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视野

　　中国文联属下的《华人世界》杂志，是一份有高品位追求的刊物，报道和评论的焦点是全球华人。上个月该杂志的记者苑纯洁因为要采访早报总编辑林任君而找我帮忙联络，随后寄来几份杂志给林总和我看，内容很不错。

　　没有想到的是，在苑纯洁就早报的办报理念采访了林总之后，另一位记者王颖娜在若干天之后也要求采访我，而且是要我谈李光耀资政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我感到有点为难。虽然过去在文章中很直率地分别评论过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和温家宝以及欧美一些政治家，但我从来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评论李光耀这位世界级的政治元老，因为他不是一般人所能深刻了解和理解的。

　　但是，王颖娜在电话那端非常坚持，而且还说：我看过你很多文章，知道你一定能说出有别于其他学者的观点。这么一坚持，一引导，我好像立即有了勇气和信心。该刊11月号已经出版，封面故事就是李光耀、李显龙父子与中国的渊源，记者对我的采访是这个专题报道的一部分，相关内容转贴如下。

李光耀　中国的诤友
《华人世界》记者：王颖娜/黄庆时

　　李光耀一直以“ 中国的老朋友” 身份关注着中国改革、复兴的每一步。几乎每隔一年便会来中国一次, 每次的时间都在8-10 天。李光耀几乎走遍了中国。

　　而回顾中国这30年的发展复兴之路, 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听到李光耀的声音, 或积极的建议或犀利的批评或善意的提醒。那么, 作为新加坡政治人物、作为华人, 李光耀与中国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为此,《华人世界》采访了相关专家、评论员。

李光耀是中国的诤友

　　在所有外国领导人当中, 李光耀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最为深刻, 并且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中国的角度考虑一些问题; 而在东方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当中, 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也很透彻, 李光耀时常帮助西方国家思考如何与中国进行更有成效的交往。

　　可以说, 李光耀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并且深远的。“ 在中国与东盟以及西方国家的交往中, 李光耀起了独特的桥梁作用。” 外交学院外交系教授苏浩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说道,“ 上世纪80 年代, 美国在东南亚一直有对中国十分不利的广播,在李光耀的提议下, 广播才得以取消。” 此外, 在两岸关系中, 李光耀直接促成了1992 年在新加坡举行的“ 汪辜会谈”。“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新加坡由于自身的局限, 所有的军事训练都是在台湾完成的。因此, 新加坡与台湾关系很密切。李光耀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两岸交往的桥梁。” 苏浩表示。

　　但在很多人看来, 李光耀与中国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用“ 老朋友”、“ 老大哥” 来概括。新加坡联合早报时事评论员杜平认为用“诤友” 来形容更为贴切。他对《华人世界》阐释道:“具体地说, 在李光耀之于中国,我觉得他既是中国诚实的支持者, 也是最直率、最善意的批评者。”

　　杜平曾在北京中央新闻单位担任首席外交记者, 负责报道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外事活动, 与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过直接接触, 包括目睹过中国多位领导人与李光耀之间的接触。由于长期在中新两国主流媒体工作, 所以他对双边政治交往有直接和深入的观察。

　　在杜平看来, 不只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即便是直到今天, 李光耀和新加坡在很多方面依然关注并影响着中国。

　　杜平认为, 李光耀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朋友:“ 李光耀是一位非常有主见的人, 他有一套成熟的、自己相当坚持的治国思想和政治哲学, 所以他永远是毫不迟疑地捍卫自己的政治人格和声誉。”

　　在杜平的印象中, 李光耀从来不会轻易地赞赏或者附和中国, 也不会违心地说一些令中国人高兴的话。相反, 在不少时候, 他针对中国发表的一些言论, 听起来并不是很舒服, 甚至有些刺耳, 偶尔还有可能引起一点小误会。但是, 时间和事实经常站在他一边。他说的很多话后来都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 是苦口良药。因此, 他认为用“ 政治导师” 来形容李光耀更准确。

李光耀和新加坡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自1965 年独立后，40多年间, 新加坡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政府以高效、廉洁而闻名, 人民生活水平较其他亚洲国家高。这一切都离不开李光耀。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和他的治国理念正是吸引邓小平之所在, 也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借鉴和学习的。

　　“李光耀和新加坡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杜平用一句话概括了李光耀与中国的关系。的确, 邓小平当年访问新加坡时, 看到这个规模很小的华人社会发展和管理得如此之好, 便把它当成一面镜子, 并且从中看到了中国的落后, 更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信心和方向。

　　在新加坡已生活十多年的杜平感触颇多, 他把李光耀的治国经验概括为两点: 务实和实用主义。“ 无论是西方的, 还是东方的, 任何东西只要能带来好处和利益, 新加坡都绝不会拒之门外, 反而要捷足先登, 趋而取之。实际上, 一切外来的东西, 都能被巧妙地变成新加坡的, 而且是新加坡所特有的。例如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架构是西式的, 但这个框架下的内容和行为规范却有很多是东方式的, 例如必须尊重权威的尊严, 不允许这种尊严受到任意挑战。” 杜平这样评价。

　　在国际贸易和外交上, 新加坡同样非常务实。“ 无论是与大国, 还是与地区各国的关系上, 新加坡在很多方面游刃有余, 四面受益。作为一个小国的领导人, 李光耀所主导和影响下的外交政策, 简单概括起来, 就是现实主义, 或者叫趋利避害。” 杜平说。

　　“李光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直接和间接的作用。” 外交学院外交系教授苏浩向记者表示,“ 作为华人领袖, 他一直有很强烈的意愿要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上世纪70 年代, 中新尚未建交, 但实际上, 李光耀已经开始积极主动地表示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90 年代改革开放的重心从南方四个经济特区转向长三角地区,李光耀在这个转变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非常有眼光, 苏州工业园区是两国经济合作最重要的体现, 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尝试, 也是一个由国家支持来带动地方经济的特殊合作项目。从沿海到长三角再到内地、东北等地的经济发展, 李光耀都在其中起了独特的作用。”

　　而在中国，继邓小平之后, 历代领导人也都把新加坡的很多方面作为参照物。中国的很多事情都被拿来与新加坡作比较, 中国在经济改革等方面也会听取李光耀的意见。杜平的看法是:“ 无论他的见解在中国政府的决策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认真提出的很多看法, 都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李光耀与中国“ 和而不同”

　　在谈到李光耀对中国的态度上,杜平用了“ 和而不同” 四个字。

　　我们知道新加坡主要是华人社会, 李光耀的祖籍是广东省大埔县，以至于不少人不管是否真正了解他,都会把他视为世界华人社会的光荣。“ 但随之也出现了不少错误的认识,包括从文化母国的角度, 一厢情愿地把李光耀当作‘ 海外侨领’ 来看待。”

　　最后, 杜平特别强调, 在谈论李光耀对中国所具有的价值之前, 人们必须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一点, 那就是,李光耀虽然是华人, 但他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传统概念上“心系祖国的海外华人”。李光耀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领袖。他的中国观、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等,都与中国人有很大的差别。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属于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的高层互动, 双方的出发点都是要追求和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条件是平等和双赢。“ 很多中国人以‘ 血浓于水’ 的惯性思维来看待或者寄望于李光耀和新加坡,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对新加坡和中国, 这都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