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视野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与我同龄，同城度过六年大学时光，此后的经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在见面之前就心有灵犀，然后真是一见如故。

　　由于在德国生活多年，所以，他的做派有明显的日尔曼痕迹，言谈之中经常不经意地随口而出德国式典故。学者的风度，做学问的专注，新闻工作者的执着，日尔曼人的抽象思维，以及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赤诚，从他身上都可以轻易见到。下面的文章，是他为我文集所写，充满溢美之词。同时，他也阐述了自己对时事评论的看法。鉴于他已将此文发表在自己的博客里，所以我也不妨转发于后。
论时评逻辑兼贺杜平文集出版
邱震海（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杜平兄的文字要结集出版了。作为朋友和工作伙伴，我很为他高兴。这本文集可谓他多年来以新加坡为基地，观察地区和国际事务的一个丰硕成果的总结。
　　初识杜平，还是在我开始为《联合早报》撰稿之时，当时他负责与我联系。作为编者和作者，我们的关系一直维持在十分良好、默契的氛围之中。我的文章不断在早报上见报，而杜平兄对我的信任也始终未改。甚至当我发表一些相当敏感的文章，并因此而掀起阵阵涟漪时，杜平兄也是稳若泰山，权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作为编辑，这需要相当的判断力和胆识。
　　其实，谁也不知道，我们两人在合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一直未曾谋面，彼此只是风闻对方名字或互相拜读文章而已。这大概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境吧。
　　评论员的生涯似乎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并非绝对看重某一个观点的结论，但却特别在乎对方的论述逻辑和方法，同时当然也包括对方的人品、为人处事之道。在我看来，一个人的观点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她）藉以形成观点或得出结论的思维方式和论证逻辑。只要思维方式和论证逻辑在同一水平层面之上，即便观点不同，大家也可以互相欣赏，而且彼此的观点也会有更大沟通的余地和空间。这也正是我一直反对以所谓的“左派”和“右派”来划分观点或立场的原因。我主张以理性和非理性来予以区分：若双方都在理性层面上，那么，即便观点不同，也能做到互相欣赏；反之，所谓的“左派”和“右派”，就只剩下互相谩骂的成分了。
　　在我和杜平兄之间，彼此都发现，双方不但在观点上很少有相左之处，而且在思维方式和逻辑上也颇有类似的地方。直到我们书面交往很久以后，交流彼此的经历时才发现，原来我们有着极为相似的背景和人生轨迹。
　　同年出生的我们，居然有长达六年时间是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大学的相同年级里度过的：当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德语专业的时候，杜平兄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同级高材生；他毕业后继续读新闻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后来赴欧盟总部和北约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担任常驻记者；而我大学毕业后则进入同济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并通过与上海《文汇报》的合作开始了新闻工作的生涯。因此，从观察和研究欧洲的角度说，杜平兄开始得比我早，也比我专。后来我到了欧洲，他则到了新加坡，利用这一特殊的位置继续观察地区和国际事务；等我1997年从欧洲来到香港时，他早已在这一行里驾轻就熟。世界有时很大，有时却又很小，杜平兄和我的人生圆圈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也许是背景和人生轨迹的相同，我们对很多事物都有着相同的看法，或至少有相同的思维和分析逻辑。杜平兄长期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又有中国大陆和欧洲的经历和背景，因此在他的专栏文章中，必然夹杂着多元文化和多元视角的元素。他的文章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新加坡的独特地位和《联合早报》这个平台，使他得以用与众不同的视角看世界，而在他几乎所有的评论和分析文章中，都无法掩饰地糅合了浓厚而又宽容的中华情结。
　　最近几年，杜平兄时而也受凤凰卫视之邀，在《时事开讲》等节目里发表他对地区外交和中国事务的看法，使我对他的上述特质留下更为深厚的印象。他在早报上的《纸上风云》专栏，已经成为本区域观察中国和国际事务时所不可不读的专栏，从而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政论者。毫无疑问，我将在香港继续密切关注他笔底下的纸上风云。
　　　　　　　　2006年夏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