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视野

中国的停滞与流动
杜平

　　在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中，自由和有序的人口流动是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从17世纪开始的三百年里，欧洲以及世界各地向北美地区的移民潮，不仅促进了文明的融会、更新和扩展，加速了北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而且也使世界面貌为之一变。
　　在更加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时常发生，但由于大多起因于战乱和饥荒，或者是因为统治者的独裁意志所导致，因此，历次的人口迁移不仅没有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反而还造成了深重的人道灾难。战争和饥荒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其恶果自不待言，至于政治因素所造成的强迫性迁移，同样也会导致历史发生大倒退。以毛泽东时代的“知青下乡”运动为例，这种违背社会发展秩序的大迁移，给当代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创伤，直到今天还未完全复原。

默默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数千年历史从未间断，但至今为止的几乎所有朝代都未能妥善处理人口问题，特别是无法促使和保障自由和有序的人口流动。过去几千年，中国社会之所以一直在动荡和大治之间循环往复，主要原因除了政治权力集于一人、边疆地区不得安宁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口状况混乱无序。到了现代社会，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人口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还因为错误的政策而一度恶化到空前绝后的极致状态。
　　除了出现人口膨胀之外，当代中国社会备受困扰而又难以解脱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极端反动的二元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将城乡予以强制性分割，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对城乡居民进行隔离。其结果是，所有中国人统统失去了自由迁徙的权利，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更变成了没有基本公民权的贱民。
　　到了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的人口问题才开始改善，阻滞人口迁移的严苛管制逐步放松。终于，在当代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顺应人性需求、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人口迁移，被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阶级终于“站了起来”。
　　没有自由和有序的人口流动，社会就会停滞，国家就会衰弱，文明就会萎缩。中国至今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再次印证了社会流动才能达到社会进步的道理。可以说，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进程中，甚至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中，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庞大劳动力队伍，是一股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高速增长，GDP总量的世界排名之所以快速提升，外贸出口和外汇储备之所以成倍增加，中国官员和商人在国际舞台上之所以越来越有说话的底气，都是因为这些表象的背后始终涌动着一股生生不息的进步力量，那就是勤劳、守份而又廉价的“农民工”大军。
　　实际上，这个群体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甘愿忍辱负重的精神，正是中国经济得以起飞的精神依托。假若没有这股力量，中国就没有今日的成就。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无论是北京奥运会，还是上海世博会，一切都会变得黯然失色。至于“中国崛起”，至于“振兴中华”的鸿图大愿，也都将是纸上谈兵。

繁荣金字塔的最底层

　　可是，就是这样一支任劳任怨推动着历史车轮的庞大队伍，却反而受到现有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框架的极度歧视，成为中国史无前例、世界独一无二的庞大弱势群体。
　　最近几年来，中国执政党一直在有意识地拉拢强势利益集团，让他们进入人大和政协“参政”、“议政”，唯独弱势群体变得更加弱势。即便有几个代表议政，也依然显得无足轻重。也许是受到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喜欢追赶时髦的某些专家学者们，也一直有意或无意地过分强调所谓“中产阶级”的积极作用，而把支撑着“社会稳定”金字塔的庞大工农阶层视作可有可无。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人口流动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趋势，国与国之间的很多藩篱和障碍都在减少乃至消失。而相比之下，中国境内的人口流动却依然遭到各种不公平、不平等法规的限制。当欧洲联盟几十个成员国的公民可以在他国自由居住和就业的时候，中国的省市之间、城乡之间却是壁垒森严，视民如贼，防民甚于防虎。至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子女接受平等教育，乃至通过辛勤劳动来提升社会地位的理想等等，更是天方夜谭。这种制度性歧视，使“和谐社会”的目标显得何其讽刺，与发达世界的文明现状相比又显得何其不相协调。
　　官方数据称，中国的农民工有1亿5000万人，而民间估计有2亿。无论有多少人，这个沉默的群体都一直在用双手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也在努力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对这两种现实，很多人并非全然意识到，甚至并不承认。但无论如何，它对各级当政者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能力，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挑战，更对当代中国的“民族良心”构成了考验。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特别是在决心开启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如何善待这样一个群体，如何在政策和观念上确保人口的自由流动，这应该成为检验“和谐社会”和“以民为本”施政理念的重要标准。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