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弓

        十一、二岁的时候，和三个小伙伴偷偷的横渡九龙江下游的西溪。

        当年真是少不更事！

        那可是闽南著名的溪流，称得上源远流长。溪水从闽西山区遥遥而来，集聚了十来个区县的山山水水一路南下。到龙海一带，就要出海了，那一段叫西溪。或许这称呼对当地旧时的文人来说，大概觉得不够味，所以为它更名为“锦江”以附风雅。

        想来可惜，那时候年少，根本不会去留心西溪的景致。现在的脑海里虽然还有余影，但文字窘匮，难于描述了。只记得那溪面开阔，至少也有五、六百米。涨潮时，对岸农家屋舍看似漂浮在溪面上的小船；退潮时，溪流迅速向东消失，流速快极了，一会儿的功夫岸下的红树就露出枝丫招摇了，又一会儿的功夫，躲在水里的咸草就挤挤挨挨站立起来。退潮后的滩涂，看到的是上一半儿咸草、下一半儿泥滩。那泥滩是滩涂鱼的乐园，这突着双眼的灰褐色鱼儿，身上粘着星星点点的白花，俗称“花跳仔”，在泥滩上钻进爬出，还会跳跳儿，活像在那溪水中摸爬滚打的小孩。

        那年的夏天，应该是上个世纪的六十七年或六十八年，文化革命蓬勃发展到我们的小城镇。那时节，大家都热情洋溢，破四旧，立四新，闹得热火朝天。以我们当时的年龄，跟在人家的后面造声势倒是有用，到后来要一起出门走南闯北去串联绝对不会得到赞同；要为人家提浆抱纸去贴大字报是好帮手，要套上红袖章儿站在街头上和人家辩论，那就得不到好处了。那时，学校没有正式的课程，老师自己也在忙乎，父母也被文革的浪潮冲得头昏脑胀，无暇顾及我们。我们这些小孩正应了这样的谚语“三日无溜爬上树”，乐得可以自己找乐子了。结果，这样几个小家伙找到的乐子却是十分危险的，简直是拿命开玩笑，这是事后我们一致的体会。

        那天，天气热，在家里呆不住，到学校也不是。于是四人相约到了溪边，要学横渡长江的壮举。坐在码头上等那潮涨稳了，脱了上衣外裤，塞在码头边的石缝里，留下一条小裤衩，敢敢地走进溪里。

        那时，当然还不懂这样的活动需要策划一类的玩意儿，四个人只商议一下确定在对岸的码头上岸，然后乘渡船回来就是了。潮是涨稳了，我们四人也都会游水，没有考虑的只是半途中会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时怎么办？还有，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在退潮之前横渡这溪流吗？

        那会儿，下水了，一切的一切都抛到脑后，我们开始扑打着溪水向前窜去。最初，还有可以争勇斗劲，比比谁游得快。到中流，开始安静下来了。手举不出水面，骄傲自由泳式的变成颓废狗爬式；脚没劲蹬了，潇洒的蛙泳变成了笨拙的踩水。已经不再希望第一个登上岸去炫耀，而是努力让自己浮着，看那渡船是否刚好向自己摇来。到最后，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四个人干脆仰着头，放软身子，随着溪水漂流了。结果，到岸了，虽然没有什么危险的事儿发生，却偏离预定的上岸地点远了一些，最初的目标也没有如愿达到，我们只能从长满咸草的泥滩登上岸。一蹬一蹬地把发软的双腿从烂泥中拔出来，再勉强地拖着它们上岸，那狼狈不堪之态实在不敢想象。

        这个冒险的经历，我一直不敢宣扬。不是因为那么狼狈的结局，而是因为知道我们真的少不更事。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经历，经历就是生活，而生活无需别人负责，也无需宣扬。就像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虽然那是在我们刚懂事时轰轰烈烈开始的，在我们已经有点思考能力时，我们又开慷慨激昂地参与结束它。但我也轻易不去谈它，那不仅仅是几个人的责任，那也许是全体的人少不更事的狂热。想想也是，四九年才翻身成为共和国主人的人们，到六六年，他的公民龄才几岁？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到今天为止，还不是常被说少不更事吗？

        但是，那年回乡，女儿说要看看我以前读书、生活过的地方，带着她走着走着，又走到溪边，不知怎么就漫漫地讲开了这个冒险的经历。讲完了，人也走离溪边。就要转身走入闹市了，我自言自语：“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女儿愣愣地看着我，也不知道她听懂了没有？我知道她在学校里也是读过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就不知老师们顺带讲过陶先生的《桃花源记》吗？人生的追求和美好的境界都隐藏在陶老先生所撰写的文字里了。她的命比我们好多了，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高中，都是在新加坡读的。没有被我们这代人打倒的孔夫子，在这遥远的海外，人们仍然尊他为孔家店的老板；为他扩建店坊，甚至还有善信千里迢迢的到这里为他传道的。但我不知道女儿是否在膜拜孔子的行列中。我只感到幸慰的是，我知道她从来也没有把哪个歌手、明星拿来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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