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 晴朗
心情: 高兴
飞机起飞了!
老蒙坐在靠近机窗的位置。他探首外望,飞机场的指挥塔在眼前一掠而过,此后都是满眼空茫的云絮。“别了,故乡。”他低唤着,心里的惆怅一下子占据了所有的思绪。他唤来空中小姐,要她把浓烈的酒送来,好在这醇人的酒香中忘却家乡土地的困恼。
飞机是飞往三藩市的,这不是他的目的地,他必须从这儿转搭国内航班到加拿大西部,再从那儿搭公共汽车南下十多英里--一个小市镇。
回到镇上时,已是夜幕低垂时分。同房的小陈--一个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交给他一封电报。原来是从东部加拿大打来的,是一个同样流落异乡的人打来的。电报说他即将回乡,邀他同行呢。他看后就丢在一边,连衣也没脱,就躺在床上,他委实太疲倦了,从肉体到心灵,没一寸地方不感到疲倦,这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原以为,受伤的心灵可以在家乡得到填补,却带回更多的苦楚。
门铃响了。
“中国同学会”的小丁找上门来了。
老蒙懒洋洋地从楼上下来。小丁交给他一份用中英文打稿的传单,说:“下星期三上午,我们有一个游行示威,抗议电视台播映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如果你有兴趣,欢迎你参加。”
“我不是中国人!”他答,感觉自己的语气冷得很。
“你在开玩笑吧?”
“我是异乡人!知道了吗?”他大声地说,把传单丢在地上,跑回楼上去了。
小丁愕然地拾起地上的传单,对小陈说:“他怎么啦?”
“天晓得!大概在家乡碰上倒霉事了吧。”
“算了,他不参加谁也勉强不得。喂,小陈,这附近还有几个香港学生,你去联络一下好吗?”
他走了。
老蒙从楼上下来。
“你上哪儿?”小陈问。
“出去走走。”他说。
附近的街道上,几个“中国同学会”的会员还在那儿沿门挨户的进行“鼓动”。这条街是有名的“中国街”,大部分来自台湾、中国大陆、香港的留学生,都散居在附近。
“老蒙!”一个会员发现了他,大声的叫。
他快步的走过去,连个招呼也懒得打。他漫无目的地乱逛,疲倦了,就倚在街灯下。一个乞丐走过来,是个年纪很大的白种人。他无助地望着那老人,把几个硬币塞在他手上;那老人颤巍巍地走了。他想起在公园里拉小提琴的事来。当时,他也被一大群人--白种人--误为另一种身份的乞丐,他们的硬币像漫天星雨般丢在地上;但他一枚也没有拾起。他笑了,自己也不知道这笑声意味着什么。
这几天,医院里的同事--有中国人也有白种人--,都在谈论着示威游行的事。人人都那么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仿佛那是一件恒古以来最壮烈的行动。没有人注意到他,大伙儿都遗忘了他。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是异乡人!”那种被冷落的滋味,使他失去了和同事们同餐吃饭的乐趣。他静静地溜到外面,让初冬的阳光梳洗着自己那潮湿的头发。
他上了一家中国餐馆--就在医院隔街。平时,他是很少光顾这家餐馆。固然,餐馆的价钱比外面贵了许多,然而这并不是主要的因素。他怕碰见那些来餐馆讨论“政治大事”的中国学生。这些人,似乎都那么的高贵,那么的“前进”,对于他--这样一个异乡人,是从未被注意的对象,仿佛他是这世上最渺小的生物之一。
他静静地躲在一个角落。
侍者把饭菜送来了,悄悄地对他说:“你们这些中国学生,又在搞风搞雨了。”
“不,我不是……”他正想争辩。
侍者走了,他的话引起他极端的厌恶。当然,这顿饭他是吃得很不开心。但,这又有什么法子呢?谁叫他要上这儿来?
星期三到了,小陈老早就溜了出去。他原想到医院办公,忽然改变了主意,走向游行的集中地点去。在那儿,聚集了五百人左右的队伍,布条、旗帜、传单,全都预备好了。他遇到了小丁,小丁笑着说:“今天的天气真好,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他苦笑了一下。
“我们都是中国人嘛,对不对?”小丁说,然后走到前面去。
“我是中国人么?”他痴痴地想了一会。
游行开始了!
他随着人潮,缓缓地向前走。耳边都是口号声和歌声,他听不清楚人们在喊些什么,唱些什么。街道两旁,站了好些白种人,他们既不干扰游行,也不喝采,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大列青年人的队伍走过;然后是无武装的警察队伍,很有礼貌地替游行行列指挥交通。警察们的脸上,都是一律的透着严肃--仿佛这是一桩很有活力的“演出”。他被前后左右的人推挤着向前走,他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或许,正如小丁所说的:“今天的天气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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