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后还没有开学，我们在沈阳度假，太太就要临产了，岳母拿出一件件给孩子预备的小衣服，小裤子给我们看。我说他穿得下吗？就巴掌大小啊。大家都笑了，你以为他多大啊？我想，那该是怎样的一个小东西呢？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别人的小孩，烦他们的奶腥味，怕他们随意大小便脏了我的衣服。太太说：等我们有了孩子，看你怎么办！
天气特热，我在岳父家大门侧面的厦子里读书。这是个典型的四合院，原是清朝郑亲王府下人住的，建国后公私合营，已经多年失修。平时大门两侧的厦子都堆满了杂物。屋子经过打扫，很清净，也很清凉。已经破旧的几把太师椅子，椅面铺的是绿色的瓷砖，隔着布裤子透过丝丝凉爽。岳母和贤惠的二嫂想方设法的，给我这个“娇客”弄点绿豆汤啊，小酸梨啊招待我，难为他们，那个年头招待女婿可是窘迫到家了。我央求岳母打开锈蚀的锁头，潜入逃亡台湾的大哥的书房，在撒满六六六粉剂的房间，憋着气，抱出了一些书，人不知鬼不觉的在厦子里读。他是早稻田大学学政经的，有许多政法的书籍，日文的中文的都有。我很喜欢读其中的一本《比较宪法》，大概当时世界的10几个国家的宪法 都有。当然，还有伪满洲国的宪法，记得我当时的感想是满洲国虽然是傀儡国家，法律倒也完备。有许多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都没有。从这书里，才知道游行示威，罢工罢课都是合法的。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被选举人有学历和财产的限制。无产也就失掉了被选举权。这和我们中国可大不相同。我们投票选举的都是老革命，老党员，三代是贫下中农或工人阶级，各种运动表现积极的人们。
有一天，大门进来两个穿灰制服的干部模样的人，来外调我。岳母接待的。据说就是问我回沈阳都做什么，和哪些人来往。岳母告诉我有人调查，我想当然的说：新参加工作，有审干办公室，都要调查的。
有一天干教科来封电报，让我速回内蒙。我打点一下行装，嘱咐妻子临产要善待自己，就踏上归程。火车上有个獐头鼠目的家伙，总是来搭讪我，让我疑心是个坏蛋。可是他已经挤坐在我的身旁，只好有一句没一句的敷衍他。好歹到了地方，他也就消失了。经过一片庄稼地，走过两个干河套，到了家。到学校走走，学校还没有开学，院子里长出了茂盛的杂草，操场上也没有人迹。回家百无聊赖，躺在炕沿上就睡着了，什么梦都没有做。干教科长来敲门，说和他到盟里开个什么会，马上出发。于是我换套衣服，坐上他带来的吉普车，到火车站去。
到盟所在地只有100公里，那是铁路终点。我们上火车时，科长一个劲强调要坐后面，那里清净。好歹找到一节车厢，座都是空的，就上去了。可是跟我们上来几个人，上来就嚷嚷打扑克，要我们和他们玩。我本来就不会玩，科长一眼一眼的看着我，心绪不宁的样子，好象也没有那个兴趣。无奈，那四个人就 赖在我们旁边的座位上，大呼小叫的打起扑克来了。还不时的看看科长，看看我，挤眉弄眼的，让我十分反感。
那时这个边疆城市还没有公共汽车，有一种很高大的马车，有棚，有坐垫，走起来铃声和马蹄声一起响，倒也有趣。下了火车，我们坐上去，享受这种19世纪的奢侈的交通工具。笔直的一条柏油大马路，向前伸去。
走到盟检察院门口，那四个在车上打扑克的人突然出现在马路边上，张开手臂，把车子拦住。科长跳下车，他们嘀咕几句什么，就转向我很客气的说：“郝老师也下来吧，到里面休息休息。”我想科长有事，与我无关，就跳下来，跟着走进院子，进了大楼。推开一个屋子的门，那里坐满了人，都在抽烟。可是，看不清面目。秋初的黄昏，7点天光就暗了。我说怎么不开灯，在墙边找到开关，把灯开了。这时大家急忙找椅子，让我们坐，一时全屋哑然。好象都在期待着什么。
听到走廊有脚步声，一个穿四个吊兜的人走进来，问我：“你是***吗？”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当然我是！他严肃的说：“你有重大案情，被扣留了。”我当时腿下一凉，就很迟疑的说：“好。”这个回答令我以后好久不爽，好什么好！就此被围进高墙，打到阴山背后，不食人间烟火味，成仙都没有准备，更何况是当一个冤鬼。他拿出印制很精致的一张纸，上面盖着鲜红的大印。我仔细一看，是刑事拘留证，让我签名，并且填上年月日时。记得那天是1963年8月30日。我填了表格，又迫不及待的问：“还干啥？”好象担心他们会弄错程序的样子。他们让我把衣兜里的东西翻出来，钱包，手绢，钥匙等，那时还没有手机，否则一定是打开手机让他们看看有哪些联系人。交给他们后，我以为要绑上，押我到哪里去。可是他们让我走在前面，四个人跟在后面。向街里走去。路本来就不近，再加上我一路思绪如麻，感慨万千，那路就更远了。
