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苑绿汀

那时监狱来个新监狱长，叫旭伦扎布，脸是红红的，眼睛细细的，精力十足的样子，平时都是笑眯眯的。到任不久，可能是为了掌握犯人情况，占有第一手资料，到车间的时候，总是特意到我的工作案子前，和蔼的问我怎么样，鼓励我好好改造。我觉得他不适合做监狱工作，太和善，他把人们之间的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后来一想，也难怪，蒙古人嘛，思维和汉人就是不一样，“阶级斗争这根弦”拉得不够紧。 他有个十来岁的女孩，常常拉着他的手，到车间来走走，那孩子东看看，西摸摸，有时专注的看那些满是皱纹的老脸，若有所思。她一定在想：这些坏蛋，长的真丑！

有一次她爸爸领她到我的案子前，要她问我一个字怎样写，从此就算认识我了。到车间来，总是对我笑一笑，让我不禁想起自己的女儿，比她小几岁，也该上学了吧。

在一个大风大雨的夜晚，曾和我在一个师傅的带领下劳动的三个师兄都遁逃了，好象会水遁一样。早起才发现人去铺空，于是大家不上工了，都坐在床沿上，检举揭发，批判逃避改造，企图逍遥法外的行经。细想起来，他们都比我大，刑期都比我短，要逃首先也该是我啊。大家分析来分析去，不消说，认为我是他们的同伙，只是没有来得及跑而已。连我都怀疑自己，不用说别人了。自然，首先是管教干事找谈，说：

“毕竟你没有跑嘛，你交代了他们谋划逃跑的情节，还可以立功受奖。”

然后是管教科长找谈：

“你别自做聪明了，这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你们做活在一起，吃饭也聚在一起，说说笑笑，都说些什么？我就不信你不想跑！”

我非常诚恳的说：

“我是想跑啊，可是他们没有算我。我还生气哪。”

“你老实点，我随时可以关你的禁闭！”

后来升级了，监狱长找我谈。似乎只要我开口交代，就能把那几个小子抓到。我心里也急着哪，如果永远抓不到他们，我就永远要背这口黑锅了。旭伦扎布推心置腹的跟我谈，他相信我不是 那些越狱犯的同谋。因此我也就没蹲禁闭，继续出工。

几个月后，三个越狱的落网了，他们向黑龙江边境跑，想投奔苏修，让边防军抓住了。于是我也洗请了嫌疑，队长看我也有了笑容，监狱长走到我跟前重重的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走了。

有一天，院子开进两台大汽车，车厢两面都贴着彩纸写的大字，“坚决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坚决揪出老保分子，混进公检法系统的叛徒***”，车上跳下几个戴红袖标的人来，凶神恶煞一般，让我们给车加油，加水，调整刹车蹄。大家毕恭毕敬，调度来吩咐一下，大家赶紧照办，我用千斤顶把车架起来，觉得好吃力的样子，就登着轮胎看看车箱里装的什么东西，一看吓一跳！这不是看守所皮所长吗？四马攒蹄的用绳子捆着，脸上是灰土，鼻子出了血。还有几个人也都一样的形象。我赶紧跳下来，担心老所长看见我。不用说我是在看守所认识他的，他已经50多岁了，老农民的样子，是俗语说的“冷脸人”，不会笑，但对犯人还是很关心的。无论是要水啊，有病啊，他都不厌其烦的给你倒水来，给你拿药来。从不轻易把监号的门钥匙交给军管的解放军，可能是担心他们随意惩罚犯人用来消磨时间吧。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想：原来做这样的工作，真的也有好人。

这个时期车间热闹起来了。也有本厂的工人师傅成立了造反队。但我的两位师傅都是逍遥派。对我们特厉害的管教队长倒霉了，上班前先到大楼前庭向毛主席像请罪，然后才能进车间或监舍做他的日常工作，没精打睬的，据说是出身地主阶级。汽车电工组的张，技术最差，为人最坏，这时戴起红袖标，天天在车间里巡查，好象他是车间主任一样。不时就要严厉的教育某个犯人一顿。事后工人犯人都要嗤之以鼻。

有一天，监狱长旭伦扎布的小女儿跑进车间来了，两个小辩子绾着，扎个粉红的发结，两只黑亮的眼睛叽里咕噜转。看她的悠闲劲儿不像是找她爸爸。过去她经常 拉着她爸爸的手，到车间来好奇的这看看，那摸摸。她回头一眼看见了我，就像看到了早就认识的熟人一样。

“哎---，”她不知道怎样称呼我，黑黑的眼珠瞅着我，很认真的问，“你看见过现行反革命吗？”

“当然看见过啊，一堆一堆的看见，你爸爸就专门管他们。”

“你领我去看看啊，好吗？求你了！”

“那可不行！他们都红鼻子绿眼睛，青面獠牙，你要吓跑的！”

“不行，我一定要看。”

我于是把眼睛瞪着，把嘴咧开，用双手在头上呼扇着说：

“你爸爸没有告诉你吗？我就是青面獠牙的反革命啊！”说着嘴里发出怪声。

女孩惊讶了，向后闪了闪身子，终于半捂着眼睛跑了。大家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