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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08-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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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峥嵘岁月－“编期刊的甜酸苦辣”讲座
2007-11-20 00:36:03
天气: 晴朗 心情: 高兴
2007年11月17日周末下午，约150名文友聚集于国家图书馆总馆16楼，参加该馆与海南会馆读书会为配合“新加坡期刊50年展”而举办的“编期刊的甜酸苦辣”讲座。
三位主讲者为孙泽宇、陈川波和韩山元，都是本地文坛老前辈。彬彬有礼的主持人赖先生（图书馆处长）为各位主讲者作了简要介绍，
首先发言的孙泽宇先生（柳舜），是上世纪50年代畅销刊物《人间》的主要编辑之一， 其他编辑还有王如明、林臻、林清如等人。孙先生娓娓道来，叙述了编撰、出版《人间》的点点滴滴，回顾那段年轻、不成熟却是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峥嵘岁月,为办期刊日夜奔忙也不言累。《人间》是在《荒地》和《耕耘》先后被封禁之后出版的刊物，出版人来自沙劳越，可说是当时硕果仅存的畅销文艺期刊，每期销量都在5000本以上，总共出版了25期，为了客观因素，从半月刊到月刊到不定期出版，读者群以当时的学生和职工阶层为主。最后一期印刷后还来不及销售，已被“有关当局”一纸封令扼杀了，无法传到读者手中。
缺乏经费是出版《人间》的主要难题，编委成员大多是在籍学生，有份职业的如孙先生也都把花红和聚蓄都投进去，才能勉强维持。大家义务效劳，出力出钱，干劲十足。1955年编著第9期时，突然接获来自一群工友的183元捐款，对
编委来说是莫大的鼓舞！有关公开谢词登在《人间》的第9期。
稿源不足是出版《人间》的另一困难，尽管如此，《人间》的内容还是包罗万象，甚至有来自国外如毛里求斯的稿件。编辑们学效仿当时杏影先生在《星洲日报》办副刊的方法，积极鼓励学生投稿，为他们的习作改稿，因此文章水平一般不高，也尽量避开一些激烈的口号。题材注重反映现实，并且立足于本土，触及民生课题、宣扬爱国主义、报告时事、关心政治，可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人间》无形中也培养起一批年青年作家。那是个民族解放运动热火朝天的年代，各种文艺、学生、工人团体蓬勃发展。《人间》也自然而然地参与其盛，时常配合其他文艺团体搞健康文化活动，为反黄运动作出一定的贡献。
陈川波先生（长河）接着发言，陈先生在大学时代是校园刊物编委，后来负责主编《建设》和《艺术天地》。《建设》在60年代出版26期就因拿不到出版准证而停刊，只有《艺术天地》延续至今，已办了15年。主讲者就办期刊滋味的“甜酸苦辣”作了具体的表述。原来当时青年人搞文艺，不完全是为了兴趣而已，而是肩负着神圣的时代与社会使命，希望通过文学文艺反映现实，激发时代精神，改造社会。搞文艺的甜酸苦辣也围绕着这种思想感情引申开来。
编辑的“甜”之一是有机会在第一时间阅读具份量的优秀作品，每当阅读一篇反映现实、思想深刻的稿件，内心的喜乐不言而喻，如来自方修先生的《马华文艺的思想变迁》的论文、有关三岛由纪夫自杀事件的评论等。当时《星洲日报。天下事》主编专诚为《建设》撰写专题文章；韩山元负责写影评；文章思想内容深刻，观点正确。乐趣其二是编委分工合作，尤其是当无法如期收到有关专栏稿件，编委必须分头去写专题文章，及时补上。从自己亲手完成一篇篇文章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感。
60年代时局动荡，普遍存在着各种社会民生、教育和政治问题，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作为一份反映现实时代的综合性刊物，这一切在《建设》中都有所涉及。《文艺天地》也是如此，其中80％的文章是写实作品。编辑的一大快慰是将这些有现实意义的文章呈现给读者，让读者从中得到启发。
期刊征稿也造就了一些本地写作人才，有作家搁笔收山，有的又重提笔杆，进进出出文坛，每当有新人加入创作队伍，接获稿件令他倍感欣奋。
所幸创办《建设》时与出版人约法三章，陈川波先生只负责编辑工作不管钱的问题，刊物销路好出版人不至于亏本，因而免去了财政上的烦恼；《艺术天地》则得到“李氏基金”的赞助。
最大苦恼是出版准证不获得更新，期刊必须停办。因此必须尽量根据自己的判断力去拿捏尺度，如何设法刊登一篇有政治敏感性的文章？比如刊登余柱业逝世的挽词；如何驳斥有歪曲事实的论调？如《红潮》的有关理论，都是学问。在报馆服务多年的陈川波，是这方面的能手！
其他的苦乐是来自编著工作上的，在没有电脑的时代，打字、排版、改版、找字、割字，很考功力和耐力，而所有的编委成员都是义务性质的，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愿意付出牺牲和代价，这是当时文艺青年的的特征。编辑带着使命感，觉得办刊必须向读者负责。从选稿、审稿当中编辑有机会阅读大量文章，从而受益不浅。