终于走到一个大门口，一个兵扛着枪在那里立定。黑大门上照例开了一个人走的小门。后面的人让我进，那个兵把刺刀横起，厉声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没有事，是他们让我进的。士兵放行。院子象个居民的大杂院，凌乱不堪。正在用蒿草熏蚊子，什么也看不清。一个冷着脸的老头子，穿着公安制服,把我领进办公室。然后让我解下腰带，鞋带，摘下眼镜，用指甲刀把我的小裤衩的松紧带剪断抽出。恍然大悟，这里禁绝一切绳子带子，显然是怕犯人自经去阎王那里报到！又递我一个小木牌，和清朝官员进宫的金牌那样大小，写着号码。我顺手塞在外套的兜子里。他手里拿着一串叮当响的钥匙，令我跟着他走。原来里面还有一个大院子，东西北三面是平房，木板门，大约有旧时四五六规格的棺材，那个六寸的棺材盖子厚。没有窗子，没有通气孔，只在门上开了一个方孔，上面安了一个带折页的小门，比巴掌大一些。他在开门时，让我冲墙低头等待。大墙上站着一个兵，也对我喊：低头！好象专政机关是偷偷摸摸的，怕人看！
那样的大锁头我没有见过。老长的钥匙捅进去，嘎吱一声，惊得当院落在地上的麻雀都飞了。他低吼一声：“进！”我刚跨过门槛，板门就哐当一声关上了。
我站在地上愣着。怎么一个个都赤膊，光头，死眉瞪眼的 看着我。我说：“你们是修河堤的民工吗？”说出来也明白过来了，看守所押的都是未决犯啊。大家怪声笑了。这一笑，完全暴露了上帝造人的手艺实在拙劣！大嘴咧开，各种黄牙黑牙，在腌脏的洞子里亮相。炕头的，一脸横肉，紧挨着的是一张苍白的三角脸，还有像揉皱的破纸盒又还原一下的老脸，有满面烟尘的脸，有充满邪恶的脸。牛鬼蛇神兄弟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我被客气的分在炕稍，挨着一米高的木头大尿桶。大家纷纷而来尿，展览他们的阳物，肆无忌惮的把尿桶尿得叮当响。并不时回头，好奇的打量我。老子还怕看吗？不过让这帮东西看很不舒服。我不想沾那章龌龊的炕席，但身后的小门哐的摔开，一个看守恶狠狠的叫：“上去！盘着腿坐好！”我把皮鞋脱下来。垫着屁股，以免弄脏了裤子。可这不是在火车站候车啊，没有可能一个小时就剪票啊。于是把鞋扔在地下。尖着屁股坐。过一会还是不行，干脆，随便坐吧。有人张罗着给我要份饭吃，因为他们都已吃过了。于是有人大声喊“报告，报告！”看守斥责着在外面说：“什么事？”“新来的还没有吃饭。”“将就着明天再吃吧，这里也不是饭店！”我想要是饭店，我一定要一瓶白酒，庆祝我乔迁之喜。可惜他们已经声明这里不是饭店了。
昏沉沉的坐到点名，然后是就寝。灯是常明的，睡觉也不息灯，完全不在乎节约用电。我没有被子没有褥子，有人扔给我一件破棉袄，又脏又烂，和乞丐帮用过的毫无二致。我想不要吧，辜负了人家的好心，要吧，实在是怕那股味道。于是压在腿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大约已经过了半夜，突然所长打开门，高声喊“173号，出来！”我看着大家，大家看着我。不知叫谁。身边有个人捅捅我：你的牌子那？拿出来看看！我懵懂的把手伸兜里一掏，啊，我的金牌果然是173。我看所长那张判官一样的脸，下了地，拎着鞋子就出去了。他锁门的工分，我也穿好了鞋子。
审讯室门口有两个兵扛着抢刺在警卫。一个大屋子，一张白漆的大案子，后面有几个戴墨镜的家伙，还有两个记录的。夜里戴墨镜，好笑。让我在进门处的木凳上坐。那木凳用铁链锁在地面上。于是 姓名履历，高声喊，低声劝，拿出一落照片，让我辨认。我估计那都是公安机关已掌握的特务反革命，看有我一伙的没有。很可惜，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很困，心智都休眠了。他们还在问。我胡乱点头。中间他们又换了一拨人审我，后来他们又换回来了。我猜想他们是去吃消夜。
终于问完了，让我签字画押，凡写错记错的地方也都让我盖手印。我突然清醒了：我已经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了。看着审讯人员交头接耳的样子和志得意满的神态，抓到了我和解放一个台湾的功绩差不多。
所长在押我回监号的路上警告我：不许和号里的犯人串通案情！我唯唯答应。
回到大院，所长去取钥匙，竟然忘记了我在哪个号子蹲了。不能站到别的号子的墙根啊。于是大声喊岗楼里的哨兵：“同志，我忘记是哪个监号的了！”听到一阵枪栓响：“老实点，谁和你是同志！”我正想问那我怎么叫他。所长拽着我衣领，开了门，把我推进去。
漫长的休眠期到了。每天都看着别人被提，从门缝看着日影在地面上移动。百爪挠心。想起了妻子，想起了亲朋，想起无数自由的日子。于是和那些牛鬼蛇神悄悄的聊天。那屋子里有三个贩毒的，两个乱伦和自己妈妈搞的，一个贩马到农业去]区的，一个强奸幼女的。大家看我的样子，很瘦削，很干净，有几份斯文，有几分害羞，大概背后早给我定了性。哪个强奸幼女的是个小学教师，姓秦，长的还很顺眼。和我年龄差不多。他趁打饭混乱的时候，凑到我跟前，悄悄的说：“哥们，你犯了什么事儿？”我想起所长的警告，就反问他“你猜呢？”他说：“肯定是强奸犯！”我说“对了。强奸幼女。”他来了兴头“你也是老师吧？”我说是。他说看着就象。“几个？”“8个。”“我32个。”我一惊。他兴致勃勃的在我耳边说：“哥们，咱俩一样！将来到劳改队也有个伴儿！”我心想，亲爱的强奸犯哥们，只怕你我都到不了劳改队了。果然在我判刑前半年，他就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了。几个反革命，也都先后枪毙了，只有一个香港特务，由于不交代问题，已经押了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