下去，否则，至少对我而言，将无疑是一大缺憾。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