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视野

　　一个人要活得幸福是很容易的事情，不容易的是……要活得比别人幸福。
　　我们处在一个爱好比较的社会，从国民收入、政府效率、文化发展，到日常生活中的车子、房子、妻子、孩子，可比的太多了，也争取过不少世界第一。
　　最近人们流行的是“内外有别”的比较——公民和永久居民的资格待遇的比较。经过咀嚼之后，公民发觉自己的“奶酪”和永久居民的几乎一样多，发现主人与客人相比应有的绚丽难以展现，一向顺应民心民意的政府敏锐地体察到了这一点，于是出台了新的政策，把公民和永久居民或外来雇员、外籍学生在医疗津贴、教育费用等等方面的待遇、规格区分出来了，最大可能地给人民一个交代。
　　有些人认为这是我们政府爱国民、爱社会的具体表现，但在有些人看来，这也可能是一个“碍国民、碍社会”的表现。
　　支持者通常认为“内外有别”是一种饱含温情的心理呵护，虽不提倡发展物质上的福利社会，精神上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是一种社会福利，要经常让公民感觉被照顾、没有被忽略。反对者与质疑的一方认为，羊毛很少出在牛身上，企业雇主来承担外来雇员的部分医疗津贴会加大企业成本，最终会削弱新加坡的竞争力，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政府应该如何取舍呢？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凝聚力怎么选择呢？
 　《论语》上有个著名的典故叫“子贡问政”。子贡是孔子的学生，他问孔子从政需要什么，一个国家想要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孔子的回答很简单：“足兵、足食、民信之矣”（《论语·严渊》）。即是说，第一是国家机器，必须有强大的兵力做保障；第二是丰衣足食；第三就是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子贡说三条太多了，如果我非得去掉一条，您说该去掉什么？孔子说：“去兵。”可以不要兵力，人总得吃饭，但还得有信仰。子贡又说，这两条您再给我选一个最重要的。孔子说：“去食。”我们宁可不要粮食了。然后他又说了一句结论，叫做“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他说，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没有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所以一个政府最关心应该是国民的归属感。
　　但在执行任何政策时很少有一帆风顺的，不同的声音总会有的。
心理上的一点沾沾自喜　　
　　
　　有人说这样的政策最大的赢家是政府，最终的输家是纳税人；公民得到的也不过是心理上的一点沾沾自喜，最终还是自己买单；看似推动永久居民成为公民，但不是靠收心而是靠收网；看似强化了公民权利和国家信仰，但又协助弱化了开放移民社会的豁达心态，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婆再去享受婆婆的威严面对更新的媳妇；众说纷纭，政府又该如何是好呢？
　　网上有一个小故事：有一大群小青蛙，看到高耸入云的铁塔，突发奇想，要爬到塔尖上，大家都很受这个理想感召，呼朋唤友就开始爬了。爬着爬着，被太阳晒得气喘吁吁，就开始有青蛙怀疑，咱们为什么要爬啊，谁出的主意啊？说着说着，一个停下来就有三个停下来，就有五个停下来，逐渐地大家不仅停下来了而且都在嘲笑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大家却惊讶地发现，一只最小的青蛙还在爬，它的速度也不快，就一点一点的往上爬。后来大家瞠目结舌地看着小青蛙到达了塔尖，忙问小青蛙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它？答案出乎意外：小青蛙是个聋子，它当时只看到了所有青蛙都在往上爬，但当大家议论的时候它没听见，所以它以为大家都在爬，最后就成了一个奇迹，爬上去了。
　　既然认为是正确的并且已经开始行动，就应该义无反顾地选择暂时失聪，坚持到底。
　　当政策是正确的时候，推行决策的方法就显得重要了，政策的改变其实最常用的就是两种方法：加法和减法。增加公民的待遇和照顾，合情合理不会有太多人觉得敏感；减少非公民的现有待遇，难免产生争议或疏离。
　　以前每届大选，有关组屋翻新的课题，也有产生错觉的经验。如果我们说：“选我，你的组屋翻新可以得到快速有效的落实。”这是加法。如果我们说：“不选我，你的组屋翻新将会遥遥无期。”这就是减法了。
　　所以，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方法也要相应考究，不但达意还要传情。这样就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现出精英政府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