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苑绿汀

那是1970年的事，由于珍宝岛事件，有关部门担心这些犯人和苏修里应外合，就紧急把我们几百人向内地疏散，据说目的地是甘肃，可是还没走出内蒙省界，就没有问题了，于是我们就滞留在喀拉沁的一个劳改队。那里是个产萤石的矿山，据说和外蒙的肯特山是一脉。不知怎么回事，不但那里的犯人排外，就是管教人员也排外，言来语去，我们在原来的监狱是养尊处优了，到他这里就得重新改造一下才行。把我们分别安排到最苦最累的工序去锻炼。比如我吧，就在掌子头装过罐，在井下和井上推过矿车，打过眼，放过炮，最轻快的活计是打信号。

这是个竖井，共1000米深，向下500米 处开个巷道，1000米处再开个巷道，平时大家通称为一水平，二水平。升降机载人载物的部分叫罐笼，也就是楼房里的电梯的载人部分。不过罐笼升降速度极快，零点四五秒就可从井口落到井底，站在罐笼里的人只觉得腿下一凉，忽悠一下，就到地方了。所谓打信号，就是按动电键，用不同的长短音构成不同的信息，指挥升降机操作。比如“1234567！1234567！”就是“注意！注意！”，“滴哒滴哒滴滴哒---”就是供饭供水。关键是反应要快，我们那时每天的任务是提升到地面420车矿石，八小时，420车，你可以除一下，如果反应慢，动作慢，你不成了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了？不加刑也不会让你舒坦了。

每天上工，打信号的要最先下井，跳到地面上就抓信号把子，打发罐笼返回到井口，接别人下井。当时我就是二水平的信号工，每天站在1000米深的井最底下，迎送罐笼升降。

这一天和我同时进罐笼的有个放炮工杨某，瘦得象个猴子，成天把自己用乱泥抹成花脸。开始我还以为他的工作就是脏哪，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看他往脸上抹，才相信真有这样做的，那意思是让“政府”看，他真干活了，一点也没有偷懒。因此我很不喜欢他。他肩膀上挎了一个肮脏的帆布兜子，削好马蹄茬的炮药捻儿一只只的冲上支棱着。我知道肯定都插上雷管了，他们为了节省时间，通常都这样干。待打好了眼，把一根根香肠似的炮药插上带炮药捻儿的雷管，塞进炮药眼里，就可以点炮了。我自认有责任警告他，背着插好雷管的炮药捻儿下井，在罐笼里可有危险。他很有底气的说：

“没事儿！咱是老矿工了，这点事还不懂？”很藐视我的样子。可是，罐笼里还有几个拎着电石灯下井的人，多半是在掌子头装罐的人，一天要用撮子装几十吨毛石，分秒必争，在井上就把灯点亮，以便到地方操家伙就干。我说：

“老兄，别看队长没禁止你，这罐笼晃来晃去，一旦你的炮药捻儿让谁的灯点着，你的小命可就别要了，抹花脸都白费蜡了！”他没话说了，板着脸不理我。

又是一个早晨，我先到了井下。紧接着下的都是在各工序劳动的犯人。这个时候是一天最轻松的时候，大家打闹，说笑，亲切的骂人。第三罐下来了，我看井壁拳头粗的钢丝绳乱动，知道罐笼里发生了什么事，马上打警告信号，让开升降机的注意，要开稳了，要轻点落。

说着罐笼已经到了井底，打开门一看，我大吃一惊。所有人都摞在一起，上面的还在狠狠的向下面压。一个个面红耳赤，有的流着热汗，有的用天下最难听的语言咒骂着谁。我说：

“到地方了，到地方了，大家快出来吧！”

“不行不行，会爆炸的！”

我恍然大悟，真的让我不幸而言中了。我想最短的炮药捻儿才一米左右，如果不灭，火早就该窜到雷管部分了！

“如果爆炸，早就炸飞了你，现在肯定没事了。”

于是大家一个个爬起来，最下面的是个瘦小的体形，正是那个杨某。我把他的大帆布兜子拎起来，炮药捻儿都撕吧碎了，一点火星也没有。旁边有人给我讲：天气冷，大家都抢着下井取暖，罐笼一下挤进10来个人。杨某最后一个上来的，后面两个人在口角，说着说着动起手来，有人把点亮的电石灯举高，要照照那两个人，看清楚是谁。这时罐笼一摇晃，说巧真巧，火苗就晃到杨某的炮药捻儿的马蹄口上，立刻冒了一股青烟。大家惊叫起来，还没等杨某明白过来，大家竟像恶狼一般，扑向他，撕吧着他的兜子，他的衣服，最后有人发声喊，把他踩到脚底下，一阵乱踹，然后大家一个个扑倒在他上面，等待那惊天动地的一响----可是就是没响！

我说：“杨先生，今天当杂技团叠罗汉的底座，可够你受的了，不过不能在罐笼里躺着啊，起来吧！”

没有声息。我奇怪了。“喂，你怎么了？”

我用手试试他的鼻息，还有气。于是把他的身体在罐笼里摆一摆正，打个信号送他升井了。

晚上下班，看他的铺位没有了行李，还以为他进了医院，打听打更的，才知道倒没怎么压伤，不过蹲禁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