第三位主讲人韩山元先生，在70年代负责编辑的刊物有《创作与文摘》、《大众知识》和《知识天地》。山叔说70年代是本地文艺青年感到迷茫的时代，本地文艺青年基本上受中国的影响很大，思想早熟感情慢熟。但这不代表本地文学与中国文学划上等号，恰似“借火烤肉”，本地文学还是有本土特色。当时办正派文艺刊物往往遇到许多客观政治因素的干扰，最大的隐忧当然是担心拿不到下一次的出版准证。
《创作》主编是颂雅，以小说为主，提倡不满一千字的小小说。每一期都有一个重点，由韩老师写一篇文学理论。第4期以“非洲独立运动”的战鼓为封面，被有关当局传召问话：是否搞武装斗争？！出版6期后准证即被吊销。
《大众》借用了《知识报》的出版准证，每月租金几百元，因此政治色彩不强烈，但也不离现实主义路线。韩老师回忆说，曾有一篇文章题名“鲁迅读过《星洲日报》”引起注目，当时的文艺青年，都不约而同地以鲁迅为文化偶像，非常崇敬鲁迅。
《知识》主编为李向，是一本综合性刊物，内容有文艺、国际时事，反映现实。比如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出版纪念特刊，当时新中关系尚处“不友好”状态，中国色彩的文章时常受到“有关当局”的封杀，为了审查“过关”，只好刊登大量的毛泽东诗词。
山叔接着以些许激动的口吻反驳所谓的“中华文化殖民”、“中华文化霸权”和“去中国化”的谬论。中华文化自古以来被世界各地华人主动广泛承传，中国从未以任何政治压迫或武力将中华文化强加在任何人身上，因此不存在“殖民”或“霸权”的问题。他强调政治效忠与文化秉承必须区分开来，尽管政治国度不同，但文化认同还是一脉相承，没有所谓的“去中国化”。
发问时段与会者反应热烈，听众的感动与共鸣可见一斑，有位年青人问三位主讲者：“倘若生命能从来，可选择走同样的道路？”得到的答案是：“无怨无悔，甚至要做得更好！”
听完讲座笔者感触良深，那是个辉煌的时代，在布满荆棘的文学道路上，我们的文坛前辈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 本帖最后由 林子 于 2007-11-20 00: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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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主讲者为孙泽宇、陈川波和韩山元，都是本地文坛老前辈。彬彬有礼的主持人赖先生（图书馆处长）为各位主讲者作了简要介绍，
首先发言的孙泽宇先生（柳舜），是上世纪50年代畅销刊物《人间》的主要编辑之一， 其他编辑还有王如明、林臻、林清如等人。孙先生娓娓道来，叙述了编撰、出版《人间》的点点滴滴，回顾那段年轻、不成熟却是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峥嵘岁月,为办期刊日夜奔忙也不言累。《人间》是在《荒地》和《耕耘》先后被封禁之后出版的刊物，出版人来自沙劳越，可说是当时硕果仅存的畅销文艺期刊，每期销量都在5000本以上，总共出版了25期，为了客观因素，从半月刊到月刊到不定期出版，读者群以当时的学生和职工阶层为主。最后一期印刷后还来不及销售，已被“有关当局”一纸封令扼杀了，无法传到读者手中。
缺乏经费是出版《人间》的主要难题，编委成员大多是在籍学生，有份职业的如孙先生也都把花红和聚蓄都投进去，才能勉强维持。大家义务效劳，出力出钱，干劲十足。1955年编著第9期时，突然接获来自一群工友的183元捐款，对
编委来说是莫大的鼓舞！有关公开谢词登在《人间》的第9期。
稿源不足是出版《人间》的另一困难，尽管如此，《人间》的内容还是包罗万象，甚至有来自国外如毛里求斯的稿件。编辑们学效仿当时杏影先生在《星洲日报》办副刊的方法，积极鼓励学生投稿，为他们的习作改稿，因此文章水平一般不高，也尽量避开一些激烈的口号。题材注重反映现实，并且立足于本土，触及民生课题、宣扬爱国主义、报告时事、关心政治，可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人间》无形中也培养起一批年青年作家。那是个民族解放运动热火朝天的年代，各种文艺、学生、工人团体蓬勃发展。《人间》也自然而然地参与其盛，时常配合其他文艺团体搞健康文化活动，为反黄运动作出一定的贡献。
陈川波先生（长河）接着发言，陈先生在大学时代是校园刊物编委，后来负责主编《建设》和《艺术天地》。《建设》在60年代出版26期就因拿不到出版准证而停刊，只有《艺术天地》延续至今，已办了15年。主讲者就办期刊滋味的“甜酸苦辣”作了具体的表述。原来当时青年人搞文艺，不完全是为了兴趣而已，而是肩负着神圣的时代与社会使命，希望通过文学文艺反映现实，激发时代精神，改造社会。搞文艺的甜酸苦辣也围绕着这种思想感情引申开来。
