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边一棵树

关于高行健水墨画作品，郭馆长的提问试图了解高行健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界线，这样的差异对他的作品创作又产生怎样的灵感和影响。

可能郭馆长忘记了，高行健已经说过，艺术的美是没有东西方差异的。高行健说，这是一个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这也是东西方社会都有的差异之处，可是东西方都会出现的是打倒传统，否定传统，打倒前人。

他的观点是传统是既定的存在，但传统也不是一尘不变的，所以，不必要一定坚持传统。传统只是一种参照。

高行健自称先学西方绘画，然后因为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的了解，开展突破传统的水墨画创作，而水墨画的“意境”一说，对他来说非常关键。

在西方绘画中，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画家对于光的把握则是西方绘画的关键，光源在哪里？光是怎么来的？这是科学，理性的思维，中国画里没有光的问题，但是却有留白，通过不同处理方法，获得的是笔墨的情趣。所以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就会把光的问题带入到他的水墨画中，那不是现实的框架景物的反映，而是内心的心相，这种经验类似于梦境的感觉，绘画创作就是描摹表现某种的幻象。

由绘画再谈到文学创作，以获奖作品《灵山》为例，通篇人物无名无姓，也没有所谓的人物性格特征的刻画，只是一个主语的三种称谓“你”“我”“他”。这在小说创作上几乎无人有这样的写法，而启发他的是八十年代在长江流域原始林区里的漫长旅行，深入到自然旷野之中，有时候，甚至是一整天都遇不到一个人，可以清晰地听见内心在说话，在思考，那个声音就是“你”，走的更远些，那个“你”就变成了“他”。

在座谈会上，高行健也谈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社会参与作用问题，因为他本人颇具争议的个人经历和遭遇，我觉得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高行健有明显的个人情绪表现。他说作家是救不了世的，在压迫，暴力，战争等社会困境面前和普通人一样的脆弱，脆弱的如同一个虫子，个人在现实社会能做什么，对于世界，对于自己，笼统地说只是一个抽象的个体存在，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

独善其身，争取自由。每个人都在争取自由，作家尤其要争取思想的自由，作家应有意识的自救，成就自己，而不是沦为政治权利的工具或政治的牺牲品，作家的身份不是斗士，烈士，更好的作用是一个观察者，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摆脱任何观念，去掉任何杂念，也同样冷静的观察自己，唤醒一个清醒的意识，实现一种摆脱现实利害关系，自身杂念的清醒意识，这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

在座谈会的最后，高行健也谈到了相隔十九年，再一次来到新加坡的感受，他认为新加坡在历史，地理上，都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应该更具有开放的态度，并成为新加坡的优势和有利条件，文化艺术领域更要有超越意识，抱持本土观念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