编辑的“甜”之一是有机会在第一时间阅读具份量的优秀作品，每当阅读一篇反映现实、思想深刻的稿件，内心的喜乐不言而喻，如来自方修先生的《马华文艺的思想变迁》的论文、有关三岛由纪夫自杀事件的评论等。当时《星洲日报。天下事》主编专诚为《建设》撰写专题文章；韩山元负责写影评；文章思想内容深刻，观点正确。乐趣其二是编委分工合作，尤其是当无法如期收到有关专栏稿件，编委必须分头去写专题文章，及时补上。从自己亲手完成一篇篇文章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感。
60年代时局动荡，普遍存在着各种社会民生、教育和政治问题，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作为一份反映现实时代的综合性刊物，这一切在《建设》中都有所涉及。《文艺天地》也是如此，其中80％的文章是写实作品。编辑的一大快慰是将这些有现实意义的文章呈现给读者，让读者从中得到启发。
期刊征稿也造就了一些本地写作人才，有作家搁笔收山，有的又重提笔杆，进进出出文坛，每当有新人加入创作队伍，接获稿件令他倍感欣奋。
所幸创办《建设》时与出版人约法三章，陈川波先生只负责编辑工作不管钱的问题，刊物销路好出版人不至于亏本，因而免去了财政上的烦恼；《艺术天地》则得到“李氏基金”的赞助。
最大苦恼是出版准证不获得更新，期刊必须停办。因此必须尽量根据自己的判断力去拿捏尺度，如何设法刊登一篇有政治敏感性的文章？比如刊登余柱业逝世的挽词；如何驳斥有歪曲事实的论调？如《红潮》的有关理论，都是学问。在报馆服务多年的陈川波，是这方面的能手！
其他的苦乐是来自编著工作上的，在没有电脑的时代，打字、排版、改版、找字、割字，很考功力和耐力，而所有的编委成员都是义务性质的，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愿意付出牺牲和代价，这是当时文艺青年的的特征。编辑带着使命感，觉得办刊必须向读者负责。从选稿、审稿当中编辑有机会阅读大量文章，从而受益不浅。
第三位主讲人韩山元先生，在70年代负责编辑的刊物有《创作与文摘》、《大众知识》和《知识天地》。山叔说70年代是本地文艺青年感到迷茫的时代，本地文艺青年基本上受中国的影响很大，思想早熟感情慢熟。但这不代表本地文学与中国文学划上等号，恰似“借火烤肉”，本地文学还是有本土特色。当时办正派文艺刊物往往遇到许多客观政治因素的干扰，最大的隐忧当然是担心拿不到下一次的出版准证。
《创作》主编是颂雅，以小说为主，提倡不满一千字的小小说。每一期都有一个重点，由韩老师写一篇文学理论。第4期以“非洲独立运动”的战鼓为封面，被有关当局传召问话：是否搞武装斗争？！出版6期后准证即被吊销。
《大众》借用了《知识报》的出版准证，每月租金几百元，因此政治色彩不强烈，但也不离现实主义路线。韩老师回忆说，曾有一篇文章题名“鲁迅读过《星洲日报》”引起注目，当时的文艺青年，都不约而同地以鲁迅为文化偶像，非常崇敬鲁迅。
《知识》主编为李向，是一本综合性刊物，内容有文艺、国际时事，反映现实。比如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出版纪念特刊，当时新中关系尚处“不友好”状态，中国色彩的文章时常受到“有关当局”的封杀，为了审查“过关”，只好刊登大量的毛泽东诗词。
山叔接着以些许激动的口吻反驳所谓的“中华文化殖民”、“中华文化霸权”和“去中国化”的谬论。中华文化自古以来被世界各地华人主动广泛承传，中国从未以任何政治压迫或武力将中华文化强加在任何人身上，因此不存在“殖民”或“霸权”的问题。他强调政治效忠与文化秉承必须区分开来，尽管政治国度不同，但文化认同还是一脉相承，没有所谓的“去中国化”。
发问时段与会者反应热烈，听众的感动与共鸣可见一斑，有位年青人问三位主讲者：“倘若生命能从来，可选择走同样的道路？”得到的答案是：“无怨无悔，甚至要做得更好！”
听完讲座笔者感触良深，那是个辉煌的时代，在布满荆棘的文学道路上，我们的文坛前辈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 本帖最后由 林子 于 2007-11-20 00: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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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汀 发表于 2007-11-20 07:02:40
- 新加坡和中国关系发展，出版业完全可以跨入中国。
- 焚琴煮鹤 发表于 2007-11-20 13:40:51
- 谢谢你的好文章，让我们没去的人身临其境。
- 林子 发表于 2007-11-20 20:40:43
-
回复 #2 方汀 的帖子
现在已经有许多本地华文书送到中国大陆印刷，节省费用。
- 林子 发表于 2007-11-20 20:42:53
-
回复 #3 焚琴煮鹤 的帖子
过奖了！仓促完成，尚欠理想！
- Limyewsung 发表于 2008-01-25 00:54:29
-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令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那天不见延任先生，有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